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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善意

2009-09-06

杂文选刊 2009年11期
关键词:登山家光华王石

王 石

不久前,在一次名为“中国梦践行者”的典礼上,主持人问我,“企业家”、“登山家”、“不行贿”三个符号,我选择哪一个。我没有选择“企业家”,也没有选择“登山家”,而是选择了“不行贿”。为什么?

作为“企业家”和“登山家”,我都还在路上;而“不行贿”作为一种行为底线,我踏踏实实地做到了。在一个企业家奉红顶商人胡雪岩为偶像的时代。我因此而成为另类。但我于心无愧,甚至可以自慰。

但是,“不行贿”本来不过是一件我可以做到的、最起码的事情,而今却成為我的标志符号,这也多多少少让我觉得荒诞。

八年前,我去云南参加一个企业家论坛,发言时讲到万科的不行贿。后来发言的一位嘉宾企业家说:“王石先生不行贿,我很佩服,但那只是个案,因为在中国不行贿,有些事就干不成,比如说我自己就行贿。”他说完这句话,台下三百多位听众报以热烈的掌声。我说我不行贿,下面没有掌声,他说他行贿,下面倒是掌声雷动,这让坐在台上的我很尴尬,也给了我很大刺激,行贿的反而成英雄了?

几年前,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我给学生讲企业伦理道德,当我讲到万科不行贿的时候,老师请我停下,问在场的二百多名学生,相信王石不行贿的请举手。结果举手的不超过三分之一,恐怕其中一些人还是出于给面子才举的手。几年后,我再一次到光华管理学院,依然是当年那位老师,把上次讲课的录像播放了一遍,然后问台下学员,相信王石不行贿的举手,这一次举手的超过一半,但也不是大部分。

我不禁疑问:为什么人们会认可行贿,觉得这是一件正常的事情,而去怀疑不行贿?

按照上面提及的那位企业家的说法。因为行贿很实用,而不行贿太理想化了,最终会“一事无成”?我偶然读到钱穆先生的一个说法:中华民族属于早慧型民族,我们很早就脱离了原始社会,过渡到理性社会。但是过早的理性过渡,民智的过早开化,碰上当初落后的农耕技术,贫瘠的生存环境,匮乏的生活物资,就会导致社会实用主义哲学大行其道。

如何衡量行贿的“实用”或“不实用”?

一些商人、企业家通过贿赂官员,获得特权或机会,确实能在短时间内赚取大量财富。问题是,一旦官员因贪污被查,往往会扯出萝卜带出泥,公司一蹶不振,甚至同样面临牢狱之灾。即使公司能幸免于难,通过这种模式,竞争力也只会越来越萎缩,很难发展壮大。

行贿受贿是形影不离的一对。如果企业员工向客户索要一块钱回扣,就会给公司带来十块钱的损失。可以想见,受贿给各类组织乃至整个社会带来多大损失。如果要以人的幸福为代价,这种“实用”无论如何都划不来!

为何行贿受贿在我们的社会会泛滥到如此程度,以致于人们竟然怀疑不行贿?哲学家卡尔-洛维特有一段话:由于人们不断被迫妥协,这种软弱扩大为一种普遍的人格特质:一种由于对善的荒废而来的罪行。

我理解为:人人心中都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现实生活中不存在内心只有光明、美好、向善而无一丝阴暗和恶意的人。但这并不能成为我们纵容恶、荒废善的理由,如果假定他人都是恶意,自己也就会展现出恶的一面,人与人之间将无法合作。社会就走向荒诞和堕落,最终秩序混乱,制度废弛。假定他人会表达善意,自己也就会尽力展现善的一面,由此建立的社会共同体,才会是一个和谐有致的格局。

我心中也有恶的一面,但我一直谨记“勿因善小而不为,勿因恶小而为之”,持有理想主义,假定他人善意,也积极向社会和他人表现善意。假定善意,不荒废我们的善——或许这就是我们“不行贿”的起点吧。

[原载2009年8月4日《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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