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洪波

我进入悉尼大学不久就在学校旁边一家新开张的7-11店找到了兼职，工作时间从晚上11点到早上7点。

上班前先参加培训，培训官告诉我们，如果在遭遇抢劫时和歹徒发生争执，甚至反抗，得到的将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批评和辞退。培训官说遭遇抢劫的概率是二十万分之一，我怎么也没想到我会成为这个庞大分母上的小小分子。

第一天上班，很舒服，没有多少顾客。晚上两点之后，就剩下我一个人清清静静地看书。

第二天上班，夜里11点，忽然4个小伙子冲进店门，手里高举垒球棒。我赶紧按照培训官的指令——双手抱头，蹲在地上。

然后就听见柜台外一片打砸抢的声音，震撼而清晰。渐渐地四周平静了下来，我拿起电话报警。警察来后听完我的描述，首先赞扬我处理得好，没有人受伤，接着给现场照相。

当警察要我估计损失时，我牢记培训官的话：不知道，让老板去估计。没过多久，老板接到电话到来，他面色沉重地向警察估计了损失的数字。因为店里所有的东西都上了保险，那个数字足以弥补今晚的所有损失后，还让老板小发一笔。

最后老板忍不住心中的喜悦，微笑着让我回家休息。今天的工资双倍。这真是一个三赢的局面，歹徒、老板、我都高兴。最后警察带我到局里登记和录口供，然后开着奔驰警车送我回家睡觉。

第三次上班，店里多了一个保安戴卫，他是7—11总部派出的保安，哪个店铺出事了，他就到哪里去上一阵子班。戴卫说如果遇上抢劫，他会更职业地帮助歹徒顺利完成抢劫。

我从没想过要去英勇一把，但又一次被形势所逼。在戴卫走后的第一天，我又一次单独上班，静静地坐在柜台里看书。

远远街道的拐角处突然传出一片人声，我想起戴卫曾对我说，有异常情况最好出门看看，于是跨出店门。我看见七八条黑影有说有笑地向我包抄过来，我心中叫苦不已!“不会吧，又抢劫!”

转眼间就有4个少年把我围在店门外，其他人则蜂拥入店“shopping”去了。我正准备微微一笑。轻松一下气氛。只听得“砰”的一声。不知是身边哪位一拳就打在了我的脸上。

满腔的怒火化为一股巨大的力量灌注到我的四肢，我一把拨开挡住我退路的两个小伙子，撒腿向最近的警察局狂奔而去。正高速狂奔间，警车的呼啸声在耳边响起。我长吐一口气，安全了。然后一切的程序跟上次一样，唯一的不同是这次我已经驾轻就熟。在局里录口供等环节上节省了不少时间。

过了两天，我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律师登的广告，是关于工伤赔偿的。反正休息，闲来无事，我于是拨通了号码去咨询，想打听一下我这种情况能赔多少钱。没想到电话那头律师听完之后马上就约我见面。

在律师史密斯的办公室里，我指着脸上那一处青紫问他这应该算是工伤吧。史密斯斜着眼看了看，婉转地告诉我这点伤值不了几个钱。接着他问我脖子疼不疼、肩疼不疼、腰酸不酸……我总是摇头。

史密斯慢慢翻看着我带来的两份警察局口供。突然，他一敲桌子：这是个大案子!史密斯跟我解释道：第一次抢劫叫hold up，持械抢劫或者叫武装抢劫，虽然我没受伤。但性质比第二次严重得多。

我与律师最终达成了共识，那就是——我脆弱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史密斯让我回家休息两周，他告诉我这段时间不用上班，保险公司会按我现在的工资每周付给我钱，直到确定我完全康复为止，因为我的工资里有保险，叫Workcover。

两周后和史密斯再次见面。史密斯又从头到脚问我一遍哪里不舒服，我还是不住摇头。史密斯突然问我味觉有没有减退或丧失。史密斯给我解释：有的人脸部受到重击或过度紧张后，会渐渐出现味觉丧失的现象。吃东西觉得平淡无味。如果这样，属于终身残疾，将会获得很大一笔赔偿。而且这种伤害到目前为止从医学上还不好判定。检查时只是让你尝各种药水，看看你的面部表情反应。如果没什么表情，那么味觉功能就有问题了。

这也太夸张了吧!我告诉他，我现在吃嘛嘛香，这个味觉嘛，我看它一时半会儿好像还消失不了。

史密斯没有办法，使出了最后的绝招：“你浑身上下没有受伤，那你的心理上总该受伤了吧!”我一想，对呀，我的心灵可真是实实在在千真万确受伤了：“以前晚上我经常约朋友出门逛街玩耍，现在我却宁愿待在家里，睡觉做梦也经常是抢劫场景……”史密斯听完了我的描述，脸上露出了笑容。

史密斯开始着手处理我的案子，申请心理医生给我治疗评估，向保险公司提出赔偿计划。安排出庭律师……

我的案子从开始到完全结束一共花了一年的时间。最后我拿出计算器一算。保险公司一共赔偿给我10万人民币。那天退庭后，我的出庭律师把我单独拉到一边，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孩子，我曾经经手过一个与你类似的案子，那是一位女学生在麦当劳打工被抢劫，要求心理赔偿。不过她没有通过工伤法告保险公司，而是通过普通法起诉麦当劳的安全措施不够完善。最后麦当劳赔给她45万澳币(合240万人民币左右)。

我微微一笑，告诉老人家我没有什么遗憾，已经很知足了，谢谢他的帮助。

(王山摘自《好日子》2009年第8期，丘玮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