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畅

这是一群怎样的奉献者?高山、森林、峡谷、沼泽，到处都有他们在挥洒汗水。沙漠干渴、雪崩路险，都未曾挡住他们前行的脚步……

这支被称为“经济建设的铁军”和“开路先锋”的队伍，就是国家测绘局第一大地测量队。历数这支队伍创造的辉煌，人们发现，从珠穆朗玛峰海拔高程8844.43米的精确测量。到填补南极的祖国测绘空白，几乎都有他们做出的重要贡献。共和国土地上的公路、桥梁、油田、码头，几乎每一项重要建设，都离不开最基础的测绘信息。而为了提供这些信息，他们付出了巨大努力、艰辛、汗水和奉献牺牲。

南湖戈壁作证

今年47岁的张朝晖对“南湖戈壁”的经历记忆犹新。1990年，他所在的测绘小组共11人走进了这个被称为“死亡戈壁”的地方。

这里到处是青黑色的石头，热得烫脚，地面温度最高时达50多摄氏度。一具具“沙漠之舟”骆驼的白骨和失灵的指南针，显示着传说中的“死亡戈壁”的严酷现实。“刚出锅的馒头，一下就能干透，每咽一口，如同往食道里塞锯末。”张朝晖说。由于嘴唇、牙龈同时出血，咬过的馒头就像一枚红色的印章。

这里处于百里风区。每个星期刮3天6级以上的大风，有一次，9级左右的大风将他们的帐篷撕成了1米左右宽的帆布条。“整个戈壁昏天黑地，尘土飞扬，我们两天两夜无法生火做饭，只能坐在沙子里，靠吃冷馒头充饥。”张朝晖回忆说。

但是，越往戈壁深处走，他惊奇地发现，一路上都能看到架设的觇标——他们熟悉的测量标志，尽管风吹日晒，它们依然还在。“是吴昭璞他们留下来的。”同伴们感叹。

吴昭璞，国家测绘局第一大地测量队的第一代测绘队员。当年，他最早率领一个测绘小组走进了南湖戈壁。一天早晨，他们发现，一个装满清水的水桶不知什么时候漏了。在这一望无际的戈壁滩里最宝贵的、维系生命的水悄悄地流尽了。

为此，吴昭璞果断命令同组队员：“你们赶快返回，我留在这里看守仪器。”

“不。”有队员表示异议，希望能够一起撤离。

“你们带着水返回的时候，我会等着你们。”吴昭璞说。

队员们撤离了，一个参与辅助测量的民工自愿留下来陪他。高温的沙漠戈壁，时间在挑战生命极限的干渴、煎熬中一点点流逝，救援人员迟迟没有到来。

吴昭璞对守候他的民工说：“你还年轻，刚刚18岁，你的生活道路还很长。就让我留下来吧，你快走。”他把望远镜交给青年民工，“拿上这个，它能帮你找到有人的地方。”

青年民工接过望远镜，依依不合地离开了。

3天以后，当救援队伍带着水桶找到吴昭璞时，马上被眼前的情景震惊了：测绘仪器上，盖着吴昭璞满是汗渍的衣服，墨水被喝干了，所有的牙膏被吃光了，年仅31岁的吴昭璞嘴里、鼻孔里满是黄沙，10个手指深深插进了沙子里，永远长眠在这片灼热的戈壁沙漠里。由于天气酷热，原本1.7米高的吴昭璞干缩成不到1米。

眼下，就在“沙漠英雄”吴昭璞献身的南湖戈壁滩上，张朝晖病倒了。由于缺钾，他感到背部麻木，腿也不灵了，抬不起来。

汽车载着他，往哈密方向疾驰。指南针失灵，就朝着夜空中的北斗方向走。路上，司机感到饥饿，就用螺丝刀顶住胃部，咬牙坚持往前走。80公里的路程，他们整整走了12个小时。

最终，张朝晖和同伴们用42天完成了南湖戈壁的测量。而在他47年的人生经历里，“南湖戈壁”成为了一段永远珍藏的记忆。

珠穆朗玛有多高

1997年7月，年仅21岁的刘西宁第一次来到了珠峰大本营。当时，他背了20多公斤的行囊，往返于海拔5800米到6300米之间。高山缺氧，水贵如油。不洗脸、不刷牙，加上强烈的紫外线照射，渐渐地，他的脸变得黑黑的。这一年他在珠峰地区待了4个月，为后来参加中国测量珠穆朗玛峰的高程进行了“热身”。

2005年，国家决定对珠穆朗玛峰的高程进行复测。刘西宁递交了申请，要求参与再测珠峰。

3月，珠峰地区冰天雪地，空气稀薄。刚刚准备开始登山探测，只见狂风大作，刚搭建的帐篷被风吹翻。就这样，刘西宁和同伴们白天工作在六七级大风里，晚上躺在零下20多摄氏度的帐篷里。在海拔6 500米的观测点上，他待了一个多月，但“几乎每天都睡不着觉”。

在东绒布观测点上，万年冰川的融化剥蚀，形成了无数座三四十米高的冰锥，晶莹剔透。置身其间，仿佛进入了水晶宫殿。但就在这样的冰塔林里，有数不清的裂缝和深沟，稍有不慎，就有葬身冰窟的危险。测绘队员张伸宁就是在这样的冰塔林里两次迷路，但最终幸运地走了出来。

这一次，他们把重力点推进到海拔7790米的高度。也是这一次，他们准确测量出了珠穆朗玛峰的新高度：8844.43米。它已刻在了珠峰大本营的花岗岩纪念碑上。

非洲在召唤

35岁的尚小琦头发花白，显得比同龄人苍老一些。

2006年，他们承担了非洲国家阿尔及利亚东西高速公路的测量任务。7月5日，他作为此次测量的“开路先锋”，飞往阿尔及利亚。

当时，测量地的反政府武装猖獗，随处可见荷枪实弹的军警。当地翻译听说他要去那里，表示“有危险”，坚持说。不去了”。

尚小琦决定自己行动。他找来地图，再次寻找进山的路。他驾驶着越野车开过了几个战乱后人们已经逃离的村庄，越往山里走，人烟越稀少。距离有站标的地点100米左右，路面开裂，车辆难行，尚小琦下车往前走。

此前，很多人告诉他，不要轻易到没有人烟的地方，战乱时期埋下了大量地雷，稍不小心，就可能雷爆身亡，危险极大。

此时，尚小琦走在小路上，路边是齐腰深的灌木，尚小琦担心随时会碰到地雷的引线。查看完这个地点，尚小琦如释重负。

3个月后，70多名测绘队员来到这里。与尚小琦一起，在非洲大陆的深山丛林、荆棘灌木和水泽泥沼中执行充满艰辛的测绘任务。

阿尔及利亚东西高速公路长927公里，尚小琦和同伴负责其中528公里的测量。烈日暴晒、蚊虫叮咬、语言不通、地况不熟，而且，战乱的阴影也凭添了几分紧张情绪，而且，经过一些布满地雷的地区，还要使用探雷器排雷。

在阿尔及利亚的最后一段时间，测量进入了“攻坚阶段”。要在10天内完成60公里复杂地段的工作。这60公里地段里，有茂密的橄榄林，还有大片的灌木丛和烂泥滩。抬着重达70公斤的水泥标石，穿行在齐腰深的灌木丛中，稍有不慎，就会被灌木刺伤。而行进在烂泥滩，也格外吃力。

陈永军，今年39岁，国家测绘局第一大地测量队副大队长，是此次阿尔及利亚东西高速公路测量任务的前线总指挥。2007年春节，他和同伴们在遥远的非洲度过。大年三十，聚在一起吃年夜饭时，举杯无语，遥想祖国，“那一刻，我们格外想家。”他说。

其实，中国的港珠澳大桥、苏通长江大桥、天津新港等重大项目，也活跃着陈永军、尚小琦等许多测绘队员的身影。在边界测量、震后监测，西部测图等重大任务上，也留下了他们的汗水。“这个测量队曾经24次进驻内蒙古荒原，28次深入西藏无人区，37次踏入新疆腹地，在高山、沼泽，荒原的徒步行进中，完成了5000多万公里的行程，相当于绕地球1200圈。”对此，国家测绘局副局长宋超智感慨万千，认为“他们为新中国立下了不朽功勋”。

(宋清清摘自2009年8月6日《中国青年报》(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