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家庆　林若红

中图分类号：I207.41文献标识码：A

[续2009年第1期]

文章编号：1002－3712(2009)02－0116－08

书中说“青州布客”的第三站是济南王舍店，第四站是“绣江县”，目的地是青州。我们只说从临清至淄川，行走路线基本上是直线，距离为200多公里。旧时以骡马为运输工具的商贩，一天的行程大都在一百里路以上。按此计算，第四日正好赶到淄川县。无论从哪个方面说，“绣江县”是章丘县的说法都不能成立。而恰恰是王村镇以及淄川县，无论怎么走，都是必由之路。

据新修《章丘县志》对“官道”的记载是：“清末，(境内)有8条大道，……主要大道有3条：章淄路，由旧章丘城经相公庄、普集、王村讫于淄川”，无论什么人，从济南至青州，或是从明水至青州，都不会偏离正确的行进方向，先向西北，绕道“绣江县(章丘绣惠)”后，再由“章淄路”折回，仍然经由王村、淄川到达青州。因此说，书中所说的“绣江县”只能是淄川县；所说的“明水”，毫无疑问的就是王村。

《传》书中还几次把“绣江”、“明水”描写为通往各处的必由之路。例如第二十五回说：“薛教授又差了一个家人薛三省要赶清明回胙城去上坟，这明水是必由之路”；第三十九回说：“宗师考完了省下，发牌要到青州，正从他绣江经过”；第五十回中描写：“秦敬宇说：‘……况我常到绣江县讨帐，明水是必由之地，阴天避雨，也是好处。”

第五十回描写的秦敬宇，是济南的商家。如果他说的这“绣江县”是章丘县(绣惠)，从济南去“绣江县”讨债，和上面的“青州布客”一样，即从济南向东北。明水镇在济南的正东，去“绣江县”根本不用经过明水。所以说“到绣江县讨帐，明水是必由之地”，不正确。如果是去“淄川县”，则必须经过“明水”——王村。同样道理，第三十九回说的：“宗师考完了省下，发牌要到青州，正从他绣江经过”，这个“绣江”也不是章丘县(绣惠)，而是淄川县。

蒲松龄在王村镇西铺毕际友家设帐教读三十余年，其间一面执教，一面著书，一面代毕氏家族以及当地百姓撰写了大量文牍。蒲松龄在《王村募修路序》中说：“王村为郡邑通衢，冠盖之往来恒于斯，商旅之负贩恒于斯，无他歧可出焉者。”蒲松龄用“郡邑通衢，……无他歧可出”来写王村，正符合了《传》中所描写的从济南“到青州，正从他绣江经过”以及从济南“到绣江县讨帐，明水是必由之地”的条件。对同一个地点在两种不同作品中的相同描写，说明了两种不同作品是同一作者的极大可能性。

我们再看其他的关于里程的描写。

《传》第六十八回：“侯道婆伙倡邪教，狄监生自控妻驴”中写：“素姐道：‘咱这里到泰安州有多少路?道婆道：‘人说有二百九十里路。这路好走，顶不上别的路二百里走。”

再看第六十九回他们行走的路线和里程：“这日尽力走了一百里，宿了济南府东关周少冈的店内”；后面第八十六回“吕厨子回家学舌，薛素姐沿路赶船”中，描写薛素姐安排行程时说：“咱今日还赶王舍店宿，明日赶炒米店”。可见六十八回、六十九回、八十六回书中描写薛素姐走的是同一条路线。所谓“济南府东关周少冈的店”，实际上就是“王舍店”。“王舍店”也是真实地名，即济南市东的王舍店镇。

《传》第二十五回中说：王舍店在“济南城东二十五里”。“章丘明水”至王舍店只有不到七十里路；而从淄川王村到王舍店，正好将近一百里路。所以说符合走一百里路“宿济南府东关周少冈的店”条件的，只能是淄川县的王村镇。

按现代地图计算，从王村镇经济南至泰山，多说也就120公里。书中说从“明水”到泰安的距离“有二百九十里路”。笔者认为《传》作者是采用了民间的习惯说法。旧时淄川县人习惯用大约来估计本地到各处的路程。蒲松龄故乡民间口头流传着三个“二百四”。即从淄川到泰安、从淄川到济南、从淄川到潍坊，路程都是二百四十里路。

据《淄川县志》记载：“邑西五十里王村店。”可见《传》作者是把“二百四”与《淄川县志》所说的“五十里”加在了一起，正好“二百九十里”。《传》作者虽然写从绣江到泰安的路程用的是：“人说有二百九十里路”，但是他明明知道实际没有这多距离，所以接下来又说“顶不上别的路二百里走”。

蒲松龄写有《登岱行》诗，证明蒲松龄登过泰山。从王村镇到泰山的路程，蒲松龄是亲自走过的。

实际上，《传》中对章丘市明水镇也有真实的描写。第三十七回“连春元论文择婿，孙兰姬爱俊招郎”中说：“明水到府不足百里，早发晚到。”写的就是西明水。据王村西铺毕氏家族的毕淑德先生介绍：旧时骑牲口从西铺赴济南，早起当天就可以赶到。有时没能早起，就得半道住下。蒲松龄有时赴济南，第一天先到西明水访友，第二天再赴济南。蒲松龄有诗《二月十五赴郡，作钝蹇行》：

雨后泥滑马蹄湿，驽骀策钝无休息。

纵之款段苦不前，驱之突兀仍跳掷。

计盼程途八十余，穷日奔波不遑食。

两股受革登如受械，老骨欲碎殆颇极!

望门投止日已昏，投鞭下马不能立。

门人顾我惫可怜，易乘聊省驱策力。

习习两袖生清风，飘飘远送华山碧。诗中说的就是蒲松龄赴济南第二天从明水起身时，正好天下雨，本来很轻松的路程，整整走了一天。从蒲松龄诗中所写的“计盼程途八十余”看，也符合从章丘明水至济南的实际里程。这种虚实结合，移花接木的表现手法，正是《传》创作构思的巧妙之处。

有研究者说：济南是蒲松龄的第二故乡。济南市齐鲁文化长廊内12尊山东历史名人雕像，其中之一就是蒲松龄。因此，蒲松龄对济南也有着浓厚的感情。从某种意义上说，《传》中的济南，就是蒲松龄生活中的济南，也是蒲松龄心目中的济南!

《传》第三十七回中写“程乐宇领着四个徒弟”到济南考试，“济南府东门里鹊华桥东，有连春元亲戚的房子，问他借了做下处。”第三十八回写他们再次到济南考试，住的地方“也还是那下处。”

蒲松龄是济南的常客，有时在济南一住就是半月二十天。他写有《稷下毕振叔斋中》、《客邸晨炊》、《夏客稷门，僦居湖楼》等诗。如《稷下毕振叔斋中》就说：

小院垂杨傍碧湍，行人浑作画图看。

迎秋坠粉莲房老，掠水风来草阁寒。

石隐何妨仍近市?鱼肥更不解投竿。

儿童久住能相识，门外赊菱供客餐。

诗中的毕振叔是蒲松龄馆东毕际有三弟际孚的儿子，他与蒲松龄有着相同的人生经历，关系十分密切。

据《淄西毕氏世谱》载：“盛钰，字振叔。公生而颖异，好学多文，弱冠游庠连三第一，乡试十有六次竟不一第。康熙己卯副榜，雍正癸卯恩贡，年七十有三，选莘县训导，未履任而卒。”《传》书中说程乐宇住的是熟人的房子；蒲松龄客居济南，住的是馆东本家毕振叔的房子，与《传》两相对照，有着惊人的相似。

《传》书中多次提到明水与绣江县城的距离，例如：“这个明水离了县里四十里路，越发成了个避世的桃源一般”、“离这绣江县四十里一个明水镇”(二十三回)；“他乡间的人，离城四十里路”(四

十二回)；“这明水镇离县治四十里路”(五十二回)；“(狄希陈)绣江县人，家住离城四十里明水镇”(八十一回)等，都没有指明明水与绣江县方位关系。

孙楷第先生在《信》中引文说：“明水镇，小说谓在县南四十里”比《传》平空多出了一个“南”字。这也是导致误解的原因之一。

在《传》第二十五回中，描写了将要赴任“青州衡府纪善”的薛教授，因下雨住在了明水狄员外开的客店里，狄员外借天留客，两人因此结为至交的故事。

书中说：“只见天气渐渐阴来，就要下雨的光景，狄员外苦留，说：‘前去二十里方是二十里铺，都是小店，歇不得轿马。再二十里方是县城。这雨即刻就下，一边挽留，一边雨果然下了。薛教授只得解下行李，等那天晴。”

上面所说的“前去二十里方是二十里铺，……再二十里方是县城”，正符合“离这绣江县四十里一个明水镇”的说法。我们已经知道“绣江县(绣惠)”在“(章丘)明水”西北，两地相距二十三里(11.5公里)路。不可能是“前去二十里方是二十里铺，……再二十里方是县城”；而且行进方向也不对。

由此分析，以“离这绣江县四十里一个明水镇”的说法来证明“绣江县”是章丘县不仅不成立，反而使人对明水镇的真实性也产生怀疑。

章丘县也确实有个叫作“二十里铺”的地名，即今章丘市党家乡二十里堡。《章丘县志》记载：“党家乡(二十里堡)，位于县境西部，明水西北15.7公里。”因为薛教授是“升了青州衡府的纪善，前来到任”。其行进方向应该是由明水向东，经由王村、淄川到达青州。而章丘市“二十里堡”在明水西北。所以说，书中的“二十里铺”，只是借用名称而已。既然书中的“二十里铺”只是借名。那么真实中的“二十里铺”在哪里呢?

据《淄川区志》记载：“馆里，淄城西。建村约于元代；早年有安、陶两姓于此地开店，名安家店、陶家馆。建村后取名馆家庄。清代称馆里。”再据“淄川区[自然地理]”资料表明：“商家镇位于淄川城西，镇政府驻馆里村，距区政府驻地10公里。”

《淄川县志》记载的“邑西五十里王村店”，可能有历史的误差。据王村镇西铺毕思论行车里程表计算，王村镇与淄川城的实际距离为22公里。王村与“馆里”相距大约“二十里”，“馆里”与淄川县相距正好是“二十里”。再明显不过，《传》书中所说的“绣江县”与“明水镇”距离，就是“淄川县”与“王村镇”的距离；“二十里铺”是淄川县“安家店、陶家馆”的化用。由此可以认定：“绣江县”就是淄川县，“明水镇”就是王村镇。

据山东省省情网资料表明：王村镇在元朝至顺元年(1330年)，因王姓立村，名王村峪。明代中期开有店铺，称王村店。清代简称王村。民国十九年设建制镇，属淄川县第六区，1958年建王村人民公社。1970年8月由淄川区划归周村区。1982年3月恢复王村镇。西距济南遥强国际机场50公里，是省道胶王路的起点。王村镇素有“淄博西大门之称”。

蒲松龄在王村镇西铺设馆，他从淄川到西铺的行走路线是：出淄川县城——经苏相桥——过焕山——经过馆里庄——走冶头村里——经史家庄——到达西铺。西铺村西北不足二里路就是王村镇东门。如果照这个距离计算，淄川县城至王村镇也就四十多里路。

蒲松龄在淄川县至王村镇的道路上每年都要走数次来回，他在《赠毕子韦仲》(五首之二)诗中就说：“马头三尺软红尘，东去西来道路频。早径山高岚似雨，浅滩风过水生鳞。”风风雨雨三十余年，东来西去，路上的每一段距离，都是亲自一步步量出来的。从蒲家庄到西铺，从淄川到济南，二百里“郡邑通衢”，每一步都印下了蒲松龄的足迹。《传》作者是不是蒲松龄，明确的答案就在这历史的足迹中。

五、结论

《醒世姻缘传》的作者出于种种原因，用了一个西周生的化名。好象是在有意隐瞒着什么，但却又在书中留下了大量的真实信息，让仔细的读者很容易就会验明正身。目前就有《醒世姻缘传》、《聊斋志异》、《聊斋俚曲》这三种体裁截然不同的文学作品，无论从故事情节或细节甚至人物构思上，都有着惊人的相似或相同之处。早就有研究者考证认定，通过《醒世姻缘传》出版年代、面世渠道以及其他很多因素表明，三种作品不可能由不同的人相互抄袭。但也有研究者把《醒世姻缘传》中所表现出来的与蒲松龄生平经历以及与《聊斋志异》、《聊斋俚曲》相吻合的情节或细节乃至思想、艺术构思视为偶然巧合。

袁世硕先生在《铸雪斋和(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见《蒲松龄研究集刊》第一辑)一文中说过：“事实是研究问题的基础”。在《传》研究问题上，我们就应该尊重事实，承认事实。

笔者杜撰了一个“偶然归纳法”：把“《醒世姻缘传》作者是蒲松龄”设为必然项A；把“情节或细节乃至艺术构思的巧合”设为偶然项X。演绎表明：当诸多的“偶然巧合”即X=A；X1=A；X2=A；X3=A……Xn=A时，那么，所归纳的A的真实性地位就是不容置疑的。

本文通过对《醒世姻缘传》中所描写的山川景物、地理方位、道路里程等分析考证以及实地考察，表明书中描写的主要环境都集中于蒲松龄在此生活了三十余年的淄博市周村区王村镇西铺村(原属淄川县)周围，诸多信息都与蒲松龄有着紧密的联系。无论从哪方面来说，最具备《醒世姻缘传》创作条件的人是蒲松龄。从而得出结论：《醒世姻缘传》所描写的“绣江县”，实际就是淄川县；而所谓“绣江县明水镇”，则是蒲松龄以原淄川县王村镇为原型，羼入了原淄川县萌水镇以及章丘县明水镇的相关信息打造而成；《醒世姻缘传》的具体写作地点就在今淄博市周村区王村镇西铺村。

附记：本文在完成过程中，蒙李先进、刘永山、王一千、毕淑德、毕思论、毕迎春诸先生协助实地考察；并蒙毕淑德先生提供有关资料。笔者深表谢意。

参考文献：

[1]孙楷第.一封考证醒世姻缘的信[A].醒世姻缘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2]山东省省情资料库[DB／OL].http：//sd.infobase.gov.cn/.

[3]西周生.醒世姻缘传[M].黄肃秋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4](清)张鸣铎，淄川县志(清乾隆四十一年)[Z].

[5]区志编纂委员会.淄川区志[z].济南：齐鲁书社，1990.

[6](清)蒲松龄.蒲松龄集[M].路大荒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7]周村萌山风景名胜区[DB／OL].http：//baike.baidu.cond/.

[8]市志编纂委员会，淄博市志[Z].北京：中华书局，1995.

[9](清)袁藩冰难[DB／OL].http：//www.zbsq.gov.cn/.

[10](清)蒲松龄.聊斋志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11](清)蒲松龄，尼姑思俗曲[DB／OL].http：//www.zbsq.gov.cn/.

[12](清)唐梦赉.志壑堂集[M].

[13]淄西毕氏世谱[Z].

(责任编辑李汉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