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家俊

上海黄浦江畔，有一座闻名于世的提篮桥监狱，曾号称远东第一大监狱，最多时曾关押过8000余名犯人。

1949年初，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即将土崩瓦解，但是，还有不少政治犯（革命人士）仍关押在监狱中。其中，有中共上海市地下党工委委员王中一、中共南方局联络员华德芳、原中共镇海县委书记虞天石、申新九厂工人杨光明以及“利群书报案”中涉及的农工民主党党员许士林、王兰亭等人。

黎明前的夜晚，显得分外黑暗。国民党反动派一方面组织力量，把黄金和战略物资运往台湾，一方面对革命人士加紧镇压和屠杀。王孝和、秦鸿君、张困斋等同志前后牺牲，关押在提篮桥监狱里的几十名革命同志也危在旦夕。

铁窗里的革命火种

提篮桥监狱早在1944年初，在中共上海市警察工作委员会(简称警委)领导下，在监狱的看守人员中就发展中共党员，建立了地下党支部。赵英盛(山东肥城人，生于1911年)是第一个地下党员，以后又发展了庞兴仁（山东泰安人）、宁奎元（河北东光人）两人为中共党员，正式成立党支部。以后不断发展壮大，到1949年初已有二十多名地下党员。他们在险恶的环境中长期隐蔽，分布于监狱的各个部门岗位，对监狱当局克扣囚粮、欺压警员、虐待囚犯等行为，开展了合法的或秘密的斗争。他们以“老乡”、“同乡”或”“同情者”的身份，为政治犯提供生活照顾。当时，赵英盛的妻子刚病故，他本人又身患肺结核，但他舍不得花钱买药，每月在其微薄的薪金中节省下钱来，资助狱中关押的政治犯，为他们带进食品和药品。有的地下党员还为政治犯送阅当时狱内禁看的《大公报》、《自由论坛报》和进步杂志。在押的革命人士，就把报上的有关革命进展和反动派溃败的消息进行摘录，写在草纸上，放在肥皂盒内，在熟识的信得过的难友中悄悄地传递。

1949年初，中共地下党组织针对敌人的垂死挣扎，准备营救关押在提篮桥监狱内的50位革命人士。中共上海局和上海市委的领导刘长胜、张承宗、张祺等，曾会同“警委”的有关人员，设想过几套营救方案：一是准备在敌人企图枪毙政治犯时，由地下党占领囚车，把车辆开到青浦游击区；二是采取里应外合的办法，组织力量对提篮桥监狱进行劫狱；三是准备绳索固定在楼顶，在看守的帮助下，让狱中被关押的革命同志抓住绳子滑下越狱。最后经过分析，考虑到提篮桥监狱地处闹市，与旧上海的警察局和警备司令部时刻保持着紧密联系，一遇风吹草动，有关部门就会增援。由于这些办法风险太大，把握很小，最后只能放弃，另辟“蹊径”。

谋划策反典狱长

情况危急，时不我待。这时，我党谋划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策反提篮桥监狱典狱长。这件事的策划人，是中共社会部在上海负责情报和策反工作的吴克坚。他是湖南平江人，早在1924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公开身份是上海正大公司经理，化名吴灿坤（解放后曾任华东局统战部部长，全国人大副秘书长等职)。

1948年时，提篮桥监狱典狱长叫孔祥霖，江苏仪征人。他为人老谋深算，眼看大势所趋，也想为自己留条后路，曾以身体不好为理由，多次打过辞职报告，是一个可以策反的对象。1949年年初，吴克坚曾派祁式潜(化名肖大成)，对孔有过几次接触。后来司法行政部批准了孔祥霖的辞职请求，对孔的策反工作就此中止。

4月25日，履新上任的代理典狱长是王慕曾，浙江新登(今属富阳)人。他皮肤白皙，身材瘦长，略带一丝书卷气。与他同时到来的，还有他的妹夫原来行医的赵伯勋、一个女秘书和一个管财务的浙江同乡。那时，南京已经解放，国民党不少官员都在“寻找退路”，可他却“反其道而行之”，其真实意图究竟是什么？

王慕曾早年毕业于浙江法政专科学校，曾出任过国民党警察局局长，陕西临潼、沔县、宁强县县长。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回乡经商，因生财无道，赋闲在家。1948年底，他通过时任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代理部长赵琛的姻亲关系，意图重新出山，为他在温州、宁波或上海等地的监狱某一份工作。当时，正好司法行政部直辖的提篮桥监狱典狱长孔祥霖多次送来辞职报告，赵琛就同意了孔的辞职，通知王慕曾接任典狱长之缺位，先挂个代理的头衔。综观王慕曾的经历，他学校毕业后，一直在国民党政界、警界任职，还参加过竞选“国大”代表。但此人不善敛财，在官场中靠山不硬，家境也不优越，有6个未成年子女，还供养一个情妇，有可供策反的有利因素。

对王慕曾的策反工作，党组织通过多方渠道展开。王任职后，为了寻找靠山，马上同上海帮会头面人物之一的杨虎(1927年曾任淞沪警备司令)往来。吴克坚就通过郭春涛(解放后曾任民革中央常委兼秘书长、全国政协委员)，同杨虎建立了联系；吴克坚再通过杨虎的关系与王慕曾建立联系。其次，吴克坚还通过民主人士王寄一做王慕曾的工作。而王慕曾也迫于当时国民党败局已定的形势，想脚踩“两条船”，既不得罪国民党，也同共产党保持一定关系。他甚至还想借助农工民主党来“迂回”接近共产党，曾提出参加农工民主党，并填了表(后来因故未批准)。

吴克坚把联系王慕曾，营救被囚革命人士的具体任务，交给了在上海进行情报策反工作的林亨元(解放后曾任最高法院办公厅副主任、香港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法学家)、祁式潜（化名徐大可）负责进行。林亨元又找到了他在福州闽江中学的同学翁正心（化名田大成），由他去提篮桥监狱直接联系王慕曾。翁正心以国民党参议员的身份去找王慕曾，言明他是中共地下党组织派来的，告诉王慕曾监狱关押着一批政治犯，希望他充分利用典狱长的身份，保护并营救他们，但没告诉他被关押人的具体姓名。王慕曾表示，愿为共产党效劳，戴罪立功。但他又退了一步，说时局多变，马上放人一下子很难办到，只有设法拖延时间，尽力争取。

“密押令”下达以后

在接触中，代理典狱长王慕曾向翁正心索取所要营救的50名同志名单。开始，翁正心吃不透王慕曾的真实意图，怕给了名单会暴露党的机密，惹出大祸，因此借故推托。几天后，王慕曾又来催要名单，并告诉翁正心，5月17日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陈大庆已经下达密令，要将提篮桥监狱关押的政治犯迅速移押舟山群岛，情况十分紧急。与此同时，隐伏在国民党上海高等法院检察处任主任书记官的中共党员王容海，也得到陈大庆要转移政治犯的绝密令。

敌人要对被关押的同志下毒手了！王容海感到事关重大，立即向上级报告。经商量，由王容海起草复写了一封警告信，寄给了检察官和法院院长等人，开展政治攻势，阻止他们下手。信中明确指出：“上海临近解放，希望你们为自己留条后路，不做危害人民的事，保证监狱政治犯的生命安全。若政治犯发生意外，则唯你们是问。”

吴克坚又果断决定，马上通过上海的“警委”取得被关押同志的名单，指示林亨元把名单交给翁正心，再由翁正心交给王慕曾。1949年5月18日，林亨元、祁式潜和翁正心三人，在提篮桥附近的一家绿叶西餐馆与王慕曾见面，共产党的干部与国民党的典狱长，展开了一场绵里藏针的搏击。林亨元等人对王慕曾反复阐述了共产党对国民党军政人员的政策，要他解除顾虑，顺应潮流，寻找一切机会，在上海解放前夕为人民做些好事，给自己留一条光明的出路。而王慕曾则告诉林亨元等人，上面(指警备司令部)已经下达了密押令，要把狱内的政治犯及一些汉奸犯解到舟山岛，在执行途中或在舟山岛上，对他们采取“特别使命”（杀害他们）。而他正以各种充足的借口拖延着，实际上是不执行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命令，尽力保护狱中政治犯的人身安全。同时，王慕曾也直截了当地提出，共产党占领上海后，他和他的情妇、亲信的人身安全必须要有保障，决不能有事有人，无事无人。林亨元等当场表态，一定做到，请典狱长放心。

现场摸底初次交锋

5月18日，王慕曾派其在提篮桥监狱当卫生课课长的妹夫赵伯勋，到关押政治犯的“和”字监，以检查卫生为名进行摸底，并先对狱中的生活条件做一些改善。王慕曾也亲自到监房询问政治犯案情，表示尽力设法保释。5月20日，王又把政治犯从“和”字监调到条件稍好的感化院，关押在二楼，并在伙食、开封、放封、收封、活动范围等方面尽量从优对待，体现人道。

政治犯移押到感化院后，王慕曾和卫生课长又一起到监房点名。点名的方法也很特别，他们每叫到一个犯人的名字，就十分温和地叫他站起来，仔细打量一番，对有的犯人还要问上几句话。这样，王慕曾对政治犯，特别是林亨元、翁正心指名要保护的王中一等人，心中有了数。

这时，王慕曾虽已和林亨元、翁正心达成口头协议，但对上海解放后，是否能确保自己身家性命的安全还心有疑虑。于是，王慕曾想在林亨元、翁正心指名要保护的几十名政治犯面前表现一下自己。5月23日，王慕曾通过卫生课长赵伯勋，把50名政治犯中的主要成员王中一、虞天石、王明远等，请到他的办公室拉家常，了解有关情况。王慕曾说，“不打不相识”，想不到我们在监狱里成了朋友。现在，我是堂堂的典狱长，你们几位都是在押的，甚至是危在旦夕的犯人；也许几天以后乾坤颠倒，我们之间的身份将有一个巨大变化。希望你们不要忘记短短几天的“危难之交”，不要遗忘监狱里的特殊缘分。将来你们出头后，也让我有口饭吃。并要他们留下出狱后的通信地址、联系电话，今后保持联系。

5月24、25日，就在解放上海的前夕，王慕曾再一次不顾典狱长的身份，又把王中一、虞天石等人请到办公室，做了再一次表白。王慕曾甚至要王中一为他出具书面证明。

武装护监控制监狱

1949年5月24日黎明，人民解放军对上海市区发动总攻，迅速进入市区西南部。守城的国民党还在做垂死挣扎。为了防止敌人加害被囚禁的政治犯，监狱地下党根据“警委”的部署，开展武装护监斗争。(中共社会部吴克坚策反王慕曾的情况，监狱地下党不清楚，两者分属两个系统，没有组织上的隶属关系和联络关系。)

24日早晨，监狱地下党支部书记赵英盛，把二十多名地下党员和若干名外围积极分子组织起来，对他们作了分工布置。上午8时左右，赵英盛首先派地下党员翟云龙控制电话间。电话间有一台电话总机，是监狱对外联系的窗口。从当天起为保证信息畅通，防止坏人告密，电话只允许打入，没有赵英盛的批准，一律不准打出。为此，翟云龙等人坚守电话间三天三夜。

赵英盛又布置张宝善等人负责监狱警卫课，掌握钥匙间各监房的钥匙。然后派宁奎元、尹志超、何景祥等人来到枪库，赵英盛把事先准备好的红布条，发给每位参加行动的同志，并命令枪库管理人员打开枪库，拿出枪支分发给护监人员。当日，监狱大门紧闭，禁止一切人员和车辆进出。护监人员左臂缠上红布条，佩枪在狱内各自岗位上武装巡逻警戒，严防外面敌人冲入监狱杀害或押解政治犯，同时也防止狱内敌人暗中破坏。地下党支部的这些活动，代理典狱长王慕曾表示默许，不加干涉，因此武装护监工作进展顺利。这时，关押政治犯的各小监房已不上锁，他们可以在监楼的范围内自由活动。他们甚至在监楼的楼顶上眺望上海的战局，听到解放军进攻的枪炮声，便扭起秧歌舞，唱起“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盼望着新上海的黎明。

5月25日，上海苏州河南岸已经解放。林亨元亲自打电话给代理典狱长王慕曾，要他赶快释放政治犯。王慕曾说，外面还有枪声，放出去恐怕不安全。林亨元不放心，提出叫王中一来接电话，王慕曾即把王中一叫去听电话。王中一告诉林亨元，现在没有问题，我们这些人现在都已恢复自由，但现在不能出去，恐怕中流弹反而不安全。王慕曾再次表示，要林亨元尽管放心，一定保护好这些人员的安全。

迎送出狱奔向光明

1949年5月27日，上海全部解放。次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上海市委和军事管制委员会的领导，对尚未释放出狱的同志十分关心。陈毅提出立即释放，刘长胜指定上海市委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张祺去领出，张承宗通知“警委”系统的苗雁群陪同张祺一起去监狱。

5月28日上午，上海军管会法院接管处第三组——监狱接管组，由接收专员毛荣光率领，进驻提篮桥监狱，正式宣布接管，29日清晨，张祺和苗雁群也赶到监狱，会见了王中一，传达了华东局的指示。最后确定45名中共党员当天释放，另有许士林等5人系农工民主党成员，需取得他们的市级组织证明后再释放。

5月29日上午，监狱里召开了“慰问与欢送政治犯恢复自由大会”，张祺、叶炎芳、毛荣光等人都参加大会并讲了话。王中一代表45位出狱同志发言，张祺带来全国工人慰问金300块银元，分发每人6块。大会结束后吃了午饭，又进行理发、修脸、洗澡等出狱准备工作。下午2时左右，王中一等45人举着用自己的被单和席子制作的上面写着“跟共产党走”的横幅和旗帜，列队步行走出监狱大门，与等候在长阳路上的各界群众和亲属会面。然后，在一片欢呼声和口号声中与欢迎代表偕同亲友，分乘七辆大客车到市区游行，至静安寺结束。上海有家的各自回家，上海无家的由组织临时安排，在西藏路一家旅馆住宿。

两天后，农工民主党的许士林等五位同志第二批出狱，监狱当天也组织了慰问和欢送大会。1949年5月31日，新创刊的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刊发了《军管会接收伪上海监狱，被迫害的“政治犯”当即获释》和《受难的兄弟自由了》两篇报道，这是上海解放以后，新闻单位对上海监狱系统的首次报道。

隆重热烈重新出狱

数天以后，张祺向市委汇报迎接被捕同志出狱工作的情况。上海市军管会主任、市长陈毅听后，非常重视此项工作的重大政治意义，他强调：这些同志都是被国民党反动派抓进监牢的，现在我们把他们解放出来，不能这样无声无息、默默无闻，而要敲锣打鼓放鞭炮，对这件事要好好做文章，搞得有声有色、热热闹闹。

后来，张祺等人又把出狱的大部分同志找回来，重新在提篮桥监狱集合。组织上海各界人士代表，在监狱大门口敲锣打鼓，燃放鞭炮。当时正值苏联电影代表团访问上海，他们现场拍摄了这些历史场景。后来这些珍贵的内容，被编入新中国第一部历史纪录片《解放了的新中国》中。此后，张祺同志在他的革命回忆录里，也专门书写了当时迎接革命同志出狱的资料。

这50名革命同志出狱后，多数人回原工作单位，还有一部分由组织上另行分配工作，也有少数人回乡务农。解放后，王中一历任上海沪东区、杨树浦区区委书记，上海电力工业局副局长、党委书记等职。虞天石历任最高人民法院华东分院研究室主任，上海市人民法院庭长等职。许士林历任上海市人大第1—5届人民代表、市政协1—7届委员、市政协2—5届副秘书长、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员等职。旧提篮桥监狱代理典狱长王慕曾，解放初期被上海政法机关留用，安排在上海市人民法院担任公设辩护人(律师)。■

编辑：韩铁马hjcfy@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