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汉杰

乌，又称“鸦”(也写作“鹅”，“璐鸣哑哑，故谓之鹅”《禽经》)，全称“乌鸦”，俗呼“老鸹”。飞入古人视野的乌鸦，有着纯黑的形体、大大的嘴巴、“哑哑”的鸣叫等外部特征，并有鸦占之能、反哺之孝、神鸟之灵等内在属性。一只普通的乌鸦何以承载着如此多的文化信息?答日：人类涂鸦使然。

鸦占

民间有俗谚“乌鸦头上过，无灾必有祸”，“老鸹叫，祸事到”，认为闻鸦声甚或见鸦形则不祥。这种以乌鸦鸣叫、飞行或出没来判断人事吉凶的活动，叫鸦占。鸦占之俗可追久远。早在《诗经》时代，就显鸦占痕迹。《诗经·小雅·正月》中有“哀我人斯，于何从禄?瞻乌爱止，于谁之屋?”乌鸦知道谁家富裕就会飞落到谁家的屋顶，这显系吉兆。其后以鸦鸣断吉凶的信仰一脉相承了下来，并衍生出了一整套相对完备的操作手段。《阴阳局鸦经》是一部鸦占经书，据传为汉代东方朔所作。宋代洪迈《容斋随笔·续笔·乌鹊占》曾提及此书的鸦占操作：“大略吉凡占鸟之鸣，先数其声，然后定其方位。假如甲日一声，即是甲声，第二声为乙声。以十干数之，乃辨其急缓，以定吉凶。”

既为鸦占，就有吉凶。而乌鸦兆凶、兆吉的记述在历史上也曾杂陈出现。

鸦鸣兆凶。汉代焦延寿《易林·卷一·坤之蒙》：“城上有乌，自名破家。招呼鸩毒，为国患灾。”乌鸦的鸣叫似有家败之意，显系凶兆。明人田艺衡《留青日札·卷三一》曾记有这样一个小故事：相传春秋时期，鲁国有个公冶长，懂鸟语，家道贫寒。某天有老鸦飞临他家，叫道：“公冶长，公冶长，南山有只大绵羊，你吃肉，我吃肠”。公冶长循乌鸦所述，果然得到一只绵羊，烹煮而食。后失主追踪而至，诬公冶长偷羊，讼之鲁君，鲁君不信鸟语，遂将公冶长逮捕入狱。鸦鸣兆吉。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中曾言：“乌鸣地上无好音。人临行，乌鸣而前行，多喜。此旧占所不载。”意思是说，人们只知道乌鸦叫无好事，但却没有记录人临出发时，如果有乌鸦在前呜叫导引多有喜事的兆象。同是唐朝，诗人张籍曾作《乌夜啼引》诗，诗的引言中曾说：“李勉《琴说》日：《乌夜啼》者，何晏之女所造也。初，晏系狱，有二乌止于舍上。女日：‘乌有喜声，父必免。遂撰此操”。何晏之女听出了乌鸦的叫声中有喜色，作出了其父必被释放的判断。在我国南方吴地，民众也有以乌鸦起兴之歌：“老鸦哑哑叫，爹爹赚元宝，姆妈添弟弟，哥哥讨嫂嫂，姊姊坐花轿”。歌以“老鸦”起兴，其后尽显美好，此处老鸦所兆显系喜事。

对于乌鸦既兆吉又兆凶的现象，三国魏人张揖《广雅》曾有解释：“古有《鸦经》占吉凶，南人喜鹊恶鸦，北人反之，师旷以白项者为不祥”。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也从《广雅》说：“北人喜鸦恶鹊，南人喜鹊恶鸦。”中国地域广阔，民族众多，民族、区域文化差异极大，由此出现一地喜鸦、另一地恶鸦这一解释应该合乎情理。而为什么南人恶鸦，又为什么北人喜鸦呢?现代人曾有解读：南人之所以恶鸦，其一，乌鸦杂食，嗜食死物，由因而果，形成鸦鸣兆凶的观念；其二，乌鸦兆凶的现实依据则是乌鸦啄食粮食，为人类所厌恶。北人之所以喜鸦，是因为北人受游牧文化影响较大，而游牧文化受乌鸦影响较小等等。此说多系探究之言，有待进一步印证。

应该说鸦占之俗源起于古人对未知世界的探索，把两件表面相似而实则毫无关系的事物联系在一起，认定其中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以揭示人与物之间神秘的互渗关系。而在其后的历史延续中，这种假设的因果关系被人为地夸大化了。

孝鸟

乌鸦除了能兆吉凶外，还有孝鸟一说。《说文》曾说乌鸦“孝鸟也”。此后，历代文人骚客多有渲染。唐诗人白居易有《慈乌夜啼》诗，诗以乌鸦反哺为题，针砭世态：“慈乌失其母，哑哑吐哀音。昼夜不飞去，经年守故林。夜夜夜半啼，闻者为沾襟。声中如告诉，未尽反哺心。百鸟岂无母，尔独哀怨深。应是母慈重，使尔悲不任。昔有吴起者，母殁丧不临。嗟哉斯徒辈，其心不如禽。慈乌复慈乌，鸟中之曾参”。明人张居正《谢准假归葬疏》中说：“顾臣昔者急切求归，只欲遂乌鸟思亲之念。”

按古人的理解，乌有4种，并非所有的乌鸦都反哺，只是乌鸦之一种慈乌才有反哺之孝。“小而纯黑，小嘴反哺者，慈乌也；似慈鸟而大嘴，腹下白，不反哺者，鸦乌也。”另外两种燕乌、山乌是否反哺李时珍并未明说。李时珍所著《本草纲目·禽·慈乌》中记载：“此乌初生，母哺六十日，长则反哺六十日，可谓慈孝矣。”慈鸟之所以孝，是因为它在初出生时承母鸦哺育60天，等到母鸦老了，不能觅食了，慈乌则反哺母鸦60天。如此精准的计算，尽显人造痕迹。

乌鸦是否真如古人所言“母哺六十日”、“反哺六十日”，因为没有科学的依据所以很难断定。但乌鸦之所以成为中国文化中的孝鸟，学者张永言给出了这样的解释：乌鸦因羽毛黑，最早本叫“兹乌”。“兹”由两个“玄”字组成，“玄”是黑色，“兹”也有黑色义。后来“兹”的黑色义渐被弃用。儒家学说宣传人伦之孝，便把口语中的“兹乌”写成“慈乌”，又把“慈”解释成“孝”义，于是产生了所谓“反哺”的说法，因为这一说法契合了古人重孝的心理，便衍生开来了。

神鸟

除了鸦占之能、反哺之孝外，在我国许多民族的历史信仰中，乌鸦还有神鸟一说。敦煌曾出土吐藿乌鸦占经卷，其序言记述：“乌鸦系人的怙主，传递仙人神旨。藏北系牦牛之乡，于该地之中央，它传递神旨，翱翔飞忙。八面上方共九方，喔咚婉呜三声，速将多玛供上。乌鸦若全部吃光，即为神仙将供品用享。乌鸦所鸣叫均是前兆。……咙咙表吉祥，嗒嗒表无恙，咂咂表事急，啤啤表财旺，依乌依乌危难降”。历史上藏族曾实行天葬，乌鸦是吃食腐尸的鸟类之一，尸体被乌鸦吃净则表示灵魂尽数升天。因此，藏族先民奉乌鸦为神鸟。

西部吐蕃如此，东部满族历史上也曾把乌鸦奉为报喜神和保护神。据传，清太祖努尔哈赤发迹之初，曾遭明军追杀，情急之下，隐身于一条壕沟之内，一群乌鸦旋即飞来遮掩其身，使其得以幸免，始有“乌鸦救祖”之说。其后，据说清太宗皇太极也曾得到过乌鸦的救助，因此号令族人不许伤及乌鸦，并在沈阳清宁宫前设立“索伦杆”以行祭祀。杆有丈余高，项部有一碗状物，专门放置谷物碎肉祭祀乌鸦。清顺治帝入关后，在北京故宫前仍立“索伦杆”，延续了对乌鸦的崇拜。

在道教名山武当山，也奉乌鸦为神鸟，并建乌鸦庙，供人祭祀。武当山有乌鸦岭，岭上多有成群乌鸦栖息。进山的游客随身携带一些食品，每至此处，将食品抛向空中，乌鸦即在空中接食，此即“乌鸦接食”，为“武当八景”之一。

汉语有“涂鸦”一词，早见唐人卢仝《示添丁》诗：“忽来案上翻墨汁，涂抹诗书如老鸦”。后以“涂鸦”比喻书法拙劣或胡乱写作(多用作谦辞)。把“涂鸦”一词移用于中国文化中乌鸦信仰的成形过程是再形象不过了。真所谓：兆吉兆凶全凭人断，是孝是神皆由他言。乌鸦身上诸多信仰的叠加其实是人类自身信仰的矛盾体现罢了。(文章代码：1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