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荻晔

他选择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只是爱好甚至是被迫无奈，没指望这些生僻语言让自己身居泰斗、名称大师和“感动中国”。

他信手就得了北大清华两份offer；自清华西洋文学系毕业时，他的德语也保持了四年全优的佳绩。

他的大学四年和如今的年轻人差不多：翘课、打牌、腹诽同学、臧否老师、拼凑论文，平时大睡其觉，考前急抱佛脚，去看女子篮球比赛“只是去看大腿”，临毕业开始打算“要不择手段去抢一只饭碗”。

他不喜欢上那几门专业课，只是因为老师态度敷衍，并无实学或者不授实学。这位求知欲旺盛的学生屡在系外选修、旁听，听过了历史系陈寅恪的《佛经翻译文学》，他甚至联合几个同学同去请求陈加开一门梵文课。

陈没有应允，但他求学的热望清楚可见。

更清楚可见的是，他肩上的重负，已使他不能继续求学路。他出生于宣统三年，虽然历“五四”，沐西风，但是他无法成为现代意义上的个人：一出生，他的位置，就是在族谱上既定的。作为季家的单传一脉，他的价值被框定为光耀门楣、开枝散叶。前者让他的命运从清平县的放牛娃转向清华园的高才生；而后者使他18岁时就有一名绑定的妻子：一名门当户对、小学学历、年长四岁的传统女性。

于是学西洋文学的他，毕业回家当中学教员，教国文，因为他读书时曾发表过散文。

但一年后，他抓住了一个机会，这使他的命运转变。他仍旧恪守家族对他的要求，同时收获了自己的意义。

走出迷惘

那年季羡林24岁，因为在大学时德语成绩优异，得了个为期两年的清华与德国学术交换处交换研究生的名额。他自己一直很想出国，当年选择清华、选择西洋文学系，也有留学便利的考虑。但当时叔叔失业，季羡林的那份尚为可观的教俸已是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交换生不比公派留学待遇优渥，每月只得区区食宿费，路费置装还得自理，他自己也略有踌躇。出乎意料的是，全家倒是非常支持的：倒不见得是考虑他镀金归来能找个更好的工作，可能还是是对光耀门楣的天真信仰之故。

但是到德国半年，他的迷惘依然挥之不去。

刚到德国时，季羡林在柏林大学学了一个多月的语言，老师是极好的外语老师，季羡林以“神妙”来形容。但是在柏林的中国留学生们，却让他产生了“没有看到一个像样的‘人”的感觉。对这一群体的不学无术、骄奢淫逸且反以为荣，季羡林深恶痛绝，只与乔冠华交好。

学习结束后，季羡林的去处将由德国学术交换处分配。开始为他安排的是东普鲁士的哥尼斯堡大学，当时的季羡林，除了模糊的“学习古代语言”的想法，并没有明确的专业方向，他不想去的原因，只是地方偏僻，人地生疏。最后他被调整到了哥廷根大学。

他按照朋友建议选择了希腊文和拉丁文，因为这是国家所需要的。后来又经人建议，觉得两年时间太短，专修了希腊文一门。但学习希腊文的一学期里，季羡林并没有体验到学习的愉快，反而一直被痛苦纠缠。这与他自己的心绪有关，也与老师的授课方式有关。

为寻找真正的兴趣，他自学了一阵拉丁文，甚至打算自学古埃及文，而一名中国学生送他的梵文教程，又将他在国内一度产生的兴趣重新唤起。只是开始，季羡林还没将梵文看作他的命中注定，只是将其作为自己当时的混乱状态里的又一次心血来潮。他当时无法确定，梵文对他来说，会不会又是第二门希腊文。

直到该年年底、次年年初，这个24岁的年轻人，终于走出了他的迷惘期：他发誓不再生变，决意学梵文。

心向梵文

“在德国能把想学的几种文字学好，也就不虚此行了，尤其是Sanskrit，回国后再想学，不但没有那样的机会，也没有那样的人。”

这是季羡林1935年12月16日的日记。Sanskrit是古印度贵族所使用的语言，也成了许多印度典籍所使用的书面语，其字面意思，指的是经过整理、修饰的文字，与“文言”有些相似。称之为梵文，是因为在印度传说中，文字为印度教主神梵天所创，玄奘《大唐西域记》有言：“详其文字，梵天所制”。故有此说。

随着东汉印度佛教传入中国，梵文作为佛经的载体也随之进入。佛经翻译在唐朝到达了高峰，也出了一些“研究成果”，如义净有《梵语千字文》一书，是视为一部简单中梵双语词典，列举了诸如天、地、日、月的近千个常用梵字，旁以汉字对音，下注中文。四个中文字组成一句话，故称千字文。使用方法则是诵记，并没有提及梵文中变化多端的语法，但是对其效果颇有信心，其序有言：“不同旧《千字文》，若兼悉昙章读梵本，一两年间，即堪翻译矣。”

悉昙即指原始藏经文中的梵文字母，而文法及语义，则以梵文或梵语指称。从义净序中就可看出，后者在中国古代的梵文研究中基本无甚地位。王维有诗标题即为《苑舍人能书梵字兼达梵音，皆曲尽其妙，戏为之赠》，可见时人的梵文水平，若是会写和能念兼得倒还是件值得说说的事情。

但是在季羡林学梵文的时期，情势已大为不同。中国自宋以降，梵语翻译、研究已日渐衰微，至明时，虽然还有专人学习梵文，但“其所习番文止真实名名经，不可通于文移往来”，已经无法在实际中使用了。

但季羡林说到“没有那样的人”，倒也不尽然。他在清华读书的时候，北大就有一位钢和泰教授，专授梵文、印度宗教哲学史和古印度史，并在北大成立了中印学院。钢氏为爱沙尼亚贵族出身，在柏林大学学梵文和古典文学。一战期间他来到中国研究藏文蒙文典籍，却因为十月革命家业收归国有，不得不就此流落中国，在北大求了个教职谋生。陈寅恪当时也常与其一同研究梵典。只是钢和泰1937年去世，而季羡林最后到1946年才在辗转回国，要是在这个意义上，才真是“没有那样的人”了。

龙门一跃

哥廷根大学的梵文研究自有其优势：历史悠久、名师荟萃、典藏丰富。19世纪末，弗朗茨·基尔霍恩(FranzKielhorn)成为哥廷根大学第一任梵文教授，在他过世后，继任人海尔曼·奥尔登堡(HermannOldenberg)教授将其的珍贵藏书多数捐给梵文研究所。奥尔登堡退休后，由同时掌握吐火鲁文的西格教授执掌教坛，而季羡林到德国的1935年，适逢西格教授退休，年轻的瓦尔德施米特接任。

瓦尔德施米特师从柏林大学的梵学大师海因里希·吕德斯(HeinrichLüders)，而陈寅恪当年，也在吕德斯门下学习梵文。再追溯起来，吕德斯本身也是哥廷根大学毕业，他的老师即基尔霍恩。

在众多学人当中，季羡林自言最服膺这位太老师：“他的书，我只要能得到，就一定仔细阅读。他的论文集PhilologicaIndica是一部很大的书，我从头到尾仔细读过一遍，有的文章读过多遍。像这样研究印度古代语言、宗教、文学、碑铭等的对一般人来说都是极为枯燥、深奥的文章，应该说是最乏味的东西。喜欢读这样文章的人恐怕极少极少，然而我却情有独钟：我最爱读中外两位大学者的文章，中国是陈寅恪先生，西方就是Lüders先生。”

季羡林自第二学期始，就改选了梵文和巴利文。巴利文与梵语属同一语系，可看作古代印度的一种方言，南传(如锡兰、缅甸、泰国)的佛典以此书写。当时选这门课的学生，仅他一人。瓦尔德施米特一周给他上两次课，一次两小时。与第一堂希腊文课带给他的焦躁不安相应的，第一堂梵文课却直接带给他“舒服”的感受，没有觉得压力，尽管梵文的字母学习远不能比英文的简明，但他却也还有信心，“满以为就这样舒服下去的。”

但第二堂课开始，教授不像开始时的循序渐进，没有讲解发音、语法规律，直接就让读梵文典籍中的句子，“字母有些还面生可疑。语法概念更是一点也没有：读得结结巴巴，译得莫名其妙。”

周作人讲过自己学习梵文的感受：“教师开始在洋纸上画出字母来，再教发音，我们都一个个照样描下来，一面念着，可是字形难记，音也难学，字数又多，简直有点弄不清楚。……这梵文班大约我只去了两次，因为觉得太难，恐怕不能学成，所以就早中止了。”

季羡林花大量时间在课后学习上，每次课的准备都要花上一两天的时间。梵文课一学期不过80课时，但季羡林通过课外的工夫，在一学期内，读完了教科书，掌握了这门“恐怕是语法变化最复杂、最繁琐，词汇量最大的语言”的全部语法，还完成了几百句练习。

梵文资料室内有基尔霍恩留下的珍贵材料，以及世界各地的著名梵学家寄给奥尔登堡的专著与论文，这对季羡林来说，是一个莫大的宝库。除了休息日，他每天晨起暮归，把时间都消耗在这里。

第三学期开始，有另两位学生加入学梵文的行列。其实一名历史系的德国“老学生”，季羡林初对他颇有敬意，但后来发现他虽然掌握多种语言，但在梵文的学习上仍颇为吃力，“始终没能征服梵文，用我的话来说，就是，他没有跳过龙门。”

跳龙门是季羡林常用的一个比喻，学外语的人是鲤鱼，但只有天资肯努力的鲤鱼，经过艰苦努力，不耍花招，不找捷径，才能跳过龙门，成为外语的主人。而不肯努力，不肯钻研，就算在龙门下游上一百年，也仍然是一条鲤鱼，无法掌握语言。

而他最后跳过去了，如他的描述，并不容易。

习得吐火罗文

按照原计划，季羡林在德国应该只待两年，1937年就该回国。他自己的解释为：“国内‘七七事变爆发，不久我的家乡山东济南就被日军占领，我断了退路。”

交换期满后，原有的伙食补贴也将取消，幸好哥廷根大学的汉学院给了季羡林一份汉学讲师的工作，支持他最后完成博士学位。

第六学期的时候，瓦尔德施米特已为季羡林定下博士论文题：佛典《大事》偈陀部分的动词变化。但二战开始，瓦尔德施米特被征兵入伍，代替他来给季羡林上课的，则是已经退休的西格教授。

第一次上课时，西格就表示，要把毕生最专长的学问，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季羡林，其中就包括吐火罗文。

季羡林并没有想过要学习这门语言。他学习梵语同时，需要兼顾论文，以及博士课程的另两门副修课的学习，还要在汉学院授课，“自己的摊子已经够摊得够大了，决不能再扩大了。”

西格的想法一经提出，毫无余地可回旋，即刻就去安排时间准备上课。面对老人的赤诚，季羡林无法拒绝，机缘巧合地成了吐火罗文的唯一一个中国传人。

吐火罗文文献基本以佛教内容为主题，主要产生在6～8世纪，集中在塔里木河流域，即现在的新疆中南部地区，对研究印欧语系语言关系、印欧人起源问题有相当的价值。但相关材料较少，季羡林自己都说“始终没有把吐火罗文当做主业，它只是我的副业，中间还由于种种原因我几乎有30年没有搞，只是由于另外一个偶然性我才又重理旧业”。

偶然性指的是1974年新疆出土的吐火罗语《弥勒会见记》残卷，80年代由季羡林开始翻译。功夫一搁30年，而使用起来却还趁手，季老的扎实可见一斑。

但季羡林一直没有开设吐火罗文的课程，季羡林的1979级研究生，中国社科院亚太所研究员葛维钧表示，恐怕是考虑到相关出土文献太少的关系：“可研究材料太少，学了之后也会没活干。它不像梵文、巴利文材料比较多，并且研究古代印度也离不开。”

但西克当时教吐火罗文的方法，却被季羡林传下去了。按照季羡林的界定，这是一种德国的方法，学梵文时，至少有一堂字母课，但西克教吐火罗文，直接就从《福力太子因缘经》原文开始。“教语言比如教游泳，把学生带到游泳池旁，把他往水里一推，不是学会游泳，就是淹死，后者的可能是微乎其微的。”

归国：新的开始

季羡林的博士论文获得很高评价，按照他自己的表述是，“当时颇引起了一点轰动”。一位著名的比较语言学家，认为季羡林对动词语尾-matha的发现，可以印证在古希腊文中，“这种偶合对印欧语系比较语言学有突破性的意义。”

葛维钧认为：“在西方学术传统中，通常题目不会做得很大，从一个小口切入，但是开掘很深，基本上得做到在既有研究条件下，后来者没办法再做下去的程度。”但季羡林在德国的收获，不只这一篇“最优等”的论文，主系的印度和副系的斯拉夫语言学和英国语言学，他全优通过。斯拉夫语言学里，他又学了俄语和南斯拉夫语两种语言，加上学了一学期的希腊文，选的阿拉伯文课，与自学的拉丁文，再有就是煞费苦劲学成的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他在留学过程中，至少学习了八九门语言。“学语言得有天赋，但是也得下苦工夫，像季先生这样，就是绝顶聪明的人，下了绝顶苦功。世界上优秀语言学家皆如是。”葛维钧如此评价。但是季羡林掌握的总共18门语言，按葛维钧的说法，程度也各有区别：“基本都是能用的，但是程度有所不同。像法语，我知道他是能看的，梵文之类的则是工作语言了，英文和德文都相当好。原来我们在北大开会，几个外国人找错了房间，打扰了我们致歉说：‘这是个误会。季先生马上接过去：‘是个愉快的误会。反应非常之快。”1941年，季羡林无法回到祖国，继续留在了哥廷根。他成为专职教员，有课的时候就去汉学院，其余的时候，也如以前一样，整天待在梵文研究所里作研究。他将这段时间，看作毕生学术活动的黄金时期：“在博士后的五年内，我写了几篇相当长的论文，刊登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上，自谓每一篇都有新的创见，直到今天，已经过了将近半个世纪，还不断有人引用。”对这座小城和这所大学，季羡林十年来已寄予了相当深厚的感情，这不仅仅是在日常相处中所培养出来的，更因为这里，是他由一个心存迷惘的青年，看清了前路，找到了意义，获得了安生立命之所在的地方，他为此心存感念。1945年10月，季羡林离开了哥廷根，辗转瑞士，中转法国，自马赛坐船，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抵达西贡，辗转再由香港到了上海，回到祖国的时候，已是1946年5月。同年秋季羡林返京，北大按规定将他聘为副教授，一周后，直接提为正教授，并任文学院东方语言文学系的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