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德弟

梁武帝萧衍(464-549)在位48年(502～549年)，寿龄86岁，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在位久、享高寿的帝王之一。他不仅是位皇帝，同时还是个大学者和诗人。少年至青年，他受过良好教育；执政后，依然热衷学术文化研究。他涉猎甚广，精通经学、史学、佛学、诗赋，对风靡魏晋的玄学、道学亦较通晓。除此之外，他在军事、医学、书法、音律、棋艺、骑射等领域也造诣颇深，甚至对阴阳卜筮也有研究。他一生酷爱学习，藏书丰富，笔耕不辍，著述等身，其才艺在历代帝王中是罕有匹敌的。

梁武帝少年向儒，《金楼子·兴王篇》云其“始在髫发，便爱琴书，容止进退，自然合礼”。他青年师从儒宗刘谳，为儒雅之士；而立之年，即为名彦。《梁书》本纪记其在南齐时，雅爱才俊的竞陵王萧子良开西邸学馆，招纳硕学，研讨学术；梁武帝则以文士身份和另外七人“并游焉，号日八友”，其中包括当时著名学者沈约、谢朓、范云、任昉等人。他为帝后自称：“朕本自诸生，弱龄有志，闭户自精，开卷独得。九流《七略》，颇常观览；六艺百家，庶非墙面。虽一日万机，早朝晏罢，听览之暇，三馀靡失。”此乃实话。

梁武帝对经学颇有研究。据《梁书》、《南史》本纪和《隋书·经籍志》记载，他所著经书有《周易大义》21卷，《周易讲疏》35卷，《周易系辞义疏》1卷及《六十四卦》、二《系》、《文言》、《序卦》等义，《尚书大义》20卷，《毛诗发题序义》1卷，《毛诗大义》11卷，《礼记大义》10卷，《中庸讲疏》1卷，《制旨革牲大义》3卷，《乐社大义》10卷，《乐论》3卷，《钟律纬》6卷，《孝经义疏》18卷，《孔子正言》20卷，《金策》30卷和《春秋答问》等，凡200余卷。另外，梁朝建立初期，他亲自参预修订了按照儒家体系构建的国家各种礼仪制度，即所谓的“兴文学，修郊祀，治五礼，定六律”、“改斗历，正权衡”。在此期间，每有疑惑纷争，他都能引经据典，亲自裁决，说明他在礼学方面修养甚高。天监四年(505)，太学成立。他数幸之，亲授经义，射策生徒，凡明经者，即行奖擢。时或闻某人研经有长，他辄召入宫，亲自测试。《梁书·贺琛传》载：琛尤精《三礼》，“高祖闻其学术，召见文德殿，与语悦之。”又《陈书·岑之敬传》载：之敬年十六，策《春秋左氏》、制旨《孝经》义，擢为高第。梁武帝“因召入面试，令之敬升讲座，敕中书舍人朱异执《孝经》，唱《士孝章》，武帝亲自论难。之敬剖释纵横，应对如响，左右莫不嗟服。”他还常于宫中向左右文臣及特邀硕儒，阐释自己所悟经书要义。《陈书·张讥传》载：“梁武帝尝于文德殿释《乾》、《坤·文言》，讥与陈郡袁宪等预焉。”受时风影响，他所研经学，已被玄化；在其经学论著中，包含许多玄学内容。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八“六朝清谈之习”条有云：“至梁武帝始崇尚经学，儒术由之稍振，然谈义之习已成，所谓经学者，亦皆以为谈辩之资。”可见，梁武帝经学、玄学皆通达。(他除著《周易讲疏》外，还有《老子讲疏》，“三玄”已有二。)正是在梁武帝尊经重儒倡导下，已式微的经学在梁朝才得以重振。

中国古代帝王皆重历史，梁武帝也不例外。他不仅“博通前载”，而且注意借鉴资治。在他撰写的赞序、诏诰、诗赋、尺牍、铭、诔、箴等不同体裁的文章中，引史用典，比比皆是。《隋书·经籍志》“史部”著录有梁武帝撰《通史》。《梁书·武帝纪下》载，武帝“又造《通史》，躬制赞序，凡六百卷。”同书《吴均传》则载：“使(均)撰《通史》，起三皇，讫齐代。”显然吴均是主修者，但梁武帝写了部分赞、序。梁武帝对此书价值很自信，曾谓史学家萧子显：“我造《通史》，此书若成，众史可废。”从梁武帝对史书编纂诸要求看，他的修史主张是实录和会通。他还领修了类书《华林遍略》凡700卷。此外，《隋志》“史部”还登录《梁武帝总集境内十八州谱》690卷，这说明他对谱牒学也感兴趣。由此来看，梁武帝熟悉文献，精通史学。

梁武帝在佛教上的精深造诣，则是史家公认的。他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佞佛皇帝，于藏佛籍、探佛学方面颇为用力，甚至多次舍身寺院。他每每身披法衣，布道说法，俨然成了菩萨皇帝。他的佛学论文主要有《立神明成佛义记》、《注解大品经序》、《宝亮法师《<涅槃义疏)序》、《敕答臣下神灭论》、《断酒肉文》、《摩诃般若忏文》、《金刚般若忏文》、《净业赋并序》(据《全梁文·武帝》)等。其主要佛学观点是“三教同源”和“真神佛性”。

梁武帝喜文好作，能诗会赋，其文学才能在南朝堪称一家。《南史·文学传序》云：“时主(指梁武帝)儒雅，笃好文章。”著文赋诗是梁武帝生活中的一件快事。《梁书》本纪说他“天情睿敏，下笔成章，千赋百诗，直疏便就，皆文质彬彬，超迈今古”，虽有过誉，确含实情。在《梁书》中，多处载其即兴赋诗事。如《武帝纪下》载：大同十年(544)三月，他巡省故里，“因作《还旧乡》诗。”又《张率传》载：“又侍宴赋诗，高祖乃别赐率诗曰：‘东南有才子，故能服官政。余虽惭古昔，得人今为盛。率奉诏往返数首。”《江革传》又载：“时高祖盛于佛教，朝贤多启求受戒，革精信因果，而高祖未知，谓革不奉佛教，乃赐革《觉意诗》五百字，云'惟当勤精进，自强行胜修。岂可作底突，如彼必死囚。以此告江革，并及诸贵游。”在梁武帝身边聚集了许多彦俊之士，他常与之诗赋往来。他常召集这些文人墨客游宴。其间，为了营造娱乐氛围，他不仅自己作诗，同时还限时、限韵要他们成篇，如违规则罚酒共欢。《梁书·萧介传》载：“高祖招延后进二十余人，置酒赋诗。臧盾以诗不成，罚酒一斗。盾饮尽，颜色不变，言笑自若。介染翰便成，文无加点。高祖两美之日：‘臧盾之饮；萧介之文，即席之美也。”同书《到洽传》载：“御华光殿，诏洽及沆、萧琛、任昉侍宴，赋二十韵诗，以洽辞为工，赐绢二十匹。”又《王规传》载：“高祖于文德殿饯广州刺史元景隆，诏群臣赋诗，同用五十韵，规援笔立奏，其文又美，高祖嘉焉。”《褚翔传》又载：“高祖宴群臣乐游苑，别诏翔与王训为二十韵诗，限三刻成。翔于坐立奏，高祖异焉。”《谢征传》亦载：“时魏中山王元略还北，高祖饯于武德殿，赋诗三十韵，限三刻成。征二刻便就，其辞甚美。”《梁书》本纪记梁武帝“凡诸文集，又百二十卷”。据《隋志》著录，梁武帝有《梁武帝集》26卷，《梁武帝诗赋集》20卷，《梁武帝杂文集》9卷，《梁武帝别集目录》2卷，《历代赋》10卷，《梁武帝净业赋》3卷，《围棋赋》1卷，《梁武帝制旨连珠》10卷。现存梁武帝所作诗有106首(据《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内容多为情感、述怀、写景，另有咏物、佛理、游仙等数首。其实，梁武帝对文学最大的贡献是，作为人君，他身体力行，并大力提倡文教，从而推动了梁朝学术文化的全面发展，使全社会普遍提高了文化素质。(参见拙作《梁武帝与梁朝的藏书事业述论》，载《天一阁文丛》第六辑)正如唐

代史学家李延寿在《南史·梁武帝纪论》中云：“及据图篆，多历岁年，制造礼乐，敦崇儒雅，自江左以来，年逾二百，文物之盛，独美于兹。”

梁武帝在军事上也有突出才能。《梁书》本纪载：“帝及长，博学多通，好筹略，有文武才干，时流名辈咸推许焉。”北魏孝文帝亦云：“闻萧衍善用兵，勿与争锋，待吾至。若能禽此人，则江东吾有也。”这是史家记录和敌手评判，应当确凿。从梁武帝称帝前战魏灭齐、称帝后数次谋划北伐的军事生涯以及所写的军事著作看，其堪称一位军事家。他熟读《孙子兵法》，每临战事，频用“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韬略，多以智计创奇迹。譬如，在灭齐争取荆州倒戈时，他凭的是“两空函”取胜。当时，他对手下说：“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次之；心战为上，兵战次之。今日是也。”接下来的郢州攻坚战、加湖阻击战、江州突袭战，乃至京城夺取战，他均以“心战”与实战相结合取胜。梁武帝在夺取江州前，对麾下说：“夫征讨未必须实力，所听威声耳。今加湖之败，谁不弭服。陈虎牙即伯之子，狼狈奔归，彼间人情，理当忷惧，我谓九江传檄可定也。”可见他对自己的军事才能颇为自信。在伐魏战争中，他水淹火攻，出奇设伏，一时曾取得重大胜利。据《隋志》著录，他著有《梁主兵法》、《梁武帝兵书钞》、《梁武帝兵书要钞》各一卷。

中华医药，累积千载，自成体系，诊治独特。梁武帝深好之：据《周书·姚僧垣传》载：僧垣父菩提任梁高平令，对医药有研究，“梁武帝性又好之，每召菩提讨论方术，言多会意。”梁武帝自谓：“朕常以前代名人，多好此术，是以每叵留情，颇识治体。”由此可知，他政务之余，常探究医学。时称“山中宰相”的陶弘景，医学世家，著有多种医药、养生著作。梁武帝与之有旧，“及即位后，恩礼逾笃，书问不绝”…。医学不同佛学，它需理论，更要实践，梁武帝为己、为子、为臣皆医过疾患。《梁书·元帝纪》载：元帝“初生患眼，高祖自下意治之。”同书《谢举传》载：“举虽居端揆，未尝肯预时务，多因疾陈解，敕辄赐假，并手敕处方，加给上药。”又《周兴嗣传》载：“兴嗣两手先患风疽，是年又染疠疾，左目盲，高祖抚其手，嗟曰：‘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手疏治疽方以赐之。”《隋书·经籍志》载有《梁武帝所服杂药方》1卷。

梁武帝在书法领域亦可谓行家里手。《梁书·刘孝绰传》载：“高祖雅好虫篆。”梁武帝不仅能书；而且还是书法理论大家，著有《观钟繇书法十二意》、《草书状》、《观钟繇书法》等书法论文，其书迹《异趣帖》、《数朝帖》、《众军帖》流传至今。我们截取其两篇书论，以观其对书法的领悟。其一《答陶弘景书》曰：“夫运笔邪则无芒角，执手宽则书缓弱，点撇短则法拥肿，点撇长则法离澌，画促则字横，画疏则形慢，拘则乏势，放又少则，纯骨元媚，纯肉无力，少墨浮涩，多墨笨钝，比并皆然，任意所之，自然之理也。若抑扬得所，趣舍无违，值笔连断，触势峰郁，扬波折节，中规合矩，分间下注，浓纤有方，肥瘦相和，骨力相称，婉婉暖暖，视之不足；棱棱凛凛，常有生气。适眼合心，便为甲科，众家可识，亦当复贯串耳，六义可工，亦当复由习耳。”其二《草书状》日：“疾苦惊蛇之失道，迟若绿水之徘徊，缓则鸭行，急则鹊厉，抽如雉啄，点如兔掷。乍驻乍引，任意所为；或粗或细，随态运奇，云集水散，风回电驰。及其成也，粗而有筋，似葡萄之蔓延，女萝之繁萦，泽蛇之相绞，山熊之对争。若举翅而飞，欲走而还停，状云山之有玄玉，河汉之有列星。厥体难穷，其类多容，婀娜如削弱柳，耸拔如袅长松，婆娑而飞舞凤，宛转而起蟠龙。纵横如结，缠绵如绳，流离似绣，磊落如陵。(日韦)(日韦)晔晔，奕奕翩翩，或卧而似倒，或立而似颠，斜而复止，断而还连。若白水之游群鱼，丛林之挂腾猿，状众兽之逸原陆，飞鸟之戏晴天，象乌云之罩恒岳，紫雾之出衡山，巉岩若岭，脉脉如泉，文不谢于波澜，义不愧于深渊，传志意于君子，报款曲于人间。”

《隋书·音乐志上》又载称：梁武帝“既素善钟律，详悉旧事，遂自制定礼乐。”他不仅懂音律，并且创制了许多新歌。是志又载：“鼓吹，宋、齐并用汉曲，又充庭用十六曲。高祖(指梁武帝)乃去四曲，留其十二，合四时也。更创新歌，以述功德……初，武帝之在雍镇，有童谣云：‘襄阳白铜蹄，反缚扬州儿。识者言，白铜蹄谓马也。白，金色也。及义师之兴，实以铁骑，扬州之士，皆面缚，果如谣言。故即位之后，更造新声，帝自为之词三曲，又令沈约为三曲，以被弦管。”他崇佛之后，创作了许多颂扬佛法的正乐，如“《善哉》、《大乐》、《大欢》、《天道》、《仙道》、《神王》、《龙王》、《灭过恶》、《除爱水》、《断苦轮》等十篇，名为正乐，皆述佛法。”他深知，音乐可以化民，移风易俗，以助统治。

梁武帝精力过人，棋技高超，常与臣下彻夜对弈。《梁书·陈庆之传》载：“高祖性好棋，每从夜达旦不辍，等辈皆倦寐，惟庆之不寝。”他自信棋艺一流，故与臣下时或以物相赌。同书《到溉传》载：“溉素谨厚，特被高祖赏接，每与对棋，从夕达旦。溉第山池有奇石，高祖戏与赌之，并《礼记》一部，溉并输焉。”他著有《围棋品》和《棋法》各一卷。

《梁书》本纪称：武帝“六艺备闲，棋登逸品，阴阳纬候，卜筮占决，并悉称善……草隶尺牍，骑射弓马，莫不奇妙。”《南史》本纪云其“为儿时，能蹈空而行。”《金楼子·兴王篇》也说他“始在髫发……常与儿童斗技，手无所持，蹑空而立，观者击节，咸共称神”。成年后，尽管他已成名士，但时局和志向需要他保有骑射技艺。齐明帝建武五年(498)三月，他带兵与北魏军队在邓城遭遇，主帅崔慧景怕死而狼狈自拔。他则凭借胆识和高超骑射，帅众拒战，虽寡不敌众，但最终全师而归。《梁书·任防传》载：“始高祖与昉遇竞陵王西邸，从容谓防曰：‘我登三府，当以卿为记室。昉亦戏高祖曰：‘我若登三事，当以卿为骑兵。谓高祖善骑也。”晚年，梁武帝对骑马舞矛犹很眷恋，心常向往。《南史·羊侃传》载：一日，少府新造两刃稍成，他赐武臣羊侃战马一匹令试之。羊侃于马上执稍击刺表演后，武帝谓：“朕少时捉稍，形势似卿。”不久，他与孙儿萧大临、萧大连兄弟俩出巡，首先问道：“‘汝等习骑不?对曰：‘臣等未奉诏，不敢辄习。敕各给马试之，大连兄弟据鞍往还，各得驰骤之节。”望着他们驰骋的身影，他感慨良多，“即赐所乘马”。

梁武帝下笔成章，立马可待。虽然上列诸多著述或为领修，或可能由其僚佐辅助完成，但亲笔为之者仍占相当数量；而他的多才多艺则是毋庸置疑的。正如《梁书》作者姚思廉在《武帝本纪》末所评论的那样：“历观古昔帝王人君，恭俭庄敬，艺能博学，罕或有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