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株洲垮桥悲剧

一个重大事故的爆发总有很多矛盾的纠结，重重的疑问便从这些矛盾纠结中产生。质量缺陷?不封路?无资质包工头?

我们非常欣赏株洲方面在事故发生后立即做出的负责到底的表态，我们毫不怀疑9人的死亡数字正好是二级与三级重大事故的临界点，我们无意苛责当地政府与遇难者家属签订的限时火化协议。但是盘绕在公众心头的疑问不能没有答案，虽然对于真相的探查常与迷雾纠结在一起，不会瞬间水落石出。

像很多公共安全事故一样，株洲高架桥垮塌悲剧也不是偶然。有果必有因，只是这个“果”在等待时间，有了那些“因”，悲剧本可避免却又无法避免。

案件邓玉娇案

这是一桩简单而又复杂的案件。湖北某宾馆女服务员邓玉娇刺死了侵犯她的官员。

舆情纷争中的邓玉娇案再次证明，接近并还原真相是一件太难的事情。就像去年底某市海事局官员否认猥亵女童事件，在监控录像的视野之外，没有第三人能证实真相。邓玉娇案倒是有两个和她针锋相对的“目击者”，如果采信他们的证言，案情会朝不利于谁的方向逆转显而易见，不管结局会离真相更近还是更远。

只可惜每个人的目力所及都太过有限，我们的眼睛里也许风平浪静，但在看不到的时空却发生着太多的事情。

案件梁丽案法理之争

即使亲眼得见某种场景，人们的判断依然大相径庭。深圳机场的清洁工梁丽从垃圾桶旁的行李车上拿走了一个纸箱，内有价值300万元的黄金首饰，警方已将其行为定性为盗窃。关于梁丽是否构成盗窃罪或侵占罪的争论，已经不局限于网络舆论，而在法学专家之间激烈交锋。

网络民意充满对弱者的同情，夹杂着情绪冲动，但背后的社会心理仍然指向司法公正。虽然弱势并不天然代表正义，虽然司法判决不能因为地位强弱而网开一面，然而倾听民意、保障民众的司法参与权同样不可忽略。一件事情的是与非，通常会有两面情形，只循一径走下去则会通向两极，这也即人们为何总有那么多分歧产生。要想最大限度地接近公正，的确需要更多谨慎的权衡。

人物克鲁格曼中国行

什么样的人物更像个真正的“人物”，从全球头号经济学家克鲁格曼的中国之行可窥—二。中国权威专家似欲群起而攻之，一个个都“七个不服八个不忿”地想挑战大师，到头来也无非是上演一场“舌战群儒”，为别人的精彩亮相做块垫脚石。虽然克鲁格曼对中国的成就从不吹捧，甚至颇有微词，他却仍然赢得了很多中国民众的佩服和喜欢。因为他从不像有些专家自诩代表国家立场，他只是以一个经济学人之眼洞察时局，独立发言。他的迎头冷水常常泼得头脑发热之人浑身打颤。他的预言两度应验，十年前的东南亚金融风暴和去年以来的全球经济危机，都没有逃过他的视线。经济基本面不可能总是阳光普照，多接纳一些“他山之石”的逆耳之声，起码可以让人学会清醒。幸运没有永远，危机却是常伴。

卫生“反应过度”

我们大抵都有这样一种生活经验，决定或行动之中常会面对众说纷纭，无论是否采纳别人的建言，都得依靠自主的判断。应对基因尚且成谜的甲型H1N1流感，也得学会如何尊重和对待外界的意见。不必对西方个别专家指中国“反应过度”的论调过于敏感，即便那是不值一驳的无稽之谈，我们也该感谢别人的殷切关注。中国不乏“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之类古训，能够体现到应对疫情的行动中尤为难能可贵。对于关系国民生命健康的大事，其实不存在所谓的“反应过度”，只可能尚嫌准备不足。还在出现的散发病例为我们敲响警钟，而日本逐渐增多的非输入型病例更是前车之鉴。成事者，既得虚怀纳谏，又不能随意因别人的看法而改变信念。

卫生“心因性中毒”

不只是网络舆情才有太多情绪化表达，专家的鉴定结论有时也未必完全理性。吉林一个化纤厂的近千名职工出现中毒症状，161人先后入院治疗。事发20天后医学专家组得出调查结论：可以排除化学物质毒性所致，主要与心因性因素有关。这一超平常理的结论足以令舆论哗然，没有外在污染，仅是病由心生，却可以如此大规模发作，实在是一件比一般性中毒还要令人恐惧的事情。作出一个结论不难，但还须给出令人信服的调查与证明的过程。那么多人被击倒，“心因性中毒”威力如此之大，专家们更得好好研究马虎不得。

点评，潘凤亮漫画：唐春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