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卫东

河南省文史研究馆第一任馆长嵇文甫，本名明，字文甫，以字行。他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家、史学家和教育家，一生著述颇多，涉及哲学、历史、思想史、政治理论等诸方面，德高望重，学识渊博，堪称楷模。

风雨坎坷求学路

嵇文甫先生的一生是追求进步和光明的一生。

1895年12月17日他出生于河南省汲县一个市民家庭里，6岁人私塾读书，天赋聪慧，又极为刻苦，学习一直名列前茅。15岁进入卫辉中学就读。当时正值辛亥革命前夕，革命思想在全国迅速传播，斗争也一天天激化。卫辉中学是革命思想在豫北传播的一个重要阵地。同盟会会员刘粹轩的进步思想对嵇文甫影响很大，数十年后在他的《自传》中写道：刘先生是“影响我‘使我的思想开始有了政治意识，启发我开始追求真理与光明的一个人，这是我后来痛恨旧社会、向往新社会，倾心于革命事业的一个开端”。对他影响甚大的另一个人是李敏修。李先生是清末进士，品德修养很好，在河南是倡导新学的学者之一。他创办了汲县小学、汲县中学，还创办经正书舍，藏图书30余万卷。嵇文甫从中受益匪浅，在其《读(毋自欺斋文字纪年>》一文中说“文自幼得侍先生，亲炙之日久”，指的正是这一情形。

1913年夏，嵇文甫考入北京大学预科，负笈古都，过着艰苦的日子，搭不起校内食堂，就跑到沙滩的小铺里吃便宜饭，即使这样，也难以维持，经常饿着肚子听课。不久，被迫辍学回汲县，在经正书舍附设小学班教英文，还在县城里的小学教国文、历史，历时一年半。这一年半的教学生活，对他日后的发展产生了影响，他回忆说：天真纯朴的儿童曾引起我的热爱，从而我对于教书这一事，也就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对于我后来数十年一直从事教育事业有很大关系。时隔两年，在积累了微薄收入后，嵇文甫又赴北京，考上了北京大学中国哲学门(系)。考上北大，当然是令人高兴的事，然而上大学的用费却没有着落，家人千方百计筹措，李敏修也予以资助，后来又帮助获得河南省教育会的助学金(当时省方对本省大学生一人发助学金100－200元，毕业后从薪金中逐年扣还)，这样嵇先生才实现了上大学的夙愿。

在北大期间，校长蔡元培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为办学思想，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教学改革。后来，嵇先生在《“五四”回忆片断》一文中曾说：“五四前两年，新文化运动已经起来了。五四运动中心的北京大学，在当时已经非常热闹，新旧潮流冷嘲热骂，……在学生中，也出有《新潮》与《国故》两种刊物，形成新旧对立的局面。”在这样的环境中，嵇先生一方面师从那些有真才实学的大师们，开阔眼界，掌握了研究哲学与历史的基本方法；另一方面，他以一个进步青年的热情迅速接受了新思想，投身到新文化运动的大潮之中。

打破旧俗办《心声》

1918年秋，嵇文甫从北大毕业。当时，虽然五四运动尚未爆发，北大的情形已是“处于雨云密布，大风暴即将到来的前夜了”。告别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北京，嵇文甫怀着一腔热情，带着满脑子的新思想，带着对新时代的憧憬，登上了南下的列车。他在开封省立第一师范任国文教员，讲授文学史，同时在开封一中、二中、女师以及法政专门学校兼课。他还积极投入当时河南省会开封的新文化运动，利用教育舞台，传播新思想。

为了打破开封社会及教育界的“面貌徒更、精神不改”陈陈相因的状况，嵇先生还和北大同窗冯友兰以及韩度卿、徐旭生等创办《心声》杂志，以在更大范围宣传新思想。作为“五四”前夕河南发行的唯一新型杂志，《心声》以打破“社会上教育上之老套，惊醒其迷梦，指示以前途大路而促进其进步”为宗旨。该刊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和一些社会主义思想，揭露抨击了社会痼疾与时弊，因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成为引新思想之风吹入河南的一个窗口。由《心声》开先河，至"3i四”高潮，各种新刊物在河南便“不择地而生”(冯友兰语)。

“五四”运动震撼了全国，也波及河南。开封的学生纷纷集会走向街头，游行示威。嵇文甫毅然站在学生一边，参加集会游行，支持青年学生的革命行动，他站在新文化思潮的前列，大力提倡白话文，并向学生介绍《新青年》、《向导》等进步刊物，把这些刊物上刊登的陈独秀、胡适的文章和鲁迅的小说以及俞平伯等人的新诗拿到课堂上给学生宣讲，从而以课堂为阵地，向旧思想、旧文化展开斗争，使学生们受到新文化运动的感染，思想大为活跃。当时开封一师三年级学生徐玉诺、苏金伞等富有才华的文学青年，发表了一些新诗，受到守旧派的嘲讽和压抑，嵇文甫力反旧俗，把学生的作品作为教材在课堂宣讲，这在当时是颇有民主精神的，一时传为佳话。

1924年至1926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变革时期。河南的形势也急剧地发生着变化。“五卅”惨案发生后，面对迅速掀起的反帝国主义运动的新高潮，嵇文甫为以党团员为骨干的进步组织“光明少年团”撰写团歌，并撰文支持开封教会学校学生反对宗教迫害的斗争，1926年底，嵇文甫经学生刘英(明佛)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受命远赴莫斯科

1926年底，受中共河南省委的委派，嵇文甫到莫斯科人中山大学学习后，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曾担任“中国问题”课课代表，还兼任中大学生向国内报道消息的刊物《中国通讯社》的总编辑。1927年5月13日，他亲聆斯大林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即《对中山大学学生的谈话》)，受到了极大的教育与启迪。在此期间，他结识了许多进步人士，学习了许多进步思想。

正当他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研究苏联和中国的革命问题的时候，不幸患了肺结核。先在校医院住了三个月，出院后还在克里米亚海滨疗养了一个时期，但黑海上的温暖海风和灿烂阳光也未能使他的病痊愈。特别是俄罗斯的严寒对医治他的病十分不利，他的身体很虚弱，无法继续学习，也难以工作，加上一直水土不服，长期下去只能使病情更加恶化。于是，在征得中共党组织同意之后，他于1928年二、三月间，经中、苏、朝边境回国。

嵇先生在回忆中说：在中山大学学习这一阶段，虽然因为生病的缘故，并没有把全部时间用在学习上，学习的东西非常有限，不过较之在国内时期，却提高了一步，对于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和中国革命的道路，总算有了些认识。……后来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事中国社会史和思想史的研究，也就从这时候打下了基础。

专研中国古代思想史

1928年，白色恐怖笼罩着中国。嵇文甫由苏联回到中国，在开封经过一个时期养病，于1928年底到北京，在北京大学任教，同时在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女子师大等校兼课。当时，革命正处于低潮，但学术界却非常活跃，正围绕中国社会史问题展开一场大论战。这一表面是学术问题的论战，实质上关系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否适合中国”这一尖锐的现实政治问题。在这场大论战中，嵇先生一连写了

《周末社会蜕变与儒法两家思想上的斗争》、《老庄思想与小农社会》、《仁的观念之社会史观察》、《伟人领导群众呢，还是群众领导伟人》等文章，虽未用马克思的词句，却宣传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救亡运动逐渐开展起来。《北大学生》杂志请嵇文甫、范文澜等人为编辑顾问。北平各大学进步学生所组织的社会科学研究会邀请嵇文甫作了《封建社会的本质及其发展的诸形态》、《从阶级观点来分析清初诸大师的政治思想》等报告。

1932年，嵇文甫的第一本著作《先秦诸子政治社会思想述要》出版，这是我国较早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较系统地研究中国思想史的著作。当时国民党在北平进行高压统治，宪兵三团疯狂地迫害进步人士。“侯、马事件”(侯外庐、马哲民被捕)发生了，嵇先生的同窗好友范文澜也被捕了，嵇先生在学术活动中所表现出的鲜明色彩也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知内情的朋友给嵇先生递信，告诉他已被盯上，要他警惕。在北大，胡适提出“哲学关门”。险恶的环境难以正常工作，他决定离开北平。哲学家贺麟在《两点批判，一点反省》一文中回忆说：当时，胡适取消哲学系的目的虽未达到，但当时“唯一用新观点‘左派王学相当受学生欢迎的嵇文甫先生却被迫离开了北京大学”。

1933年暑假后，嵇文甫回到河南，在河南大学任教授兼文史系主任。在这一时期，他写了《左派王学》、《船山哲学》和《晚明思想史论》等著作。

1935年底，“一二·九”学生运动由北平扩展到河南，万余学生在开封龙亭后体育场集会，声援北平学生的斗争，嵇文甫以“北宋面临金兵南侵时发生在汴京(开封)”的大学生运动来演讲，暗示和称颂学生们的爱国行动。学生们的斗志更加高昂，高呼“反对华北自治”、“奋发图强，团结御侮”等口号，游行队伍向市内进发，直至发展到占领火车站，使陇海铁路中断一周。这就是著名的开封学生“卧轨”爱国行动。

抗日救亡办《风雨》

“七七事变”后嵇文甫几乎将全部身心都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出席各种救亡会议，组织救亡团体，出版刊物等。1937年9月，在中共党组织的支持下，嵇文甫和范文澜、王阑西、姚雪垠等人在开封创办了抗敌救亡刊物《风雨》周刊。在《姚雪垠传》中有这样记载：“这次回来，他(指姚)没打算久住，但他的老师，嵇文甫和刚从日本回国的王阑西都劝他留下来，大家一起办个刊物，鼓吹抗日”，“嵇文甫是河南大学文学院长，在河南学术界和教育界有着很高声望，他在前面执大旗，具体工作由姚雪垠和王阑西负责”。“风雨”二字，先是以鲁迅先生的遗墨拼成的，后请林伯渠题定，因而从第15期后，“风雨”二字改为林伯渠的墨迹了。《风雨》即成中共河南省委机关刊物。《风雨》刚出版时，估计在开封顶多可售五、六百份，但实际上，两千份杂志在一天内就被抢购一空，后来最多发行到一万份，流传到大后方兰州、重庆、延安等地。《风雨》发行了近三十期，对推动河南的救亡运动起了很大的作用。同一时间，他又和林孟平等一起主编《大时代》旬刊。1938年春，他和范文澜等开办了“河南大学抗敌工作训练班”，后改为“河南省抗战教育工作团”，嵇文甫任团长，范文澜任副团长，深入群众宣传抗日。在那些日子里，他一连写了许多宣传抗战的时论和杂文，如《扫除一切阴霾》、《在全面抗战中知识分子能贡献些什么》、《恐日病的消除》、《给当政治教官的诸同学》、《一切救亡力量配合起来》、《怎样取得民众的信任》等。他还写了多首鼓动抗战情绪的歌词，如《农民战歌》、《献给祖国》、《走出象牙塔》、《你莫忘记》等。

嵇文甫的活动受到了中共领导人的关注。王阑西在回忆录《驰骋中原》中说：1938年初冬，刘少奇到确山竹沟主持新成立的中原局工作，“少奇同志要各地党组织在宣传中原各地的抗战形势时，特别注意进一步团结进步的和中间的上层知识分子，如嵇文甫、胡石青、徐旭生等。”在八年抗战中，嵇文甫随河南大学离开开封。河大辗转迁徙，由信阳鸡公山到镇平，由镇平到嵩县潭头镇，由潭头到荆紫关，最后到陕西宝鸡。在豫西，嵇文甫任河大文学院长。大敌逼近，河大在迁徙中常遇到种种危险和困难，嵇文甫为文学院师生的安危殚精竭虑，和千百名学生共命运，在深山峡谷中坚守着教育阵地。

“皖南事变”后，蒋介石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特务们四处搜捕共产党人、进步人士和革命青年，嵇先生也上了黑名单。10月，嵇先生被捕，他被押解到洛阳，关在窑洞里。在狱中，嵇文甫曾写下这样的诗句：“坎坷何足道，磊落此襟期。茭里坚贞日，龙场悟彻时。精金须百炼，健马终一驰。默数平生事，飘然壮志飞。”抒发了自己的信念。

最后倒在讲台上

抗日战争胜利后，河南大学迁回开封。在那几年，嵇先生通过课堂、报刊，继续向青年们传授知识、传播进步思想。他一连发表多篇寓言式的杂文，以影射的语言预言国民党统治必然失败。1947年5月28日，在“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运动中，嵇文甫在河南大学小礼堂向学生作了《真理的具体性》的报告，他积极支持学生们的正义行动。为此，当局将他视为眼中钉，在他寓所门外的墙壁上，有人刷上“纷杂错综的思想必须纠正”的标语。但是，这并不能阻止嵇先生宣传进步思想。并且，通过中共地下党，他和早已在解放区的范文澜通了消息，做好了走向解放区的准备。

1948年6月，开封第一次解放，3天后，人民解放军又主动撤出开封。在中共党组织的特别关照下，嵇先生带领全家和一些进步人士共70余人乘解放军开封前线司令部的军车，进入豫西解放区。当时，新华社对此作了报道：“新华社中原1948年7月26日电：河南教育界、新闻界著名人士嵇文甫、王毅斋、郭海长、刘国明等日前到达中原某地。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等将军特设宴洗尘。…………”途经襄城，嵇先生一行受到刘伯承、陈毅、陈赓诸将军的热情接见。在中共中央中原局所在地宝丰，邓小平为他们设宴慰问。到了解放区，他心情无比舒畅地说：“昨天还是封建法西斯反动统治下的羔羊，一觉醒来，成了新民主主义的天下了”，“多年来沉闷窒息的生活乃告结束，像游子还乡一样，终于回到了革命大家庭。”

在解放区，嵇先生热情地投身于新的事业。为了满足人民解放战争对于干部的急切需要，中共中央中原局决定创办中原大学，陈毅任筹委会主任，嵇先生和王毅斋任副主任。经过不多日的准备，这所抗大式的大学就在1948年8月1日开学了。当时，正是三大战役前夕，前线军情紧急，后方条件艰苦，中原大学的设施极为简陋，几间草房就是办公室，草地、打谷场、大树下就是教室。不久，开封第二次解放，嵇先生又参加河南大学的重建工作。

1949年10月1日，嵇先生作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亲历了开国大典这一激动人心的历史性时刻。此后，他历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河南省人民

政府副主席、河南大学校长、河南师范学院院长、河南省副省长、郑州大学校长、河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河南省文史研究馆馆长等职。在任文史馆馆长期间，他为了保证馆员的工作、生活条件，元论再忙，只要是文史馆的事他都以最大的热忱去办理。组织文史馆的活动、关心文史馆建设、注重工作人员的素质培养。经他的挑选，选送上学的工作人员，后来成长为文博类专家的有多人。他还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担任过《历史研究》、《哲学研究》等刊物的编委，创办了《新史学通讯》(后改名《史学月刊》)。

解放后，嵇先生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会议期间，他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毛泽东问嵇先生，早知道你很有学问哪!先生答：哪里!没有什么学问。毛泽东说：唉!大学校长嘛，怎么说没有学问呢。毛泽东还由“嵇”这个姓猜测，说嵇老可能是嵇康的后代，并且半开玩笑地说作了“考证”。

1963年10月10日，嵇老因突发脑溢血而溘然长逝，终年68岁。他是在讲台上倒下的，可以说是工作到了最后一息。嵇先生的追悼会十分隆重，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共河省委等部门以及亲朋好友发来唁电唁函，送来花圈。

嵇先生逝世后不到三年，“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虽已作古但也未能幸免劫难，他的手稿被一扫而光，他的著作被付之一炬，他的名字被泼上了许多污水，他的墓被砸毁平掉。

粉碎“四人帮”后，嵇先生得到平反昭雪，他的骨灰被重新安放在省会郑州烈士陵园里，他的著作已整理选编为《嵇文甫文集》上中下三卷出版。

河南学术界的一颗明星

在上世纪30年代的时候，河南的学术界就有“南冯北嵇”的说法。“南冯”是指冯友兰，“北嵇”就是嵇文甫。表明当时他们已成为河南学术界的两颗“明星”。然而，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中国思想史上，嵇文甫是走在前列的人。对这门学科的建立，作出了重大贡献，自1948年发表《老子发凡》起，30多年的锲而不舍，不断攀登，其思想成就尽显于《嵇文甫文集》的洋洋200万字之中。他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对陆王学派、王船山、张居正以及历史人物评价问题的研究，可谓自辟蹊径，独具慧眼，尤多创见，自成一家。

嵇文甫的文化观是比较开放进步的。他首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接受新式教育，在中国近代人文科学方面颇有造诣。因而为文论题，总能融汇古今，兼采中西；文风上纵横捭阖，痛快淋漓；学术上涉猎广泛，而又不失特色。他在《十七世纪中国思想史概论》一文中，曾用大量的笔墨来论述中国文化的西传，认为中国文化的代表作主要是指四书五经等为主的中国古代典籍，是指中国古代的人文科学。他在撰写《晚明思想史论》一文中，着重论述了“西学”的东渐，晚明时期西方传教士所带来的天文学、物理学、数学、地理学等自然科学书籍。他的文化范畴，既包括人文科学，也包括自然科学。他认为“文化具有世界性与民族性，没有纯粹属于某个民族的文化，也没有脱离了各民族文化的世界文化，文化的世界性决定了它必须对外开放，与外来文化相交流。同时文化的民族性也决定了决不能不加选择地接受外来文化。”

嵇文甫的哲学思想，在他文集中是成果最丰富的一部分。而他对先秦哲学和宋明理学则尤多创见卓识。特别是他对陆王学派和王夫之的研究，确实可算蔚然自成一家了。他认为：研究哲学的思想，关键要抓住精神实质，努力戒除繁琐哲学，他在《科学与民主》一文中，指出：“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科学的时代，同时又是一个民主的时代。科学和民主这两个口号一同被提出来，是不是他们中间有什么联系呢?有的，就是他们都具有平凡性，公开性，而反对神秘主义。”他这种关于“发挥科学民主传统，反对神秘主义”的庄严号召，至今尚有生命力。中国古代思想家关于气无生灭的论述为数甚多，在这些讨论中，王船山的论证最为缜密、系统。正是由于船山的阐发，使得中国古代这种朴素的物质守恒思想发展到了它的成熟阶段。1936年开明书店出版的8万余言的《船山哲学》是他1935年以前研究王船山学术的小结。随后他又发表多篇极有价值的关于王船山的论文，都由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王船山史论选评》中收集。这是嵇文甫研究王船山历史哲学的力作，他指出王船山论史时，由于“身遭国变，创剧痛深”，所以便要“比物连类，感慨寄托，独喻之忱，触处流露”。许多话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加上又有自己一套系统的哲学思想，所以就能多“深入无浅语，每一议论，洞彻渊微，总表现出他那根本的哲学见解，非浮光掠影之比。”他对于王船山的评论所加的评论，可谓是论上之论。长者不过几百字，少者几十字，其观点仍然是当代学者的理论依据。

嵇文甫的史学方法论的思想，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地评价历史人物。1951年，他在《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一文指出在历史人物评价中有“两种偏向”，即左的偏向是认为历史都是为帝王服务的，帝王都不能讲；右的倾向是对古代人物一律采取宽容的态度。认为反正人没有纯粹的好和坏，何必再评价。为了纠正这两种偏向，他提出了标准和立场。标准：一是对人民有贡献，二是在一定的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三是可以表现我们民族的高贵品质。立场：要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站在各个时期进步的方面，才能对历史上的人和事作出客观的、公正的和科学的评价。嵇文甫把自己在几年间发表的一系列有关历史人物评价的报告和文章，整理成为《关于历史评价问题》一书于1956年出版。

嵇文甫生前在一次纪念鲁迅先生的会议上曾说：“死者倘不埋在活人的心里，他就永远死掉了。”嵇先生的人品与学风，突出的学术成就，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会永远留在人们心中。

注：本文主要资料来源《嵇文甫文集》、嵇立群：《祖父嵇文甫的一生》(郑州大学学报)。照片提供：嵇立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