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祖清复旦大学中文系2008级博士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

诸君乍一看这篇小说的标题《一个找不到自己的人》，恐怕会推想这篇小说讲述的是个故事抑或是则童话，推想这篇小说一定带有几分奇幻和玄想：一个人为什么会找不到自己，他究竟在寻找什么?但这并不是故事也不是童话，却是一篇反映几多现实真实性的小说，能洞见我们生活中最日常的证件——身份证，所衍生出来的一系列关于个人与社会的共生问题。

作品中的主人公——漏子，人如其名，是个计划生育时代偷偷降生的“人漏子”、“黑户”、“黑人”。他的母亲在生了他的四个兄长之后又生下了他，家里的日子本来就过得紧巴巴的，根本就没有什么闲钱交罚款，一出生漏子就没有落户，也就没有任何的身份凭证。在当时他的母亲还为此喷着唾沫星子美滋滋地夸耀：“俺这孩子就是人漏子，就是人漏子哩。这孩子要是条虫，我养活着；要是条龙，还给国家做贡献哩。”显见得在当时的农村多认为生孩子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谁也管不着谁也犯不着，超生、黑户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一张纸片儿，没有就没有呗”，村民们的内心里是很不以为然的，这一纸的缺失似乎也没有给当时漏子似的“黑户”们的成长带来任何的影响。

但在他27岁这年，一切发生了巨变，进城打工的漏子遭遇了他的“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身份证——他没有身份证。“没有身份证出外打工不是走投无路，也是四处碰壁。”当时漏子打工的老板是个黑心萝卜，愣是味了漏子的工钱，漏子想去上告追讨，因没有身份证不仅没有领到工资，还被怀疑为流窜犯，被弄到派出所调查了半天。他深切地感受到没有身份证，就没有自己，他找不到自己，找不到自己，这使他失去生活的信心与安全感。漏子沉浸在缺失身份证的痛苦中，“没有能证实自己是男是女、姓哈名谁、哈时生、哪里长的身份证，一个人还有啥呢?”，“外出打工，得有身份证，要不，麻烦可大了”，“这么大年龄了，得赶紧有张属于自己的身份证”。“她要是知道咱是个黑人，连张自己的身份证都没有，会失望成啥样哩?”。漏子发现当今社会，不论是打工，还是结婚，追讨工资，在办理相关手续时都需要出具有效的身份证件，没有身份证根本没办法在城市里立足。四处碰壁。于是他在春节返家期间，四处奔走，焦灼地筹措着身份证的办理。

27年前留下的身份空白，昭示着漏子在现有的社会体制中是根本不存在的，“这下该怎么办呢?”漏子的内心直犯嘀咕，“没有什么可隐瞒的，我一个大活人在这戳着，你本事再大总不能让我重回娘肚子里一回”，“我二十七岁的男人在他们面前戳着，你要不给我准生证，那你就让我在这世界上消失好了”，阵阵心火炙烤着漏子的神经，但怨叹归怨叹，一切仍得照着程序办，计生委的办事员要求至少要漏子的爹娘来说清楚漏子当时出生的情况，但现下的漏子双亲“早变成了土馒头，他们的坟头柳长得都有大腿粗了”，政府里的程序关卡可真让漏子犯了难。走体制内的正常渠道无法办理身份证，漏子听信村友草帽的话“别人不给咱这大活人身份证，就自己想法儿一五一十地证明一下自己的身份。姓名、年龄、家庭住址，哈家伙都是真的，啥部件都是自己的。不要说谁发现不了，就是发现了，还不是没一点假?再说，咱拿这证件是出去打工的，仅仅图吃、住、行方便，也不是拿它去行骗，去拐卖妇女儿童的，有啥不能办呢。”漏子在百般无奈之下铤而走险试图办理假证，但谁想到反遭了那些江湖骗子的道，上当受骗，被骗走了250元血汗钱，着实当了一回二百五。一纸身份证逼得漏子走投无路，最后终因心情郁结而精神恍惚，未及躲闪货车的撞击，惨死在无良司机的车轮之下。在临死前漏子的脑海中浮现的却是他对杏莉的允诺：“等我有了身份证，一定，去找你。”生命戛然而止，只留下这一声叹息来承载他所遭遇的生命悖论：作为一个老实、坦诚的农民只想本本分分地打工、娶妻，为何会只因一纸身份凭证的缺失而不得安生，不得苟活?

在Google搜索“黑户”一词，一下出来的结果竟是38万多条，显见得在我国由于违规生子、户籍丢失等种种原因，“黑户”已成为“普遍现象”。我们的视野经常会摄入这样的报道：“没有户口，我是谁?”、“天堂里‘黑户有没有身份证?”，“黑户”在求职、结婚、生子方面遭遇到了重重障碍，他们当然也没有享受到任何政治权利，“黑户”们只得像个哲学家那样，在一遍遍地自问“我是谁?”中上演情节和漏子雷同的悲剧。但身份证的最初职能是什么，何以有了如此强大的法力呢?翻阅典籍可查最早先设置身份证的目的是为了“防范汉奸、间谍、奸党与盗匪起见”，换句话说，身份证一开始且主要的作用是在于证明你不是坏人，是在各种审查盘问时证明你是你。但这种种的盘问审查主要针对的是那些作奸犯科的坏人，漏子是个身份证缺失的人，但从人格的建构来说，他却是一个正直健全的人。我们在小说中可以看到，小人物漏子身上却有着精神上的伟岸，他很善良，没有想过要欺骗任何人，相亲的时候他能直言不讳地告诉赵杏莉“我家穷，条件不好，没房子。为娶媳妇，外出打过工”，“先北京，后天津，可没挣几个钱”，“我是个计划外的人，是个人漏子呢”，没有丝毫的隐瞒和回避。一直以来漏子深知自己是个仰人鼻息的凡夫俗子，不配任性，亦不敢造次，他的心愿很简单：“等办了身份证，就可以走南闯北谋生了，一有人介绍媳妇，就可以堂堂正正到民政部门办结婚证。”像这样老实、坦诚的农民根本不应该是“身份证”的制度职能统摄的对象，却因为父辈的缺失承载下了这种人生的悲苦。而同样是“黑户”、没有身份证的赵杏莉没出过远门，不谙世事，她还根本不知道身份证的用处，不知道没有身份证出外打工不是走投无路也是四处碰壁。她纯真的内心只想着“一张纸片儿，没有就没有呗”，“不怕家穷，就怕人懒，咱们出外打工挣钱，最不济总能养活咱这两张嘴吧”。这大概也是出去打工前的漏子的想法，一心期盼着出外打工的杏莉的人生是否也会重蹈漏子的覆辙，不敢想象。

可以说统摄全文的最大玩主是身份证，它控制着漏子，它控制着体制内所有的人。千年前庄子已说“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胡可得而累邪?”育戒人们要善于利用自己创造的东西为自己服务，而不能反过来被这些东西所控制、操纵。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也与之不谋而合：人创造出了物，物却可能反过来标记人的存在，并且常常妨碍和反对人的存在。这在现实中有许多庸俗化的例证，比如网络本是为人的工作和生活服务，却反过来导致许多青少年的网络沉迷：人饿了就得吃饭，但有了时间之后，即便你饿了，如果不到一定的时间，饭店都不会开伙——时间就限制了人的自由，即使你觉得时间代表着秩序，但谁又能说秩序永远都是合理的?身份证也只是一种载体，一种用来为人服务的工具和管理社会的制度，现在却反过来控制人，埋汰好人，使人被迫附着在它身上，为它所趋，使得物反而限定了人的存在，身份证反而成了一种社会体制的镣铐。在贾樟柯的电影《小武》中已有类似的反思，电影中丢失钱包的失主关心的是能否把身份证寻回来，为了找回身份证甚至愿意摆酒宴请小偷，真心地感谢小偷。而剧中衡量一个小偷的“职业”良知的准则竟然是小偷能体谅到失主办身份证的难处，把失主身份证都寄回公安局，邮筒里一摞摞的身份证真是绝妙的讽刺。诸君当见在这篇作品中没有复杂的人事纠葛，虽会略觉平直有余，波澜不足，但其真实可感的人物——漏子，当让世人深切感知“身份证”只能是目的，不能是手段，更不能是惩罚某种行为的方式，否则身份证将可能成为弱势受体生命中的不可承受之轻。

责任编辑常智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