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培凌

摘要：本文从佛家与狮的深刻关系入手，从官方、民间的建筑和装饰、相关节日和习俗等各个方面阐释佛教的进入对中国狮文化的成熟起到的不可忽视的作用。

关键词：狮文化佛教东传关系

狮子是外来之物，分类学上属于哺乳纲食肉目猫科的大型猛兽。历史上主要生活在非洲，在亚洲则主要分布在印度、伊朗等地，中原地区是没有的。此物在先秦文献中日“狻猊”，最早出现于《穆天子传》卷一“狻猊口野马走五百里。”郭璞注：“狻猊，师子，亦食虎豹。”以及《尔雅·释兽》：“狻猊如虢猫，食虎豹。”(郭璞注：“即师子也，出西域。”)两书成书时间孰早孰晚说法不一，但都没有对“狻猊”形象详细描状，也许是因为这在东汉前只是“口传名词”，人们未曾见过实物。自东汉时西域进贡狮子后，名“师子”，今所知早期的见于《汉书·西域传上》：“乌戈地暑热莽平，……而又桃拔、师子、犀牛。”(颜师古注：“师子，即《尔雅》所谓狻猊也。”)其他官方记录还见于《后汉书》的《章帝纪》《和帝纪》《顺帝纪》和《班超传》等处，共计四次。自隋唐及后世又写成“狮子”。

一、狞猛无畏的佛家狮子

真正的狮子传人中国。基本上和佛教传人中国同时同步。佛经中多有讲到狮子。东汉所译佛经中几乎皆使用“师子”表示狮子。西域贡狮的影响和佛教的流传相辅相成，狮子的名声旋即传遍全国。佛教中，“师子”一词或指兽中之王，或喻勇猛佛陀。由此，又衍生出“师子吼”、“师子乳”、“师子王”、“师子座”等术语。

始祖释迦牟尼佛有多种称号。其中有“人中师子”“人中人师子”“人雄师子”“大师子王”等。“师子吼”见于释迦牟尼佛初诞生时：“太子(指佛出家前为悉达多太子)生时，一手指天，一手之地，作师子吼，云：‘天上地下，唯我独尊。”(《过去现在因果经》卷一)《大智度论》：“佛在大众中为决定之说而无所畏，谓为师子吼。”《维摩经》：“说法无畏，犹如师子吼。”《楞严经》也有“助佛转轮，作师子吼。”关于“师子吼”的寓意，可见《普曜经-论降神品》：“譬如师子吼，诸小虫怖惧，畅佛师子吼，降伏外异学。”意指佛菩萨出世，用狮子威勐的吼声，演说决定之理，振聋启聩，能降伏一切烦恼魔障，外道异说，唤醒众生，故称“师子吼”。此后，世间高僧说法，有时也被誉为“师子吼”。如唐人刘禹锡的《送鸿举游江南》：“与师相见便谈空，想得高斋师子吼。”又如《五灯会元》卷九谓：“寂子说禅如师子吼，惊散狐狼野干之属。”

佛经中谓佛、菩萨所坐之处为“师子座”，又译作“师子床”、“猊座”(亦作“猊坐”)等。据《大智度论》：“佛为人中师子，佛所坐处，或床或地，皆名师子座。”后来在中国寺院中发展到泛指高僧说法的坐席，就连给僧人写信，也尊称“猊座”了。

狮子还慢慢地演变成佛菩萨的坐骑和护法兽，自北魏至隋唐的出土例证颇多。1971年洛阳市孟津县翟泉村(汉魏故城旧址)出土的北魏石龛造像，龛内刻一佛二菩萨，其下为台基，正中刻宝珠香炉，两侧浮雕护法狮子各一尊，扬足翘尾，张目对坐，貌甚威武。1987年陕西法门寺真身宝塔地宫内出土了阿育王塔两侧的“彩绘金毛双狮”；另有两件“琥珀狻猊”。“镏金如来说法银函”的函体左右两面分别为普贤和文殊菩萨坐狮像。

今天的文殊菩萨仍以勇勐狮子为座骑。文殊是中国佛教四大菩萨之一，常侍释迦牟尼佛左侧，是智慧的化身，为七佛之师。东晋佛陀跋陀罗翻译的六十四卷《华严经》卷四中第一次有了文殊狮子座的记述。虽然由于历史和派别的不同，文殊菩萨出现在殿宇中的塑像细节不尽相同，更有智能文殊、无垢文殊、狮子吼文殊等不同形象，但其常见形象都是：顶结五髻，表示无上五智；左手持青莲，表示专司一切如来之智慧，不染着法的无相之智慧；右手执金刚宝剑，表智慧锋利，能斩群魔能断烦恼；或乘狮子或驾孔雀表示狞猛无畏，或坐莲花台表示清净无相。正如李长者《华严经》论四日：“文殊乘狮子者，为明创证法身佛性根本智断惑之骏故。”

狮子在中国佛教界的地位大抵相当于中国皇室的龙，作为佛教的一种代表性象征物来到中国后，它也成为带有普遍性质的吉祥物。于是，在明代当人们需要给龙“安排”一个繁盛的家庭时，“狮子”便以其高贵的血统走入其中，以其最古老的名字“狻猊”顺理成章地成为“龙九子”之一。

二、兴隆祥瑞的世间狮子

佛家赋予狮子驱邪攘灾的护法作用大概就是中国古代无论官方抑或民间对狮子认识之源头。狮子虽有“百兽之王”的称号，但它实是一种性情较为温和的兽类，于是人们开始将镇守陵墓、宫殿府邸、古桥崇殿、园林庙宇乃至官宦人家等建筑物的使命交给它，后来甚至小及陶瓷、织绣、金属等生活用品上，都不乏见其身影。现试从四个方面具体论述狮子在世间的功用。

1、墓石狮

印度现存阿育王在鹿野苑所建的的面向四方的四狮子头石柱(按：今据为印度国徽样式)表明印度(和西域)一直有石狮把守门阙或墓圹的习俗，此习俗可能也在随着佛教东传进人中国。至今出土的最早的石狮为四川芦山县的东汉“墓石狮”。这种风气一直延续至明清时代，在此过程中，“狮子”作为显赫威严而又兴隆祥瑞的灵物形象在人们的感情中潜移默化地丰满起来。

2、香炉狮

民间还传说狮子喜静、好烟火，于是人们把它雕刻在香炉上。宋代香文化盛行时，狮形香熏炉流行起来。仁宗元年(公元1123年)出访高丽的北宋徽宗年间使臣随员徐兢在其着《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描绘其形象曰：“狻猊出香、亦翡色也，上有蹲兽，下有仰莲以承之。”可作佐证的诗词不胜枚举：“凤阙开彤旭，猊炉散紫烟。”(明，倪元璐《皇极门颁历作》)“夜色楼台月数层，金猊烟穗绕觚棱。”(后蜀·花蕊夫人《宫词》)“厅上置金猊，燕异香，地平如镜。”(清·和邦额《夜谭随录·韩樾子》)香冷金猊，被翻红浪，起来慵自梳头。(宋·李清照《凤凰台上忆吹箫·香冷金猊》)“绮罗人散金猊冷，醉魂到，华胥深处。”(宋-张元千《花心动·七夕》)可见当时的“猊炉”是指雕成狮形的香炉，而“金猊”则指铜制的狮形熏炉。

3、铜镜狮

除了香炉，另外一件物品就是铜镜了。“海兽葡萄纹铜镜”则是古代铜镜制造的鼎盛时期——唐朝最具代表性的作品。铜镜背后则是雕凿精美的葡萄和海兽的图文。为何唐朝大兴铜镜呢?这恐怕与“千秋节”(也称“千秋金鉴节”>分不开。《旧唐书》载：“(开元十七年)八月癸亥，上以降诞日，燕百僚于花萼楼下，百僚表请以每年八月五日为千秋节，王公以下献镜及其承露囊，天下诸州咸令燕乐，休假三日，仍编为令，从之。”(《玄宗上》卷八)这一天，宫廷里君臣互赠铜镜。从至今大量的出土铜镜可以看出，海兽葡萄纹的铜镜最为流行。葡萄纹铜配列西域传来的兽，统称“海兽”。这些海兽多为头部大而圆的动物形象，即狮子。徐佩芬先生主编《上海博物馆藏青铜镜》图册中便选有唐代精美的“狻猊镜”和“狻猊葡萄镜”。狮子来

自海外，又走向海外，一直扮演着中国与其它文化交流的媒介，明代中前期后更是频繁地充当中国与中亚、西亚乃至东非交流的桥梁。

4、狮子舞

狮文化能够在中国文化传承具有不息的生命力，更源于拙朴纯真的民间百姓们趋吉避凶的愿望。中国一般不受狮患所害，因此民间对狮子有了亲切感，人们让狮子的形象出现在门墩旁、屋檐上、石栏纹和印章、年画上甚至小说中(《水浒传》中，地阖星邓飞因为双眼通红获绰号“火眼狻猊”)。

到明清之前，狮子都主要是通过“进贡”的方式来到中国，又多是禁养在皇宫，民间并不易见。于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有趣的情况：百姓们根据书籍记载和传说、自己所熟悉的其它兽类形象，在头脑中塑造了狮子的形象，甚至不惜“赐予”它翅膀或头角以表现其雄健威猛的气质。但仍然不满足的人们想要让静止的狮子活起来，同时民间的尚武精神更使得贯穿着武术来模拟狮子行为的舞蹈应运而生，并发展成为如今世界闻名的“狮子舞”。

有关“狮子舞”的记载，最早见于《汉书·礼乐志》，其中提到“常从倡三千人常从象人四人(注：孟康日象人若今戏虾鱼师子则也)”，由此可见，至少在东汉时就已经有狮子舞了。到了唐朝，狮子舞已发展为上百人集体表演的大型歌舞，还作为燕乐舞蹈在宫廷表演，称为“太平乐”——“太平乐亦谓之五方狮子舞”(《旧唐书》卷二十九)。当时的狮子舞，还流传到了日本，日本的一幅“信西古乐图”中，就画有类似唐朝的古代的日本奏乐舞的场面。唐代以后。狮子舞开始广为流传，无论在皇宫还是民间，舞狮均为人们喜闻乐见的活动。在当时有许多的诗词歌赋都曾描述过，如唐人自居易在《西凉伎》中所描绘：“西凉伎，西凉伎，假面胡人假狮子，刻木为头丝作尾，金镀眼睛银帖齿，奋迅毛衣摆双耳，如从流沙来万里。”从中不难看出此时的舞狮的盛况和狮子制作的精细。

可以说，发展至今，舞狮已成为全世界华人生活中的传统习俗，每逢春节或其它一些喜庆日，许多只大狮子都会在锣鼓鞭炮声中，跳跃着人们吉祥如意的心愿。

细说起来，中国舞狮分为“南狮”和“北狮”，关于它们的起源、区别等等在此恕不赘述。但无论是南、北舞狮的器材制作、表现形式，还是运作编排、表演手法都无不带有中国的传统文化气息；舞狮的背后是浓浓的本土情结与人们共同纳福祈祥之心声。

以上说明，中国传统文化中狮文化是建立在狮子自然属性的基础上，又历经千百年风雨，在长期的文化撞击与融合过程中最终成熟的。狮的形象也凝聚了历代集体意识，体现着中国古代人民的思想观念和宗教崇拜。毋庸置疑，狮子是随着佛教的传播而普遍获得中国人民信仰的，无论是其地位还是外在形象，都随着社会政治、宗教、价值观念的发展而演变，其精神内涵和文化层面不断被中国传统文化所美化和神化，最终坚定地成为祥瑞的表征。它象征着人们风调雨顺、政通人和、五谷丰登、吉祥如意之愿望，是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财富中重要组成的一笔。

参考文献：

[1]张之杰，狻麂、师子东传试探，中国科技史料，2001，第22卷，(4)：363-367

[2]刘晌，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