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志强　邓旭娴

应当说，无论在哪个社会哪个时代，不同职业之间存在差别，都是很正常的。但是当这种差别超过某种程度。进而影响到社会的正常运行、危及社会稳定时，就需要对其进行改革调整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白领”似乎已经，大去原来的光泽和魅力。随着“白领”光环的退去，一个新的名词——“红领”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追捧。“红领”其实也不是一种新的职业，只不过是对一小部分利用手中权力谋私的国家公职人员、垄断性国有企业中的中高级管理人员的一个新称呼。“红领”为人称羡，风头盖过“白领”。

“政治资本”成最大区别

在这场职业竞争中，为什么“红领”如此强势，为什么“白领”敌不过“红领”?原因很多，表现在不同层面，既有职业本身特点方面的，也有社会体制机制方面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职业本身的特点。在改革开放初期，市场中“发财”的机会多，一些企业职工的工资待遇根据市场原则确定，“白领”们成为社会高收入群体，而国家工作人员的工资待遇改革没有跟上，因此有些机关工作人员选择“下海”捞金。“白领”虽然有较高收入，但同时也具有高风险。很多“白领”经常需要加班加点，竞争越来越激烈，工作也越来越不稳定，压力越来越大，因而，在智力上、体力上、精神上更容易出现透支。与“白领”相比，“红领”们不仅有职有权，而且工作稳定体面，社会地位高，收入稳定，享有完善的社会保障，有足够的安全感，特别是还有不少灰色收入，能够公费出国和进修，等等。如是，两者的“含金量”出现了明显变化。

其次是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教育事业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越来越多，以及知识和技术服务的知识经济的发展，“白领”的规模在不断扩大，物以稀为贵，东西多了不值钱，边际效益递减。随着人们的经济收入越来越趋于多元化，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成员财富积累增加，“白领”的相对优势越来越少，其社会地位也就随着下降而“红领”，由于受到编制等因素限制，其规模相对稳定且数量相对较少，因此其稀缺性优势和社会地位不会随着阶层结构的变化而下降。

再次，这两个职业群体的社会资源和资本构成也不同，“白领”利用拥有相对多的知识资本和经济资本来获得相对优势，而这种相对优势只有在经济稳定发展的条件下才僻以实现，在金融危机情况下，白领阶层的经济资本可能将受损，没有其他资源可以弥补。“红领”却不仅拥有经济资本、知识资本，同时还拥有政治资本，也就是权力资本和更多的其他社会资小“红领”不仅能够得到体制内的保障，同时可获取体制外的某些资源。面对危机和风险，自然具有更大的安全度“白领”不敌“红领”的深层原因

从体制机制层而来分析，当前“红领”之所以强过“白领”，其具体原因有：

一是政府和国企改革不到位。首先是政府职能改革方面，当前行政权力对社会资源机会的控制还是很强，支配着很大一部分社会财富。虽然我们反复强调要建设服务型政府，但是，个别地方官本位仍是政府组织运作的深层理念，从而使得某些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享受不该享受的消费，获取不该获取的收入，这就使得“红领”虽然在表面上看工资水平并不比“白领”高，但其可支配的资源和机会是一般社会成员所无法比拟的。国企改革方面，虽然国有企业改革不断深入，企业的活力不断增强，但是，国有企业的一些不该有的垄断从来没有停止过，有的还在不断增强，此外，国有企业在低价使用国家资源的同时，由于利税制度等方面的原因，其所创造的利润很大部分却留在了企业，加之在收入分配中缺乏必要的监管，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职工的收入和福利都较高，有些高管的收入令人瞠目结舌。

二是一些体制改革不到位。最核心的是收入分配制度不公平。我国目前的初次分配以按劳分配为主，实行的是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但执行起来很难，标准不具体，细则不配套，导致包括“白领”在内的劳动者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第二次分配也存在不少问题，如国有单位职工能够享受全面的社会保障，特别是公务员更加独享完备的社会保障，如社会保险、住房补贴、公费进修培训等等，而且极少承担缴费义务。而对于在非国有单位的“白领”只有在自身缴纳一定比例的社会保险费之后才能享受社会保险。我国的现行的《劳动法》还是15年颁布实施的，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劳动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劳动法的一些规定已不适应变化了的经济社会形势。同时，诸如保障劳动的权益的《社会保险法》等法律还没有建立起来，导致劳动者的利益受损而不能诉求。另一方面，由于对劳动就业的监管机制缺乏，对于不少公司企业对员工的侵权行为不能及时予以惩治和纠正，导致劳动者利益受损。加之政府如果对国有单位职工监管力度不够，导致个别官员大量的公款消费和灰色收入，“红领”的优势就更加突出了。

三是社会风险和社会成本分担机制不公平。现在人们比较关注的是社会财富的分配，但在现代工业化、全球化-日益深化的社会，社会风险和社会变革的成本分配对人们生活和社会结构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这是我们现在要特别重视的一个问题。从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对“白领”和“红领”的不同影响来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其实受影响更大的是那些受冲击的行业的低端劳动者。当风险和危机出现或者进行某种社会变革时，由谁来承受损失和应对成本，与社会体制机制紧密相关。

应当说，无论在哪个社会哪个时代，不同职业之间存在差别，都是很正常的。但是当这种差别超过某种程度，进而影响到社会的正常运行、危及社会稳定时，就需要对其进行改革调整。当前，就我国而言，一方面是要加大對社会成员的公共服务和支持力度，提高社会风险保障能力，使得各个社会部门的社会成员都能具有相对平等的安全感。另一方面，要进一步推进政府职能转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有关经济社会体制改革。未来的和谐社会。不管什么“领”，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只是服务在社会不同的领域，都是为人民服务，不能因为在不同的岗位而享受相应的特权，人为地将人分成三六九“领”，人为地制造差距和歧视。

白领与红领之比较

形成背景

白领：白领的产生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初级 阶段末期的典型现象，证明了“知识改变命运”。白领大多只出现在一线城市。这些有文化有知识的年轻人开始尝试一种西方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的雅皮士生活。绅士与淑女，是这些拥有新思想的青年人的人生目标。

红领：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计划经济时代发挥过巨大作用的少数垄断企业和个别官员利用社会正在转型、体制和制度尚未完善之机，通过进行权力寻租活动，谋取不正当利益。

生活状态

白领：那种在高级写字楼里上班的专业技术人员，特点是高学历、高收入。特别是写字楼里的外资企业，更是白领群体云集的根据地。白领意味着体面的工作、优雅的修养、丰富的精神体验。从某种意义上讲，白领简直成为时尚的代名词。

红领：他们的收入是隐蔽的，生活是隐蔽的……所谓隐蔽，就是像站在黑夜里的黑衣人，你知道他在，但你不知道他什么样，在做什么。他们长期盘踞公共资源高地并独占利润，把相当一部分应当归社会共享的成果变成部门利益，享受过高的收入和过高的福利。危机考验

白领：曾经的白领已经老去，在一场百年不遇的经济危机面前，脆弱的白领蓦然发现，曾经雪白挺括的领口，已经被冰冷的汗水浸得皱皱巴巴一片姜黄。

红领：与权力结盟的他们，丝毫不受影响。

谁是未来社会的中坚力量

“红领”与通常所说的“白领”、“蓝领”相对，他们在整体社会人群中的相对数量并不大，而且可能面容模糊，但是，作为权力异化生态中崛起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他们占据着相当分量的公共话语权，他们操持着相当比例的公共资源，上可以影响公共政策，下可以改变公众生活。

所谓“红领”，是指那些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群体，他们既享受着旁人难以企及的权力资源，又享受着最为丰厚的经济发展成果。如果要问“红领”都是怎样一些人，也许很难用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合法的身份名词来简单转换，但我们至少知道他们可能来自哪些群体，比如：公职人员、事业单位人员、国企管理人员、垄断国企人员等：他们中间，用权力交换利益或者用利益换取特权的那部分，共同组成了“红领”；并且依据其所占权力资源的大小和财富势力的强弱，区分着其在“红领”内部的地位。

与“白领”价值的随行就市相比，“红领”不仅利益丰厚，而且异常稳固。他们通常以巨额腐败分子的面目被清理出“红领”。事实上，他们的命运主要取决于自身对贪念的控制能力，虽然也可能因为小偷行窃之类偶然因素而无奈现形，但是像世界金融危机这种巨大的市场波动一般很难对他们固若金汤的利益堡垒产生影响。

“红领”所践行的是一种新的经济类型：权力经济，或者说权贵经济。它不像知识经济讲究刻苦卓绝的学习和矢志不渝的创新，它也不像商业经济讲究市场的眼光和辛苦的经营，权力经济更加讲究身份和权术。

我们知道，比较理想的社会结构应该是橄榄型的。它应该拥有一个强大的中产阶层。开放而且不排外的“白领”无疑是橄榄型社会的中坚力量，它为包括最底层民众在内的所有人预备了一条充满希望的上升通道。“我想成为一名白领”对大多数人而言，尚且是一个完全有可能实现的梦想。然而，“红领”的崛起，所欲塑造的却是一个金字塔型的社会，“紅领”处于风雨无忧的食利顶端，与接受风吹雨淋的“白领”和“蓝领”，以及出最多力拿最少回报的弱势阶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舒圣祥)

别把我看成“红领”

我是公务员，但我并不是“红领”，因为我从来没用过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私，机关现在也实行阳光工资，虽然工作稳定，工资却不多。但确实身边有个别“红领”的存在，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捞好处，搞一些“灰色收入”，败坏了整个队伍的形象。(李春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