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哈代是十九世纪末英国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德伯家的苔丝》是他最有代表性的小说。他用强劲有力的,史诗般的文字描写了贫穷的农家女子苔丝短促而不幸的一生。作为现实主义文学长廊中著名的女性形象之一,苔丝是美丽的象征和爱的化身,代表着威赛克斯人的一切优秀方面:美丽、纯洁、质朴、勤劳、勇于自我牺牲并对生活保有美好的愿望。Tess已成了“纯洁无辜的女子”的代名词。苔丝的悲剧绝不是她个人的悲剧,而是那个时代的悲剧,更是那个社会的悲剧。每一个被冠以“现实主义”的大师笔下的每一个美丽而易逝的生命背后,我们往往都可以找到经济、政治、道德、宗教等各种社会因素。作为一个被公认存在着浓厚的宿命论色彩和命运观念的作家,哈代亦不例外。命运悲剧意识,是哈代对生活在威塞克斯这一特定环境中的人物文化心态的准确把握,它使得小说更加真实感人,从人物命运背后,可以窥见更丰富的现实生活内涵。

苔丝的悲剧是人与社会间矛盾的产物,她的悲剧命运是她所生活的那个社会的必然。因此,它的悲剧无疑是一个社会悲剧。

19世纪向20世纪过渡的这一时期的经济因素,对苔丝的生活有着深刻的影响。维多利亚女王长期的统治于1897年进入鼎盛时期。这是一个和平、物质丰富的时期,大英帝国正处在它权利的顶峰,同时,多样化的资本主义经济在城市和乡村里快速增长。陶勃赛乳牛场和弗林科姆柢农庄是新型生产方式的产物,乡村的宁静被破坏,农村小农经济正在崩溃,成千上万的佃户破产,在这种情形下,苔丝作为一名佃户的女儿,她的生活注定不会平静。

在小说的开始,哈代为我们描述了乡村生活的美好。乡村自然而朴实的风景,美丽清新的乡村姑娘以及宁静、轻松的田园生活。五月的露天舞会传递出乡村特有的快乐,但是舞会上三位不速之客(其中之一后来成为这一切美好的破坏者),暗示了这充满活力的舞蹈正受到城市生活的威胁。紧接着农场的一系列变化更是危险的信号。在苔丝被亚雷逼奸后回到家乡马勒特村参与收割时,在那儿还很容易找到传统农业经济“子规声里雨如烟”的迹象。当她婚姻破灭再次回到马勒特村时,又到了收割季节,可这时,人们已经广泛使用打谷机,立足于传统农业的安全感正在日渐失去。在哈代的视野里,传统生产方式与现代文明是二元对立的,传统意味着柔和与人性,而现代则代表了野蛮与残酷。哈代着力描绘了这个故事的背景,即那时已有大量证据表明传统农业正由柔和向残酷转变。这使苔丝的命运戏剧化——她的荣辱伴随着整个乡村现代化的进程。这个乡村女孩是传统经济的代表,她的乡村遭到经济侵略,而她的生活,则遭到肉体和精神的双重侵略和破坏。

工业经济势力对农村社会入侵的直接结果是乡村个体经济的破产。祖上显贵的家势在苔丝出生时早已衰落,她是租住房子的贫苦农民的女儿。她没有虚荣心,不羡慕荣华富贵,执意要姓母姓。她还具有热爱劳动不怕吃苦的品质,在七岁时就几乎是家里的好劳力了。当家中唯一的老马被撞死后,苔丝应允了母亲去认本家,她的苦难人生从此揭开了序幕。在丈夫弃她远去,父死母病,一群弟妹无生计,而全家又被赶出租房的情况下,她为了支撑起家庭,不得不依附于亚雷并委身于他。如果不是工业经济势力对农村社会的入侵造成她一家的赤贫,苔丝就不会被亚雷奸污而受到丈夫的嫌弃,进而沦为杀人犯。

亚雷·德伯是乡村的富商之子,当他第一次遇见苔丝时,他的淫念便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利用苔丝的纯真无知夺去了她的贞操。当亚雷第二次遇见苔丝时,苔丝的婚姻刚刚破灭。亚雷依然无法抗拒苔丝的美貌,又算计着再次占有她的身体。他欺骗苔丝说她的丈夫将再也不会回来与她团聚。在那时,苔丝的父亲刚刚去世,母亲卧床不起,弟弟妹妹们被迫辍学,作为家中长女,苔丝唯一能做的就是再次屈从于亚雷以为全家获得最基本的生活依靠。

亚雷之所以敢为所欲为是因为他富有,无论是公众还是法律都纵容了亚雷这样的恶少。但被亚雷羞辱的苔丝却不能从这个社会中获取任何的同情和庇护。在苔丝遭受亚雷玷污时,法律保持了沉默;但当苔丝杀死亚雷时,法律却“公正”地现身了,严酷地把她送上绞刑架。如果说以亚雷为代表的社会暴力和国家机器迫害着苔丝的身体,那么以克莱为代表的社会伦理道德则摧残着苔丝的灵魂。

被奸污后,苔丝回到了父母身边,计划着重新开始生活。但是腐朽的却根深蒂固的伦理道德无情地打击着她,乡村的人视她为伤风败俗的女人,她自己也感到羞愧,觉得自己有罪。她的命运也由此开始向悲剧方向转折。为了逃避那一段不愉快的记忆,苔丝再次离开家乡,不久便遇到了安玑·克莱。

克莱爱教会就如同爱父母,他承认宗教对人类的意义,但同时他开始接受新的思想,并在新思想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道德标准。可悲的是,他没有意识到他所谓的好的道德标准同样包含大量旧的残酷的伦理道德观念,而这些就如同他已经否认的教条一样毫无价值。遇到苔丝后,克莱天真地认为放弃迎娶一位富有的且有社会地位的女子的愿望而向苔丝这样一个平民的女儿求婚,他会获得加倍的真挚纯洁。他坚信她的完美,他显然将她理想化了,因而他对自己早期的放荡感到内疚。他需要苔丝是纯洁的化身,所以在结婚之前,他更重视在苔丝身上毫发无损的纯洁形象。这就是为什么当苔丝在新婚之夜坦诚了自己曾被诱奸的事实之后,克莱会完全改变对她的看法并产生强烈的反感,他对苔丝理想化的爱情立刻消失贻尽。苔丝的泪水无法软化克莱的铁石心肠,他将她抛弃在痛苦和绝望中,并彻底毁灭了她心中刚刚升起的对他们爱情的希望。

克莱终究没有摆脱他的家庭教育,特别是他所处时代的道德观念束缚,他根本不考虑苔丝的苦乐,做出了弃苔丝而远行的无情决定,而且不仅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未给苔丝音讯,还以为他什么时候要饶恕她,他什么时候就可以回到她怀里。从根本上说,他也没有彻底驱除以苔丝为他掌中之物的思想。如果不是他在巴西经营农场破产,回到家乡后不是那样的潦倒落魄,他可能永远不会再去找苔丝,苔丝也不会最终走向断头台。因此,如果说亚雷是以强暴的手段将苔丝推上了苦难之路,克莱便是推着她走完这一路程的帮凶;如果亚雷戕害了苔丝心灵的话,那么克莱则是朝着她那颗破碎的心上插了最后的致命一刀。亚雷和克莱是扼杀苔丝的直接刽子手,而在背后驱使他们的正是那腐朽陈旧的伦理道德。

宗教则是影响苔丝的另一种社会精神势力。与纯系人为、毫无自然基础的社会法律不同,宗教是深深扎根在人们心中的意识形态。亚雷的凌辱使苔丝怀孕,而被称为“上帝派来的人”的牧师却拒绝为她的孩子洗礼。苔丝在给孩子作临死前的洗礼时忍无可忍地说:“要是上帝不承认这种动作,为了不是正式的洗礼,就不准孩子进天堂,那么这种天堂无论为自己、无论为小孩,就都不稀罕了”。尽管苔丝不承认宗教的合理性,但这不合理的宗教也是迫害她的元凶之一。那个作恶多端的亚雷不仅没有受到“上帝”的惩罚,反而被收为信徒。披上了福音教徒的外衣后,亚雷的恶行不仅不加收敛,反而变本加厉,玩着宗教的把戏,干着淫邪的勾当,甚至对苔丝说:“自从遇上你,我叫你迷得比以前更厉害了,你把我的信仰都赶跑了,再也不想干传教的事了!”他完全撕去了假面具,露出了真面目。趁人之难,他再次霸占了孤苦无援的苔丝,使苔丝对他的憎恨到了极点,以致把他杀死而走上了“异教的神坛”。

苔丝的一生是短暂的,但她短暂的一生留给读者的思索却是深长的。苔丝的命运是何等多舛,而通过发掘她多舛命运背后的内容,我们看到的是社会、宗教、法律、经济有意无意的合谋,将苔丝推上了命运的断头台。社会造就了苔丝的悲剧,而人类的反抗在社会与命运的双重倾扎下显得何其可怜,贫民的命运是被社会注定了的,平民体在社会的生存,就是代代延续的挣扎、痛苦和死亡。善良的人走向死亡的路程显得何其可悲和可怜。哈代写的不仅是一个善良女子的毁灭,更是具有普遍真理意义的人类生存图景。哈代不仅给苔丝以深切的同情、爱护,用她的美善、真诚来抨击社会的虚假、凶残,而且面对卫道士的舆论攻击,他以强烈的社会正义感坚持了“一个心地坦白的人对于女主角的品格所下的评判”。他宣称:“如果为了真理而开罪于人,那么,宁可开罪于人,也强似埋没真理。”作为一个充满悲悯与良知的作家,哈代写出了一个时代的悲观与绝望。

骆惠新,浙江绍兴一中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