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淑莲

2009年7月下旬，奥巴马政府执政以来的首轮中美战略和经济对话将在华盛顿举行。纵观近年中美关系的演变与发展，我们有理由对此次新的中美对话充满期待。

一、战略对话成为主旋律

在布什政府执政时期，每当其财长访问北京，中美之间都要为贸易不平衡问题爆发一场激烈的口舌之争，双方甚至会摆出不惜启动贸易战的架势。2006年9月，由胡锦涛主席和美国前总统布什共同倡议发起了“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希望通过对话和谈判，逐步消除分歧、化解矛盾，共同推进双边经贸关系。以此为起点，中美关系的重心从主要通过贸易谈判解决相互争端，逐步转向通过战略对话以谋求共同发展。

2006年12月14日至15日，首轮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到2008年底，中美经过两年5轮对话，业已取得显著成果。尽管双方在贸易逆差、汇率改革、产品质量与安全、金融和服务贸易自由化等领域的分歧与矛盾依然存在，但从总体看，正是由于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对话平台，两国经济关系既没有出现停滞、倒退，更没有陷入诸如贸易报复之类的恶性循环。有关数据显示，中美关系正向全方位和纵深迅速发展。两国经济总量现已占到世界的40％左右，中美关系实际上已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度不断提高。中美两国互为对方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此外，中国还是美国国债持有者中的第一大户。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中美双方已建立涉及经济、科技、环境、能源、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数十个对话机制，中国在双方对话与协商中的地位正在逐步提升，如要求美国放宽对华出口限制、改善金融监管等，过去是发生食品安全事件后相互指责，现在是积极建立产品质量安全协作机制；过去是美国施压要求中国扩大内需，现在是世界金融危机下的中国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自觉刺激国内市场。这些都表明，中美双方通过对话，加深了理解，增强了互信、扩大了合作，并对世界政治与经济格局的良性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二、中美两国更加相互依赖

2008年下半年，美国房地产次贷问题及金融衍生品引爆的金融危机迅速扩散。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加强世界各大经济体的紧密配合，成为抗御危机的必要手段。世界银行行长佐立克在担任美国常务副国务卿时曾明确指出，美国应该邀请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上任后首次访华的美国总统奥巴马特别代表、财长盖特纳在北京大学演讲时甚至强调：“离开美中合作，全球问题将得不到解决。”

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显然加深了奥巴马政府对中美关系重要性的认识。事实上，除应对危机外，在能源、环境气候、朝核、伊核等重大问题上，以及其他诸多外交领域，美国无不需要加强同中国的对话与合作。

为进一步加深了解、互信与合作，中美两国在2009年4月重新建立了“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这个两国级别最高的官方对话机制与过去“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不同之处在于，新的对话机制采取了双轨运作模式：一是由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和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共同主持“战略轨道”，重点讨论涉及政治、安全、气候变化等全球问题，二是由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和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共同主持“经济轨道”，主要讨论经贸、金融等问题。双方期望，通过双轨对话与合作，在中美建交30周年之际，将两国关系推向一个新的台阶。正如王岐山所指出的那样，在当前形势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是经济对话的重要任务。要通过对话发出中美务实合作应对危机、共克时艰的明确信号。“这对于进一步提振信心，促进全球金融稳定和世界经济复苏具有重要意义。”为此，双方必须坚持经济对话的全局性、战略性和长期性定位，加强在重大热点经济问题上的沟通协调，通过平等对话和磋商，以理性态度和创新思维，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今年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和财长盖特纳访问北京，表现出极具建设性的整体气氛。人们看到，当年那种充满敌意的对抗已被友好的对话所取代。

美国对华政策和态度的变化，不仅仅反映了奥巴马“谦卑外交”的理念，而且透露了华盛顿面对金融危机时的巨大压力和担忧，以及对世界未来局势的最新战略判断。在两国相互依存度越来越大、美国越来越有求于中方的现实情况下，奥巴马总统曾在多个场合强调，中美必须联手处理世界事务。可以说，这场金融危机客观上给中美关系发展带来了新的重要机遇。

三、提高中国话语权

新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究竟会给我们带来什么，这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从目前情况看，撇开“战略轨道”问题不谈，中方应在“经济轨道”的对话与合作中，以积极应对、稳中求进的态度，着重体现以下要求与期待。

第一，坚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金融危机使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奥巴马在经济刺激计划中明确写入“买美国货”(Buy America)的条款，确实令人担忧。从历史经验看，面对金融危机，贸易保护主义绝对不是出路，而“恰恰有可能成为一剂加剧世界经济困境的毒药”(新华社评论)。

第二，确保我国所持美元资产的安全。在现有国际分工格局下，中国等广大发展中国家主要通过出口实物商品，赚取外汇，或换回美国国债等金融商品。而如何实现美元资产的保值增值却成为困扰这些国家的一道现实难题。美国金融监管不力给世界带来了危机。现在人们担心，美国又要利用美元的贬值让世界各国为其经济危机“买单”。20世纪80年代，美国就曾通过签署《广场协议》以及随后两年间美元对日元贬值50％，使日本所持美国国债遭受巨大损失。截至2009年4月末，中国所持美国国债共计7635亿美元，是美国国债的第一购买大户。在2008年12月中美进行第五次战略经济对话时，中国就曾明确提出，要求美国“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稳定经济和金融市场，确保中国在美资产和投资安全。此外，以美国国债第一债权人的身份，中国还可向美方提出，购买美国国债，一律采用人民币计价，以有效防范汇兑风险(我国学者刘金亮观点)。

第三，积极推动建立超主权货币。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过度依赖少数国家信用货币，加剧了风险扩散和危机传导。为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需要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这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最为核心的问题。2009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于20国集团(G20)伦敦峰会前夕提出：应当创造一种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及其成员国使用的特别提款权(SDR)为基础的新型国际储备货币。具体措施包括：(1)建立SDR与其他货币之间的清算关系，使其成为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公认的支付手段；(2)在国际贸易、大宗商品定价、投资和企业记账中使用SDR计价，(3)创立SDR计值的资产，增强其吸引力。(4)进一步完善SDR的定值和发行方式；(5)由基金组织集中管理成员国的部分储备，增强国际社会应对危机、维护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稳定的能力。此外，IMF还应特别加强对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的经济金融政策以及主要国际金融市场的监督。上述建议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积极回应。考虑到目前SDR由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四种货币组成，有关专家提出，应积极争取，使人民币成为IMF特别提款权的第五种组成货币。而且，五种货币均应占20％的比重。

第四，着力提高中国话语权。中美经济实力相对差距逐步缩小的现实，以及中国在世界金融危机中的卓越表现，为中国通过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谋求话语权的扩大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在2008年底举行的欧亚峰会上，欧洲明确希望和中国重建独立于美元之后的国际金融新体制。从目前情况看，可首先考虑，争取逐步提高中国在IMF的话语权。根据IMF规则，重要提案需要获得85％的投票权才能通过。美国目前拥有约17％投票权，可否决任何决定。而中国的投票权仅为3.66％。日前中国已表示愿意买入一定数量的IMF债券。如果通过各方努力，使人民币成为IMF特别提款权的第五种组成货币，中国的影响力将得到进一步提高。

扩大中国话语权，并不仅仅是中国自身利益的要求，更是国际社会关于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国际金融新秩序的普遍期待。我们深信，中美关系的和谐发展以及中国话语权的扩大，必将对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发挥越来越大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