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桑顿,华盛顿布鲁金斯研究院理事会主席,北京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全球领导力项目负责人兼教授,汇丰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汇丰北美控股公司董事及非执行主席。

桑顿还担任多家公司董事职务,包括福特汽车公司、英特尔、新闻集团和中国联通集团等。此外,也是亚洲协会、泛大西洋投资集团、中国证监会、中国改革论坛、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华美协进社,麦肯锡知识委员会, Hotchkiss学校,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中国外交学院及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等机构理事、顾问委员会委员。2007年,桑顿被著名的Institutional Investor(《机构投资者》)杂志评选为40年来全球金融市场最有影响力的人士之一,2008年,桑顿先生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奖。

桑顿早年在哈佛大学获得历史学学士学位,在牛津大学获得法学学士和硕士学位,在耶鲁大学管理学院获企业管理硕士学位。2007年,桑顿被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

记者:您是一家公认的美国顶级智库的主席。您认为一个成功的、有影响力的智库的关键要素是什么?

桑顿:我在过去多年中担任布鲁金斯学会的董事,并且在过去七年担任董事会主席,我对于智库的认识主要是通过这些经验获得的。布鲁金斯能够成为一个顶级智库,关键在于它一直坚守三个核心价值:质量、独立性和影响力。这三个价值整合在一起,指导着我们的研究,并界定了我们学会与众不同的特点,也奠定了我们成为全球领先智库的声誉。

任何一个智库的成功首先都取决于它所拥有的专家的实力。布鲁金斯三个核心价值的第一个价值——质量,是由我们的专家决定的。我们寻找的是那些在各自领域领先的优秀研究者和决策者,他们不仅思维缜密,而且富有创新性和创造力,懂得怎么把他们的思想和现实世界的问题结合起来。

记者:您提到独立性是三个重要的核心价值之一。为什么独立性在一个智库的研究工作和成功历程中有那样重要的作用?

桑顿:任何一个智库的声誉,尤其是从布鲁金斯的标准来说,都和它的独立性密切相关,这包括研究机构本身的独立性和学者的独立性。独立性包含了几个方面。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思想的独立。我们的学者以开放的思维来开始他们的研究项目,并通过对事实的客观分析获得结论。

在美国两党制的政治环境中,独立性也意味着布鲁金斯的专家把自己定位为一个非党派机构的成员。我们不认为真理及智慧只属于两党中的某一个党派。我们的许多学者在民主党或者共和党的政府中担任要职,这使我们的观点更符合实际和更具有影响力。然而,我们达成的一个坚定共识是,布鲁金斯这个平台不能用来为某一个党派的目标服务。

独立性也意味着我们的研究不受到资助方的影响,我们的研究不会因为过度依赖于几个较大的资助方而被他们的利益所影响,也不是为了谋取商业回报。智库通常面临来自公众的许多疑问:谁为智库的研究提供经费?这些经费来源会不会影响到智库的研究结果?布鲁金斯的经费来源包括大量公共和私人的资助。资助来源的多元化对于保持独立性和保证研究质量是非常关键的。

记者:独立的智库如何把研究成果转化为政策?智库的最终目标是不是要产生影响力并影响现实中的政策变化?

桑顿:在智库工作中,关键的一点是政策研究在现实中的应用。如果说独立性是我们和企业的研究或游说团体之间的区别,那么我们长久以来对影响力的重视则是把我们和大学或者其他学术研究机构区别开来的关键。

在过去九十年中,布鲁金斯和其他持有相同观念的研究机构力图推动社会的变革。我们试图告诉公众我们正面临的主要问题,并且在提高国家治理水平、改善国际秩序等方面提出我们的意见。

布鲁金斯的学者帮助创建了美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并且在建立联合国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最近二十年中,我们关注的焦点是如何改善医疗卫生服务、税收政策、教育、社会福利、公共服务等领域的政策,以及如何改善冷战结束后全球融合时代的国际安全环境。

影响力至少有三种形式:设定议程,引领讨论,以及设计政策。每一个形式都面向不同的受众,并使用不同的方法来传递信息。

设定议程可能是介绍一个新的观点以使公众有所觉悟,或者使公众对一些原本受到忽视的问题产生足够的重视。我们通过与各种政治机构、企业界、非盈利组织、主流媒体、研究者和学术界的沟通来实现这一过程。

在某个特定的议题已经受到高度关注后要引领相关的讨论,这一工作需要我们更加有针对性地去接触特定的决策者,比如国会议员、负责相关事务的政府官员、政治和商界领袖、媒体、以及公民团体等。这个工作中,包括学者为主要的媒体或者网站撰写观点文章,或者针对有影响力的听众进行演讲。布鲁金斯这一类研究机构拥有的一个重要能力是“召集力”,即我们有能力创造合适的氛围,把相关的人员聚集在一起,针对当前重要的议题进行公开的或者非公开的讨论。

在设计特定的政策时,智库需要把负责某个特定领域的高层决策者或者立法者作为目标,有针对性地提供研究和政策建议。这一工作包括学者撰写政策文章、召开有政府官员或决策者参与的非公开研讨会、或者在国会听证会上提供证词。

最后,我前面提到很多学者有在政府任职的职业经验,这是布鲁金斯和其他智库发挥影响力的一个重要途径。奥巴马政府的组成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例子。有大量的布鲁金斯学者担任了本届政府的高层决策者,包括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萨默斯(Larry Summers)、美国驻联合国特使赖斯(Susan Rice)、副国务卿斯坦伯格(Jim Steinberg)、副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多尼伦(Tom Donilon)、白宫管理与预算办公室主任奥斯泽格(Peter Orszag)、国家安全委员会东亚事务资深主任贝德(Jeffery Bader)等。我们相信这是我们毫不动摇地坚持质量、独立性和影响力这三个核心价值、促进最优秀的思想之间进行公开讨论的直接结果。

记者:本次全球智库峰会的焦点是政策研究机构如何帮助政府预测和应对危机,比如本次的全球金融动荡。您认为像布鲁金斯这样的智库在帮助国家解决当前面临的危机时,可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桑顿:全球金融危机现在是每个人关心的最重要的问题。布鲁金斯的学者一直在密切关注经济形势并且及时提供分析和建议,在美国的救市计划等决策中发挥了作用。在政府决策者们与危机进行斗争的时候,整个布鲁金斯学会尽力为他们提供持久的智力支持。

在未来,我们希望继续发挥作用,找到方法来推动持久的经济复苏。事实上,在今后几年中,布鲁金斯所有部门研究的主题都将是经济复苏问题,以及如何抓住当前形势,为我们提供机会来建设一个更具可持续性及更富创新性的经济与政治体制。

这个重大的课题将包括几个部分。第一,我们的学者正在反思我们为什么会有目前的危机,并不断跟踪美国与全球经济的状况。

第二,我们正在针对眼前的局势做出政策建议来防止情况进一步恶化。这不仅仅针对宏观经济,也包括住房、金融、消费等关键部门。

但这次金融危机提供给我们的真正机会,是做出一些实实在在的长期性的改革。这要从鼓励创新及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政策开始,但是也需要对包括能源和医疗卫生服务等对经济长期繁荣具有重要意义的长期经济政策进行调整。我们还需要在治理制度方面改革,一方面保证适当的透明及问责,另一方面又不能压抑创新及竞争。

这些工作不仅仅限于美国。我们的专家正在研究如何改革美国和全球的金融体系,从而使决策错误不再重演。我们也在寻找方法来阻止或减少危机对老百姓的伤害。最后,我们也在研究危机对国家安全以及全球长期安全及合作的影响。

记者:全世界的智库达到数千家,这些智库之间是不是有现实的竞争?这种竞争有效率吗?在严峻的经济形势下,为获取资助而进行的竞争是否已经成为智库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

桑顿:我们从与各种不同机构和个人的合作伙伴关系中受益,并且希望将来继续受益。在解决全球变暖、能源安全、地区冲突等全世界所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时,智库之间的合作显得尤为重要。竞争是一件好事,可以促进在一个更大的市场中思想观念的创新。健康的竞争使每个人的能力都有所提升。

我们都应该面对现实。在思想观念的市场上,竞争是一个现实存在,尤其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我们都感觉到了研究机构之间在争取获得相对稀缺的资金、人才和注意力时不断加剧的竞争。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在建立伙伴关系方面敢于创新,这样的伙伴关系最终会加强我们研究工作的质量、独立性和影响力。在严峻的政策和经济环境中,合作的各个方面都能够得益于资源和人才的共享。

记者:2006年,布鲁金斯学会和清华大学合作建立了一个政策研究中心,这是布鲁金斯将近一百年历史中建立的第一个海外中心。对布鲁金斯在北京成立这样的中心,您是如何看待的?

桑顿:我们在几年前就认识到,为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布鲁金斯必须成为一个全球性的智库。我过去几十年中在中国工作的经验也表明美国必须改变它对中国进行研究的方式,要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对中国发生的情况进行实地考察。我们希望把布鲁金斯的学者与中国本地的学者和决策者聚集在一起,对中国日新月异的变化中出现的政策议题进行研究。因此,我们在2006年决定和清华大学建立合作关系,与清华大学公共政策和管理学院合作成立了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在中心主任肖耿教授的有力领导下,清华-布鲁金斯中心正在中国成功地实践布鲁金斯的核心价值:质量、独立性和影响力。许多中国的朋友告诉我,清华-布鲁金斯中心已经成为一个中国和国际学者进行政策研究和对话的重要平台,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关系、中美关于气候变化的合作、中国建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等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记者:2003年, 您离开高盛成为清华大学的教授,在清华开设了“全球领导力”课程。您当时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决定?

桑顿:在本世纪,所有国家都应当更好地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领导人。对于中国和美国这样对国际事务有重要影响的国家,这一点尤为重要。我的目标是帮助我的学生,为他们可能遇到的成为国内和国际领袖的机会和责任做好准备。

中国有大量的优秀青年人才,他们希望把各自的经验和观点提供给我们进行讨论。我为那些最优秀的学生提供机会,让他们与基辛格博士、耶鲁大学校长莱文(Richard Levin)、前任英特尔总裁贝瑞特(Richard Barrett)、联想总裁柳传志以及一些美国的参议员等进行面对面的互动。我发现这对参与交流的双方都是有价值的学习机会。清华大学的学生接触到了那些具有卓越经验、对难题有深刻思考、洞悉现实决策过程的人。而同样重要的是,来自西方的重要人物也更好地了解到中国未来的领导者在思考些什么,以及他们如何思考。

我非常高兴我的很多学生现在有很好的表现,而且我相信他们会成为有着宽广的、全面的视野的人才,在中国和世界上很多重要的领域中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