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天新

G日内瓦(Geneva)

入选理由:以她的恬静、安详和宽容,接纳了全世界,无愧于“万国之都”的美誉。

游历时间:2002年夏天、2007年夏天。

候选城市:戈尔韦(Galway)、热那亚(Genova)、哥德堡(Goteborg)、格拉纳达(Granada)、桂林。

我第一次造访日内瓦纯粹是个意外。事情得从2002年春天说起,那时我在法国东部的一所大学学术访问。有一天,我应苏黎世诗歌节组委会的邀请,从小城南锡出发,乘火车东行至与德国接壤的欧洲议会所在地——斯特拉斯堡。尔后,向南沿莱茵河进入瑞士。在列车快要到达巴塞尔车站时,我准备好了护照,准备随时接受海关工作人员的审阅。

由于瑞士联邦尚未加入申根组织,因此来欧洲之前,我向瑞士驻上海领事馆申请签证。接电话的工作人员声称,瑞士并未对中国公民旅游开放,更不会单独接受旅游签证的申请(其时我尚未接到诗歌节的邀请函)。我平静而又坚定地回答:领事馆的首要任务应是为所在地的居民办理旅游签证。当电话那头换成彬彬有礼的瑞士签证官,剩下的事情就好办了。

也就是说,我得到了我想要得到的,即一次有效的瑞士签证。没想到的是,巴塞尔车站月台上的海关官员(一位和蔼可亲的女士)在看过我护照上的签证(堪称所有签证中色彩最愉悦的)后,只说了一个英文单词wonderful(好极了),便做了放行的手势,根本没有在我的护照本上加盖海关日戳印章的意思。那时我尚且无法预料,这居然是我和瑞士难以隔绝的缘分的开始。

而当我离开与瑞士相邻的小公国——列支敦士登(和瑞士没有边界),进入另一个申根国家——奥地利时,遇到的情况也大体相似。因此当夏日来临,我在意大利出席了热那亚诗歌节,准备返回巴黎时,毫不犹豫地选择再次进入瑞士。这回我的目的地是享有“万国之都”美誉的日内瓦,一来,日内瓦就在我返回巴黎的途中;二来,我的一次入境瑞士签证依然有效。

一天中午,我在电影大师费里尼的故乡里米尼(紧挨着欧洲第一个共和国——圣马力诺)看过韩日世界杯决赛(巴西队依靠罗纳尔多的两粒进球击败了德国队)以后,独自乘火车北上。我在米兰换乘一列“欧洲之星”快车,穿过阿尔卑斯山下长长的辛普森隧道,进入到以滑雪胜地著称的瓦莱州,再沿着美丽的莱芒湖(英文里叫日内瓦湖)经洛桑到达日内瓦。

我带着愉快的心情来到日内瓦,自然也玩得惬意,更何况这是一座迷人的城市。日内瓦位于莱芒湖西南端,此湖不仅是阿尔卑斯山区最大的湖泊,也是欧洲知名度最高的湖泊。罗讷河从湖的东面注入,又从日内瓦城流出,包括里昂、阿维尼翁和阿尔勒等名城都依偎在此河畔,最后她在法国南方汇入地中海。站在河湖的交接处,我看见了湖面上一注高耸入云的水珠,那是世界上最高的喷泉,也是城市的象征。

日内瓦城位于阿尔卑斯山和侏罗山间的一个盆地中央,海拔大约375米,加上受湖水的调节,夏天气候温和。到处都是绿茵浓浓的,甚至有轨电车的枕木间也铺上了绿草。我想起巴黎的一位友人说过,在法国的城市里看不到裸露在户外的电线,而瑞士甚至连乡村也看不到,这是富裕国家和超富裕国家之间的差别。我几乎完全相信了。

可是五年以后,却被我亲眼看到的现实否认了(这丝毫不影响我对这个国度的好感)。那次我是应瑞士一家文学基金会之邀,在日内瓦湖畔的拉芬尼庄园做客三个星期,周围是村舍和葡萄园。那几乎是一次五星级的度假,五位来自不同国度——法国、意大利、波兰、俄罗斯和中国的写作者,应邀来到这座美丽的大房子里。三个瑞士厨师轮流给我们做饭,水果和美酒应有尽有,以至于那年夏天成为我有生以来诗歌写作最高产的时节。

拉芬尼的主人是德国的一位文学出版商,包括福克纳、萨特、海明威、纳博科夫、加缪、格拉斯、厄普代克、品特等作家的德文版著作均交由他出版。想必这位出版商和他的夫人十分好客,这些大文豪大多来此小住过,我下榻的房间就叫“海明威屋”。客厅里留下作家们写给主人的信件复印本,不出我的所料,以海明威的文字商业气息最浓,他总喜欢和出版商讨价还价。

有一天黄昏,我们应邀进了日内瓦城,在一位20多年前到访过中国的女作家府上做客。几天以后,拉芬尼举行了一场朗诵会,日内瓦城里的作家和文学爱好者纷纷前来,挤满了庭园。可是,惟独缺少我最想见到的路易丝·斯诺,她是《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作者埃德加·斯诺的遗孀,曾在“文革”期间随丈夫登上天安门城楼,自己也出版过几本书,那几天她身体欠安。

我因此在返回中国前夕,专程乘火车看望了88岁高龄的路易丝,没想到的是,她竟然开着一辆红色的小车在郊外的小镇车站迎接。值得一提的是,在与拉芬尼相邻的另一座村庄里,曾经住着另一位赫赫有名的老太太,那便是奥黛丽·赫本——电影《罗马假日》的主演。在她不算长的生命里,居然有40多年居住在这个不知名的村庄里。有许多次我乘公车经过那里,其中一次特意下来瞻仰了她的故居和墓地。

瑞士是这样一个国家,她让我们忘却每一位王公或首相,却吸引了欧美许多知名人士,其中有一些处境危难,她(尤其是日内瓦)为他们提供了可靠的庇护。例如,因针砭时弊被迫流亡的伏尔泰,出版了小说《爱弥儿》后受到政府通缉的卢梭(日内瓦也是他的出生地),私生活屡遭攻击愤而出走的拜伦,为了爱情与女友私奔的雪莱,等等。

前两位法国人生活在18世纪,一位是作家中最有思想性的,另一位是哲学家中最有文学气息的,他们身上体现出法兰西民族精神的特点——批判精神,还有机智和讽刺的才能。后两位英国人生活在19世纪,作为浪漫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一个生性放浪不羁,另一个追求热烈的爱情,两人在日内瓦郊外相逢并成为至交。

考虑到瑞士的物价昂贵,我第一次造访日内瓦时住在城北一座大学的学生宿舍里,暑假期间被校方用作青年旅店。打工的学生店员告诉我,有一家尚未完工的卢梭纪念馆,坐落在一条不知名的小巷里。我拜读过卢梭的《忏悔录》,于是捷足先登。纪念馆占地面积不大,却专门为她的红颜知己——华伦夫人留出一间展厅,她那华贵的身体映在白墙上,与正在进行最后一道工序的油漆工一样留给我深刻印象。

在卢梭出世前一个半世纪,加尔文在日内瓦辞世,他带给这座城市的影响力无人可比。加尔文是路德之后最著名的新教领袖,也是欧洲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在他的领导下,16世纪的日内瓦成为“新教的罗马”。由于日内瓦的地理特征是悬孤于本土之外,它的四周几乎全被信奉天主教的法兰西领土所围绕,因此做到这一点着实不易。

日内瓦人一直使用法语(大部分瑞士人说德语,还有一小部分人说意大利语和罗曼语),这说明语言与宗教相比是更本质、更不易改变的东西。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阿根廷少年博尔赫斯随治疗眼疾的父亲和家人来到此到,他在著名的加尔文学院就读四年,一度为法语所困扰。博尔赫斯不仅在日内瓦度过了难忘的青春期,更在临终时再次迁来。

在游览了加尔文广场、莱芒湖和罗讷河两岸风光之后,我找到市区一座没有围墙的公墓。被视为一代文学巨匠的博尔赫斯安静地躺在那里,枯黄的草叶铺满一地,散落在凌乱的石子铺就的长方形内外,一块上半部分拱形的石碑上写着他的名字和生卒年份,没有职业、身份和国籍。当然,这一切无损于博尔赫斯的伟大。虽然在日内瓦难得听到他的西班牙母语,但他的作品早已被译成各种文字,遍布了互联网。

日内瓦的人文气息向来浓厚,让我感到意外的是,迄今为止作用难以估量的互联网竟然也诞生于斯。大多数游客只知道日内瓦是联合国的欧洲总部、红十字会和WTO、WHO等一百多个国际组织的总部,却很少有人了解,日内瓦还是欧洲粒子实验室(CERN)的所在地。1989年,正是在这个实验室访问的英国科学家、比尔·盖茨的同龄人蒂姆·伯纳·李发明了互联网(www)。

在以字母G开头的城市里,我到过的至少还有地中海滨的热那亚、安达卢西亚的格拉纳达、瑞典西海岸的哥德堡、大西洋边的戈尔韦。热那亚是亚平宁半岛上曾经与威尼斯分庭抗礼的城邦,也是伟大的航海家克利斯朵夫·哥伦布和《马可·波罗游记》的诞生地;而哥德堡作为瑞典第二大城市和主要港口受到我的特别注意,则是由于一艘驶往中国的仿古帆船的启航。

相比之下,格拉纳达有着更为辉煌的历史,这里曾经是摩尔人的格拉纳达王国的首都,主要遗迹有建于13和14世纪的红宫,即阿尔罕布拉宫(Alhambra),后者被视作伊斯兰建筑艺术的瑰宝。此外,格拉纳达还留存有西班牙民族英雄、诗人洛尔迦的踪迹。遗憾的是,这几座城市因少了点现代气息而有所缺失,就如同“山水甲天下”的桂林一样。

至于那座在中国鲜为人知的爱尔兰城市戈尔韦,则是我新近的发现。它坐落在欧洲的最西端,大部分居民操着一种叫盖尔语的方言,从说这种语言的家庭里出来的有诺贝尔桂冠诗人谢默斯·希尼。谢默斯在盖尔语里相当于英语里的詹姆斯,巧合的是,爱尔兰小说家詹姆斯·乔伊斯的妻子诺娜也是戈尔韦人,这座城市已将她的旧居辟作纪念馆,只因她丈夫年轻时曾在此小住,而另一位名声显赫的人物——阿根廷革命者切·格瓦纳的母亲却没有享受到这份荣誉。

H哈瓦那(Habana)

入选理由:浓郁的加勒比风情,拉丁音乐和舞蹈粉丝们的朝圣地。此外,那里还存有我们挥之不去的童年记忆。

游历时间:2000年冬天。

候选城市:哈利法克斯(Halifax)、杭州、河内(Hanoi)、海德堡(Heidelberg)、赫尔辛基(Helsinki)、胡志明市(Ho Chi Minh City)、香港(Hong Kong)、休斯顿(Houston)。

任何时候,如果让我回忆哈瓦那,只需一闭眼,就能出现何塞·马蒂机场候机厅上方那些难以计数的白色圆柱。它们从穹顶上各自悬挂下来,又相互衔接,像一幅幅机械拼图,既占有了空间,又放任空间自由。整个构思巧妙大度,就像法国画家费尔南德·莱歇的作品。在这位立体主义大师笔下,甚至人体的四肢也呈饱满的圆柱。莱歇主张艺术应接近普通大众,这曾是他于1945年加入法国共产党的理由之一,也可能是哈瓦那机场采用他的绘画风格装饰穹顶的原因之一。

那次我是到古巴参加一个法国人组织的数学研讨班,为时两周,费用全由法方负责,谁让他们是拉丁民族的兄长呢。西班牙人(还有葡萄牙人)的殖民地实在太多了,根本无暇顾及。对任何国家的公民,古巴都不需签证,但必须花上20美元购买一张通行证。我那时正好在加勒比海西南端的哥伦比亚一所大学访问,记得在首都波哥大办理此事时,按规定原本必须等上一天,后来看在都是“同志”的份上,古巴人当场就签发了。

于是,一个晴朗的秋日,我从安第斯山中的名城麦德林出发,途经与中国没有外交的国家——巴拿马游玩了一天。当然了,我不会错过那条连接两个大洋的著名运河,再次起飞,搭乘金杯花航空公司(金杯花是西班牙扑克中的花色,相当于草花,南美人喜欢游戏的个性由此可见一斑,我记得还坐过一家航空公司,名字就叫爱斯)的班机,径直飞往哈瓦那。

那是加勒比海一段狭长的水域,左侧是一连串中美洲国家——哥斯达黎加、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危地马拉、伯利兹和墨西哥,右侧那座孤零零的岛屿则是雷鬼音乐(Reggae)的鼻祖——鲍勃·马雷(BobMarley,1945-1981)的故乡——牙买加(也盛产鲍威尔和奥蒂那样的短跑名将)。雷鬼音乐以演奏大音量的电低音提琴为特色,节拍通常松紧交替。可以说牙买加人移居到那里,那里就流行雷鬼音乐,即使是杭州这样一座悠闲的东方城市,也有一家Reggae酒吧,吸引了附近高校的留学生和青年人。

虽然古巴人民的生活水准比较低,但与处于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不同,它在艺术领域一直比较开放,不然的话,哈瓦那国际机场的设计也不会如此现代,更不会用诗人的名字命名(这在世界上恐怕独一无二)。当我步出海关,来到旅客问讯处,询问有无免费地图赠阅时,工作人员用标准的英语回答,Nothing is free here except the air and our friend ship(除了空气和我们的友谊以外,这里没有东西是免费的)。

地处北回归线的哈瓦那,阳光明媚,海风习习,空气像加了蜜似的。接站的司机放好我的行李和欢迎牌匾以后,便载着我前往市区。古巴素有“世界糖罐”的美誉,连司机的嘴也很甜,连声夸耀他们的莎莎和美女。说到古巴的糖业,历史可谓是悠久了。别的国家通常是在凉爽的月份收割甘蔗,而古巴却不分季节。到19世纪60年代,全世界三分之一的糖出自古巴。

古巴人口中愈半数是黑白混血儿(当年西班牙殖民者从非洲贩卖了大约75万奴隶),余下的仍多为西班牙人和黑人。西班牙人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对生活怀有悲观的情绪,而黑人则按照非洲祈祷神灵的习俗,通过一种如泣如诉的音乐,能使这种悲观情绪得到升华。加上四季温暖的天气,古巴人养成了一个欢乐、外向、天真无邪的个性。

他们生性活跃,只要政府宣布取得一丁点胜利,便会举国欢腾,一千万人口的国家动辄有上百万人游行集会。这幕景象除了穆斯林的麦加朝圣、印度教徒的恒河沐浴和“文革”中的天安门广场以外很是少见。在日常生活中,古巴民众所表现出来的是,每个人都能歌善舞。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能够像古巴人那样创造出如此众多风靡世界的舞蹈:伦巴、曼波、恰恰、莎莎。

伦巴源自一种叫“嵩”的古巴黑人民间舞蹈,20世纪初时流行世界,舞者上身挺直,臀部微微左右摇摆,先是向旁两个快步,再向前一个漫步。1980年代,伦巴舞席卷了中国,那时我在大学里念书,印象里她比较能展现东方女性的妩媚,比起探戈来更受欢迎。可是,探戈依然是阿根廷的国粹,伦巴却在古巴消失了,原因只有一条,古巴人不断创造出新的舞蹈。比如莎莎,她是当今世界上最流行的交谊舞。

数学研讨会行程过半时,举办方和古巴物理研究所(估计数学所的女孩太少了)组织了一场联欢晚会。虽说有领导讲话和歌手演唱,但晚会的主要内容却是跳舞。我邀请一位肤色黝黑的物理学博士跳舞,她像晚会上的其他古巴姑娘一样穿着露脐装。礼堂里没有空调,没跳几曲,女博士的腰间便渗出了汗水。

我们住的Vedado饭店离开海滨大道不远,这个词的西班牙语原意是“禁区”,相当于从前中国的涉外饭店,除了工作人员以外,其他古巴人是不准入内的。许多次我们在晚饭后漫步海滨,那是哈瓦那最热闹的去处,长长的大堤上坐满了乘凉的人群,可以想见夏天的盛况。有意思的是,除了卖瓜子的以外,不大见得到小贩,“文革”时期吸引中国小孩眼球的棒冰箱也见不到。小贩把黑色的西瓜子装在报纸卷成的圆筒里,价格随机浮动。那些在海滨驻足的年轻妇女全都另有所图,随时准备带旅行者到出租屋去。

在海滨大道,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群古巴男孩,他们只穿一条短裤,避开快速开来的车辆,从马路对面助跑过来,纵身跃下三面环礁的海面。他们让我明白了,为何古巴人敢于在眼皮子底下与强大的邻国对抗。事实上,此地离开佛罗里达小镇基韦斯特仅90英里,难怪当年作家海明威住在那里时,有一天出海捕鱼,遇到风暴来不及返航,连人带船躲进了哈瓦那港。

恐怕连海明威自己都没有料到,哈瓦那会成为他居住得最久也最为舒适的地方,这一点连同切·格瓦拉的传奇故事无疑是古巴旅游业的两大卖点。除此以外,哈瓦那还有几处必到的胜地,如革命博物馆里的“格拉马号”航船,革命广场上的何塞·马蒂博物馆和格瓦拉巨幅肖像。而到猪湾和比那尔德里奥的远足,则是东道主的特意安排。

所谓“猪湾事件”是指美国政府企图颠覆卡斯特罗政府的一次登陆计划(1961),结果却以失败告终,一千多名雇佣军被击毙或俘虏。那次远足让我印象最深的还是路两旁的棕榈树,高大挺拔的躯干被用来营造房屋,长长的叶子被用来搭建篷顶。

而比那尔德里奥山谷则以出产最上好的雪茄烟丝闻名。猪湾事件以后的第二年,那里还是引发东西方集团之间导弹危机的第一现场。

当我们返回哈瓦那,云集了一千多名世界各国艺术家的“哈瓦那双年展”拉开了序幕,招贴画上所印的《第三世界》(1966)出自古巴历史上最伟大的画家维夫罗多·拉姆之手,他的父亲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以拉姆名字命名的艺术中心坐落在古老的老城区,距离哈瓦那港不远。与此同时,一场小型的“国际”诗歌朗诵会也在一幢民宅里等待着我。

女主人是一位古巴女诗人,名叫莱因娜,她的丈夫塞拉诺是文化馆的职员。被邀请的还有一位墨西哥城里的佩德罗,他既是画家又是诗人,他是来哈瓦那参加两年一度的艺术展,同行的夫人是洪都拉斯诗人。我和莱因娜的相识是通过一位到访过哈瓦那的德国诗人,佩德罗带了食物,我则带来一瓶红酒。寒暄了一阵以后,莱因娜开始朗诵,接着佩德罗夫妇和我依次朗诵,两位女士分别朗诵了我一首诗的西班牙译文。在那个奇妙的夜晚,唯一的忠实听众是塞拉诺。

在我游历过的以字母H开头的城市中,依山傍水的海德堡是德国最古老的大学城,黄瓦镶嵌在绿树丛中,与剑河相比,内卡河宽广许多,却少了几许浪漫;波罗的海岸边的赫尔辛基是夏日远足的好去处,可惜冬季占了一年的大部分时光;而高架桥遍布全城的休斯顿既是美国的宇航基地,又是石油和化工中心,甚至郊野也只出产牛仔。

相比之下,南中国海沿岸的三座城市更让我感到可亲,只是越南首都河内和曾经取名西贡的南方名城胡志明市仍处于大变革时期,后者留给我的印象主要停留在早年制作的法国电影里。而那座曾经的英国殖民地城市香港是一座不夜城,那不时变化着的舌头发出各种奇特的声音,连同铜锣湾和九龙半岛上闪烁不定的霓虹灯,组成了一个暧昧诱人的享乐空间。

当然,最让我难以割舍的还是居住了20多年的城市——杭州,虽说其中有四年我云游在外,相当于在海外念了一个大学。但每次旅行结束还是会适时返回。因为一座湖泊,湖上的两座长堤(如今是三座),以及湖岸周围的风光,尤其是那些葱郁的树木和山谷,石头的故事和传说,无论雨中还是雪后,她成了我生命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正因为如此,她挤在这份名单中,成为一个引以为傲的替补。【责编 荣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