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冬雪　李赫然　言　蕾

相比地震的难以预测与来势迅猛,滑坡和岩崩更像是一位步履蹒跚的衰老巨人,在数十年前就向人们宣告即日启程;但相关各级单位或个人都没能拦住它缓慢的脚步,也没能提前警示人们以躲开它。

对于专业人员而言,这次发生的事件是再熟悉不过的了。

王成华只看了一眼新闻图片,就知道山体上的那些裂缝都是陈旧性裂缝,起码已经存在了二三十年。王成华是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与环境研究所、西南交大地质学院原博士生导师,对武隆有着很深的了解。

这个县位于重庆市东南部的乌江下游,地形以山地为主,其格局是“七山一水二分田”,山高谷深,岸坡陡峭,岩层张裂破碎。武隆县的地质灾害以滑坡数量最多,其次分别是崩塌、塌陷和危岩。

武隆县的面积占重庆市的1/30,地质灾害密度却是全市的3.7倍。

对于事发地的铁矿乡而言,灾害情况可能更为严重。武隆全县46个乡镇中44个有地质灾害分布,铁矿乡所在的白马镇,灾害点数量排在第三名。而全县境内,体积大于1000万m3的特大型崩滑体共4处,其中便包括铁矿乡的铁矿崩塌体,大约为1500万m3—接近整个三峡大坝的混凝土浇筑总量,后者是1610万m3。

《办法》没有解决问题

同地震一样,很多人开始在灾难发生后回忆征兆。村民们纷纷想起此前一个月内,山上老是“下石头”,一开始是小石头,后来就掉大石头,甚至堵住了山前的公路。爆破疏通后,又堵了一次。6月4日——灾难前一天,当地政府封了路。

但政府没有封山上的铁矿。这让村民们的愤怒有了指向。

相比地震研究人员,滑坡、崩塌等灾害的专家们似乎要幸运得多——地震只能在发生后、破坏性地震波抵达之前几秒到几十秒给出预警,而山体滑坡、崩塌出现征兆的提前量则要大得多,比如说,以年为单位。

地质灾害还可以预报。在湖北秭归等地的48处地质灾害隐患点,专业人员使用GPS等手段进行检测,一旦产生山体变形,就可以发现,达到预报的目的。“自三峡蓄水以来,(48个隐患点中)只有一次未成功预报——因为地点偏远,未纳入专业监测。”三峡大学地质灾害防治研究院王尚庆教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除了专业上良好的监测预报能力,还有一套办法也为这类地质灾害隐患量身打造——2001年7月12日开始施行的《重庆市地质灾害防治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中,重庆市政府对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给出了一套详尽的防管方案。

若各级主管部门严格遵守此《办法》,那么,对于6月4日崩塌的这座鸡尾山,应当有数项制度、数十项措施和数百双眼睛都死死盯在它身上。

比如今年的“年度防灾预案”、事故发生前一月的“动态监测月报”;来自市、县、铁矿业主的三套“灾害监测机构”;乡政府或街道办事处的“巡回检查”,以及“群专结合的监测预警体系”和“群测群防网络”。

这些明文规定与《办法》中的各项预案、监测、检查、体系和网络,最终是为了“切实执行地质灾害年度防灾预案、险情巡查、灾情速报、汛期值班等制度。”——《办法》第十九条提到。

但它们此次全部失效。就《办法》看来,鸡尾山应该被盯得很牢,然而灾难还是发生了。而且发生在层层“监测”“预警”“群测群防”的眼皮子底下。但事实上,这些“机构”“体系”“网络”早就发现了问题。

预见中的灾难

正如王成华的“陈旧性裂缝”判断,在15年前,鸡尾山即已出现裂缝。随后几年,裂缝变多变大,乡里多次召开会议商讨措施,也向县里递交报告。2000年下半年,武隆县政府组织专家现场勘察,结果是:危岩迟早会垮塌、崩塌或滑坡,建议搬走岩下的企业。

2001年,事发铁矿上方的山体出现裂缝,被再次鉴定为危岩区。武隆县政府决定,搬迁处于危岩下方的铁矿乡政府和群众,同时关闭矿场。但由于搬迁补偿每户不足千元,最终按要求搬走的人并不多。

到了2005年,这个危龄已达5年的危岩再次垮落巨型山石,将山下居民家中许多大牲畜砸死。此后,当地政府组织强制性搬迁,迁走了很多居民。

按照《办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采矿、爆破、切坡、破坏植被、堆载渣石”等活动被明令禁止在地质灾害危险区内进行。

但鸡尾山中这座已开采了85年的铁矿从来没有真正被禁过。2001年鸡尾山山崖再次鉴定为危岩,铁矿停了半年,换了老板又开工了;2005年砸死牲畜,又停了数月,再次开工。直到悲剧发生。

“地表的地质灾害比地震预防容易得多。”国家发改委、国务院三峡办滑坡审查专家组专家、中国灾害防御协会滑坡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所教授乔建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三峡地区,大型崩塌发生之前绝对会有滚石现象。

“从最初的一块两块,到后来越滚越多,最后崩塌。不会什么迹象都没有就突然崩塌。一般发生在崩塌前一天到几小时。”乔建平说。

灾难的复制

此次灾难以前,武隆的名字就已多次与滑坡等灾害连在一起。1994年4月30日,武隆县乌江南岸鸡冠岭滑坡,86万m3的滑体涌入乌江,堆起9m高,生生堵住江流。三峡大学地质灾害防治研究院教授王尚庆曾亲临现场,“当地是有挖煤采空的历史的。”王尚庆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那次滑坡导致19人伤亡,乌江断航8个月,两座煤矿被摧毁。“人类工程活动破坏了当地的地质环境。”

1996年7月10日,武隆县小溪河滑坡,调查结果是采石场爆破、修建公路爆破、开挖坡脚,并经暴雨诱发而成。

更大的灾难发生在5年后的节庆日。2001年5月1日,武隆县乌江北岸仙女路滑坡,摧毁了一座商业楼。国务院两次派出调查组,经调查认定,这起地质灾害事故的发生,有地质原因,也有诸多人为因素。

对此事故,参与调查的原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所王成华特别撰文写道,在“5·1滑坡”的3大主要原因中,除斜坡本身组成松散,人工开挖坡脚致坡度陡增40度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这次滑坡,造成79死7伤的特别重大事故。事故发生后两个月,《办法》出台。

《办法》出台后8年,一场26死72失踪的特别重大事故再次在这个县发生了。8年前的“5·1滑坡”与这次的“6·5崩塌”有着惊人的相似——8年前,乌江北岸山脚下,商住楼打地基期间,山体3次滑坡,工程被迫停止,不久又开工;

8年后,鸡尾山上不断滚石,铁矿断断续续地停了两次,不多久又开采。

8年前,乌江北岸山脚下,为防滑坡建的“挡土墙”,在商住楼承包方的要求下,仅建了60cm厚,也没砌到规定高度——为了节省成本;

8年后,鸡尾山铁矿矿洞中,一些天然铁矿巨石凿成的支柱,支撑住整个矿洞,防止矿山坍塌。但矿主要求工人们将安全支柱也进行采掘处理,然后将2～3棵松树捆绑起来竖立在旁,代替支撑矿山——开采一根安全支柱至少可获利8000元。

8年前,乌江北岸山脚下,有人发现“挡土墙”出现裂缝,但承包方说没问题,后来,西瓜大小的石块往下滚,第二天,惨剧发生;

8年后,鸡尾山下,大石头小石头落个不停,政府封了路,但没封矿,采矿照常进行,第二天,惨剧再次发生。

……

截至记者发稿,对于“6·5崩塌”事故的原因,调查组尚未给出结论。王尚庆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山崩滑坡一般有3种可能原因:一是降雨,50到100mm的降水量就有可能导致,一般是持续两三天降雨;二是由于水库蓄水的水位涨落;三是工程活动,破坏了地质环境。

铁矿乡鸡尾山那几天没有下雨;山离乌江最近距离也有20km,与三峡蓄水水位涨落无关;山里确有个铁矿,事发的那刻仍在开采。

在6月7日的当地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表示,2005年,重庆市地质部门的确发现鸡尾山有危岩隐患点,预测垮塌方量是10万m3左右;而此次滑坡的垮塌量已经是原来估计的10倍以上。因此,这次事故“具有典型的突发性,严重地质灾害的特征十分明显”。

预防意识的欠缺

乔建平说,根据2003年的统计数据,在全国,共有300多个县有滑坡问题。“(滑坡)一般可以预防。靠当地老百姓群策群力,一旦发现有裂缝,立即上报,由专业人员进行诊断,就可以做到预防。”

武隆县东接彭水,西接涪陵。从涪陵到彭水,绵延100多km的山带地质条件相似,都是易发灾害的“体质”。上世纪90年代初,乔建平受邀去彭水考察,在一座山顶上,他亲眼看到山顶开裂。

“岩石裂缝规模非常大,最宽的部分达到40cm,看不到底,要跳过去也提心吊胆。”乔建平回忆到,那座山下在挖煤,类似的情况在那附近十分常见。

那次的考察由村长带着,一旁还跟着上百个村民边走边看边反映问题。乔建平反复嘱咐村干部,一旦发现征兆就要向上级反映。后来,乔建平干脆坐在山上,现场给村长和村民们做科普,如何形成、如何预防之类。回成都后,乔建平写了建议彭水危岩区域停止采煤的报告,但“最后政府如何处理不清楚”。

曾与乔建平同在山地所工作的王成华则有相似的感受,在目睹并调查了2001年“5·1滑坡”事故后,王成华撰文痛心总结,“县、乡基层的防灾减灾意识实在太淡薄了”。

专家们曾经专门针对县、乡干部和中学以上知识青年,编写科普读物《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及防治》,也做过一个防御滑坡的电视片,教大家识别前兆、如何避难,在赶集的时候放给村民看。

遗憾的是,根据王成华的后期调查,尽管山区县的主管部门都买了书, 但认真学习的不多,“懂得山地灾害形成、发生与防治的非常少”。

(转载自2009年6月15日出版的中国新闻周刊总第423期)

编辑余茂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