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学洙

贵州建省后，“财赋不及江南一县”，每年收的田粮都不够发“工资”。朝廷要从四川、湖广等省调拨粮饷来支援贵州，当时称为“协济”。这个外来“协济”银粮若不如期运到，贵州财政就发生恐慌。历任贵州巡抚、总督都以督促协济为首要任务。加之有些地方官吏又不断对当地老百姓索取无度，贪污腐败也时有产生，不少府县的少数民族常常发生骚乱。这当然又不得不增加了军费支出。这些复杂因素加在一块，使明王朝对如何治黔产生了不同看法与争论。

明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明成祖永乐皇帝已经死去26年，贵州建省已经37年，朝廷也已换了几茬皇帝，轮到明代宗即位。当时，有个吏部侍郎何文渊上了一个奏折，提出撤销贵州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退回洪武年间只设贵州都指挥使司状况的建议。他的理由是，明开国之初，贵州只设三个宣慰司，由土司管理少数民族，中央只在贵州设都指挥镇守其地，“事省民安，远人畏服”。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成为全国十三个行省之一，结果是：官多民少，官索民财，土民受逼，以致生事激变，兵疲民困，湖广、四川、云南三布政司筹运粮饷，劳苦万端。加以贵州地方“山岭高峻，林木深奥，虽然有雄兵猛将，急难成功，又且土人之性，叛服无常”，所以，他主张放弃对贵州的行政管理，只派一大将镇守，赏赐招抚少数民族。等西北安宁以后，再研究贵州建制问题。

何文渊的奏折，明代宗皇帝批转给兵部研究。以兵部尚书于谦为代表，坚决反对何文渊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