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衍

基金项目:本论文为徐州工程学院2007年校级科研课题“《六十种曲》与明代社会关系的研究”(项目编号:XKY2007214)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马衍(1964- ),男,汉,江苏宜兴人,南京大学文学院在读博士,徐州工程学院艺术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戏曲小说研究。

摘 要:戏曲作品往往是现实生活的某种折射和反映,《六十种曲》是明传奇的经典选本之一,明传奇的代表作家、代表作品几乎悉入其中。《六十种曲》的作者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故事情节的编织传递出明代文人的心态,即追求富贵以证明自己,重视个人的感情要求从而享受生活,归隐山水信佛入道为了做个真实的自己,等等。总之,明代文人的心态表现了他们重感官享受轻精神追求的特点,这与传统意义上文人的理想人格有些距离,但更具有真实性。这是明代文人顺从自己的内心要求的结果,也是他们在残酷的现实社会中得以立足与扬名的明智而无奈的选择。

关键词:明代文人;重物质;轻精神;心态;戏曲艺术

中图分类号:J805文献标识码:A

明代著名的出版家、汲古阁主人毛晋编选的《六十种曲》是明代传奇的选本,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其所选作品题材广泛,风格多样,明传奇的代表作家几乎囊括其中,可以称得上是经典选本之一,至今仍是研究明传奇的重要资料。尽管这六十种作品直接反映明代政治、经济、生活的时事剧不多,大多以汉、晋、唐、宋时人为主人公,但作者似无意再现历史风云,多数作品假托历史人物,借以敷衍故事而已,人物言行与历史上的其人其事已相距甚远,如以宋代文豪苏轼为主角的《金莲记》将苏轼塑造成了好游乐、喜美色、口没遮拦的风流才子。其浅俗与历史上那个有责任感、关心民生、富有才华的苏轼截然不同。以晋代才子潘岳为主角的《金雀记》则津津乐道于潘岳的英俊的外表与其桃花运,而忽略了他的热衷功名,虽然对其才华也有提及,但只是将此作为风流韵事的基本条件,也未反映他的“善为哀诔之文”等特点,其文学成就未能体现。这那里是文学家潘岳,分明是一个风流小生。有的作品还保留了历史人物的典型行为,但从总体上说已颠覆了历史人物。如《青衫记》,读者能很容易的找到白居易《琵琶行》中的情节场景,但作品将他同情、爱怜歌女的特点几乎放大到其生活的全部。那个“为民请命”、“有志有为”的现实主义诗人被改造成了一个怜香惜玉、情意缠绵、风流倜傥的才子。《彩毫记》中的李白,“谪仙人”、“翰林供奉”的头衔,“力士脱靴”、“流放夜郎”的情节还能使我们联想起历史上的李白,但李白向哥舒翰求情,救下将要问斩的郭子仪,夜郎王孀妇王夫人容貌绝代,欲招李白入赘,等等,则使历史上那个浪漫主义诗人的形象模糊了。仔细阅读,我们可以发现这些传奇本子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不管历史人物生活在何时,都用明人的眼光雕琢人物形象,开掘人物个性,让人物活跃在带有明代习俗、人文信息的大背景下,人物亦打上明代社会的烙印。剧中人物,无论性情、爱好如何,几乎都演绎一段情事,来满足明代市民对才子佳人故事的喜好。即使是历史剧,也要用爱情故事点缀,如《浣纱记》,向吴国进献美女,这本是历史上越国大夫文种向勾践提出的九条计谋中的一条,而到了剧中,作者将范蠡与西施设计成一对恋人,两人心心相印,为了国家利益,牺牲自己的爱情,灭了吴国后,双双泛舟海上。这也开了借爱情故事写历史兴亡的明传奇新格局。因而,与其说我们看到了不同时代的人物活动命运,不如说我们感受到了明代文人的思想状况、心态与审美时尚。在此,我们略费篇幅探讨《六十种曲》所反映的明代文人的心态。

一、追求富贵——证明自己的才能

从古至今,中国文人一直有证明自己的习惯,“大显身手”、“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显示了文人爱表现的特点,“三不朽”则反映了文人渴望获得荣誉的心理状态。文人总是要寻求一个证明自己才能、表现自己才能(表现亦是为了证明)的途径和机会。如果终其一生,才能仅仅藏于身而不外现于社会,不为世人认可、欣赏,那是对其价值的极大否定,是莫大的悲哀,纵然有“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豪情,其中的无奈和辛酸只有文人自己品味。先秦诸子的宣扬学说,司马迁、班固诸辈的著述立说,王安石、范成大等人的出仕有为等等固然有济世利民的良好愿望,但其潜意识里执着的是证明自己的欲望。而一旦失去了证明的手段,则心里空荡荡的无所着落,“我就是我”的自信与自豪也荡然无存,自己的才能似乎也变得虚无缥缈起来。而用什么证明、证明过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果——扬名立世,万人景仰。明代文人证明自己的欲望一如前人,但方式方法与前人有所不同,看重与表现的内容亦与前人有异。他们满怀才情,不再轻视家财官位,富贵是他们喜欢的证明自己的重要形式,“吴中缙绅士夫多以货殖为急” ①而“富贵于我如浮云”,视富贵为粪土、为敝屣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不改其乐”的传统文人楷模也轰然倒塌。明代文人已由前人重精神的层面转为重物质的层面。何以如此?其实这不是偶然的。英国的休谟曾言,“没有东西比一个人的权力和财富更容易使我们对他尊视,也没有东西比他的贫贱更容易引起我们对他的鄙视。” ②西汉时的司马迁也曾论及追求富贵是人的天性,“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③他还进一步发表了贫穷是耻辱的言论,“若至家贫亲老,妻子软弱,岁时无以祭祀进醵,饮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惨耻,则无所比矣。” ④“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 ⑤当然,司马迁并不否认文人应有精神上的追求,他强调贫穷不应是有志文人长期的生活状态,他批判了那种穷而无志,穷不思变的生活态度。元代之前的文人受儒教浸润深厚,兼之长期的正统思想箝制,罕有共鸣。元代由于文人建功立业的希望破灭,市民阶层重视物质利益,社会中唯利是图之风盛行,“人皆嫌命窘,谁不见钱亲?” ⑥“鸡鸣为利,鸦栖收计,几曾得觉囫囵睡”,⑦文人难免不受其影响。而明代是一个思想上大转折的时代,也是一个私情私欲膨胀和表现的时代,王守仁的“致良知”“心学”,使得文人的目光由外部世界转向了自己的内心世界,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王艮更提出了“安身立本”、“尊身尊道”、“明哲保身”,强调了对人自身的重视。其后的思想家李贽则大力宣扬人们私欲的合理性,“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如服田者,私有秋之获,而后治田必力,居家私积仓之获,而后治家必办,为学者私进取之获,而后举业之治也必力。此自然之理,必至之符,非可以架空而臆说也。” ⑧他还讽刺、批判了假道学“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 ⑨的虚伪嘴脸,这些言论在抹杀人的价值,漠视人的尊严,压抑人的情感的封建社会具有积极的意义。而明代手工业的蓬勃发展,资本主义的萌芽,对个人利益的重视,更使得文人由追求虚空的道德楷模转向个人的切身利益,他们不再推崇“两袖清风”,而以“家财盈室”为人生乐事。他们感觉到富贵的温暖和亲切,他们体会到富贵带来的实惠,因而更多地表达了对富贵的向往和激赏。《六十种曲》中有33部作品以主人公在富贵团圆带来的欢乐气氛中结束全剧。《六十种曲》中一半以上作品的这种选择,不仅迎合了市民的爱好,也是文人的功利心态的表现,下面具体分析《六十种曲》对富贵处理的几种情况:

1.富贵是爱情婚姻的最佳归宿

《六十种曲》里描写了诸多的爱情婚姻故事,男女主人公命运往往是坎坷的。有的是动乱走散,有的是小人谗言,有的是门户之偏见,有的是被逼应试,等等,造成男女主人公分离,经过种种曲折,主人公终得团圆。而那时主人公几乎无一例外是富贵,有的是高中得官,有的是钦赐官爵,过去读者学者只注意结局清一色的团圆,而忽略了他们团圆时的条件和状态。事实上,生活窘迫、朝不保夕的团圆,是激不起明代文人和市民阶层的兴趣的,也是令人黯然神伤,不足为道的。只有以富贵为前提的团圆,才有了温馨和美丽的感觉,才引起文人的无限情思,也才能成为市民饭后茶余津津乐道的话题。如《琴心记》,司马相如这个大才子对孀居的卓文君一见钟情,相如一曲《凤求凰》使得文君意驰神荡,心意属之,文君与相如连夜私奔。成都相如家中一贫如洗,难以度日。不得已两人只好回临邛,却遭到丈人卓王孙的轻视,卓王孙给其财物劝其回成都,免得在临邛出乖献丑。相如返乡途中,过升仙桥立誓,“若今生不乘驷马高车,誓不过此桥。” ⑩并在桥柱上题字为证。后相如被同乡荐为官,过了一段得意的日子,又几经曲折,浮浮沉沉,文君相如消除误解,团聚和好。在富贵祥和的气氛中,男女主人公的精神世界得到了抚慰,读者的心理获得了满足。可以说,如果司马相如没有封官,过上优裕的生活,仍像成都似的拮据,他与文君的婚姻的温度是无论如何升不起来的,可能会降到冰点,更不会受到市民的艳羡和赞美。向往富贵的生活,但更看重世人对其富贵后人生价值的评判和肯定,这是明代许多文人的心态。富贵已成为男女美满爱情婚姻中必不可少的因素和条件。梅鼎祚的《玉合记》、朱鼎的《玉镜台记》、汤显祖的《紫钗记》也都将富贵当作男女主人公爱情婚姻的最佳归宿。这些传奇作品几乎如出一辙的结局似乎在提醒读者,有了富贵,爱情婚姻才算修得正果,才有了可靠和踏实的感觉,才有了向世人炫耀的资本,也才值得世人效仿。

2.富贵是解决矛盾的最佳途径

大千世界,矛盾错综复杂,由于个性的差异,观念的不同,地位的悬殊,人物之间出现了不和谐,人物命运陷入了僵局,这时,富贵往往能调节、梳理、化解矛盾,男女主人公又可以开始新的美好的生活。如,陆采《怀香记》中的韩寿因富于才华被招至司空贾充家中为内掾,掌机密之事。贾司空之女舞姐爱慕韩寿,两人私下约会,成就百年之好,舞姐赠异香与韩寿以为表记。后贾充得知真情,恼羞成怒。欲惩治韩寿,又担心女儿声誉。万般无奈之下,生出一计,举荐韩寿辅佐大将王濬征伐东吴。韩寿凯旋归来,封官得赏。顺理成章,贾司空喜洋洋地为韩寿和女儿舞姐操办了婚事。韩寿封了官得了赏,不光彩的事光彩了,尴尬的局面缓解了,难题解决了,贾司空心头的怒火平息了,思想上的障碍逾越了。这美好的一切源自于韩寿的富贵。可以说,没有韩寿的富贵,他的婚姻永远只是一个美丽的,近在咫尺,却又遥不可及的梦。又如,徐复祚《投梭记》中的谢鲲穷困潦倒时虽爱慕元缥凤却未能结为夫妻,而后做高官显赫后方遂心愿,娶入家门。汤显祖的《牡丹亭》、徐霖的《绣襦记》、王实甫的《西厢记》等作品的主人公都是因为富贵才得以缔结良缘,这些都显示了富贵解决问题的直接、高效与有力。

3.富贵是抚慰人生伤痕的良药

古代文人自打一出道,就怀揣理想,朝着既定目标奋进。学而优则仕,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惠及百姓,效力社会。而明代文人则撇开了这些崇高的词汇,美丽的语言外衣,直言富贵的魅力。事业成功要以富贵为标志,人生价值的评判以富贵为重要条件,因而,对富贵的趋之若鹜也就不足为奇了。明代许多文人的奋斗史,实际上就是千辛万苦奔向富贵的历史。《六十种曲》作为明传奇的经典选本,其中不乏文人这样的奋斗史。如,邵灿的《香囊记》,书生张九成兄弟奉母命进京考试,求取功名。九成兄弟分别中了状元、探花,本该前程似锦,却因上书斥责奸臣误国,得罪权臣,一个返家,一个被令随岳飞抗击金兵。九成被金人扣留,滞留金地。家中亲人逢灾荒又遇动乱,九成妻子还遭小人逼婚,几乎被逼到了绝境。最后,九成逃回了朝廷,封了官,家人团圆。多年来家人个个遭受磨难,一旦实现了人生的目标,所有的苦痛——无论是肉体的还是精神的,都变得微不足道,烟消云散了。一个辛酸得催人泪下的故事,因为有了富贵的结局,世人艳羡、众人相传,“荫子封妻世应稀,加官进爵人争羡”。B11富贵成了医治人间心灵伤痛的良药,多灾多难的人生因为富贵而光明起来。高明的《琵琶记》、范受益的《寻亲记》,其中无论是五娘的含辛茹苦,还是周瑞隆的艰难寻父,结局的大富大贵让读者充溢着欣慰。这是富贵的神话。

二、重视个人的感情要求——享受生活

《六十种曲》中描写男女爱情婚姻生活的本子有33部,而主角为才子佳人的有31部。明代反映爱情生活的戏曲作品数量很多,远远超出前代,《六十种曲》不过是一个集中的反映。这说明文人与佳人的爱情生活受到明代社会更多的关注,在明代受到更广泛的欢迎,有更大的市场。这些文人无一例外都有才有情,女子都是美女佳人,而且还多为青楼女子。明代社会对男欢女爱故事的喜爱一方面说明了市民社会的欢迎,同时也表明了明代文人的一种心态——重视个人的感情生活,个人的感情生活虽然没有事业那么重要,但它带给身心的快乐不亚于事业成功带来的快乐。明代文人敢于表现自己的想法,能倾听、正视内心的呼声与要求并外化为行动,他们把自己的感情生活从幕后拉到幕前,他们将这些隐秘的内心世界展示给众人欣赏,从而获得快意。另一方面,文人热衷创作才子佳人戏曲作品似与当时的政治专制有关。明代在思想上箝制文人,大兴文字狱,杀戮文人之事时有发生,如名士方孝孺因痛骂明成祖被处以磔刑,他的九族及其门生,号为十族,八百七十三人被处死。动辄遭祸的局势,不仅大济苍生的壮志难以实现,还有性命之忧。高压政策使得文人郁结难舒,他们只好在风情中放松自己,缓解精神压力。虽然,流连风月也可能会招来“有伤风化”的指责,但总比“居心叵测”“颠覆朝廷”要好得多,所以,明代文人流连情事固然是反理学反假道学的作为,追求真性情真个性的表现,但何尝不是与前人购置田地、种瓜栽菜与搬运瓦甓一样,实为避祸之举?后人看到,明代文人与其它时代的文人相比更放纵自己的情感,并将之归咎于社会的堕落,其实,这是文人思想上苦闷,精神上找不到出路的一种极端表现。所以,明代文人的热衷情事,既是发自内心的要求,得到感官的享受,又可以缓解了强大的精神压力,远离了祸害,何乐而不为?至于文人大多与青楼女子结缘,并非是文人对她们情有独钟,而是在明代现实生活中,文人大多在中下层,更有可能接触的,更多来往的是青楼女子,能理解他们的苦衷处境,仰慕他们的才华,抚慰他们躁动不安的心灵的更可能是青楼女子,与青楼女子结合虽不是理想状态,但毕竟在她们那里,文人精神上得到更大的放松,倾诉得到更大的理解,人格得到更多地尊重,因而身心得到更多的快乐。在市民的欣赏,上层社会的容忍之中,这愈发成了才子的标志——能拥有美女入怀是常事,是乐事,也是幸事。反过来文人更津津乐道于此。这也反映明文人重物质重现实的特点。明传奇的乐于表现才子佳人的故事,对后代的创作有影响,清代的才子佳人小说的盛行应当说受到其影响,从故事情节上来看,清代的才子佳人小说几乎可以说是明代的才子佳人戏曲作品的翻版。

三、归隐山水信佛入道——轻松做人

《六十种曲》中有12部作品的主人公选取了归隐山水或入道佛门,流露出了厌倦现实社会,看破红尘的情绪。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代的文人的一种心态,以退立身,以退为进的处事方式。《六十种曲》主人公的归隐山水向往佛道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是功成名就,避世而去。梁辰鱼《浣纱记》和屠隆的《昙花记》为此类的代表。

《浣纱记》记春秋时吴越国事。越国险遭吴国灭掉,大夫范蠡为越王出谋划策,献出未婚妻西施等等,助越王勾践复兴国家,平定吴国,国富民安。范蠡功成名就可谓达到人生之颠峰。可是范蠡却携西施泛舟而游,归隐山水。范蠡最后的决绝仕途,被认为是见好就收,亦有“统治者可共患难,不可同享乐”之意。而明人作此剧有强化、发挥之意。统治者掌握生杀大权,可以让你生,可以让你死,可以让你乐,可以让你悲;即使活着,即使享有高官厚禄,也是统治者的赏赐,是统治者拥有良好心境的表现。这不是自己所能控制的。而归隐山水则是文人把握住了自己的命运,这不是皇帝的恩赐,也不是老天的开恩,是文人当了自己一回家,操纵了自己的命运。从此,政治的风风雨雨触不到,帝王的喜怒哀乐波及不到,生活属于自己,快乐或悲伤亦属于自己。因而,范蠡的隐身而退,是用行动诠释了轻松做人远胜如战战兢兢的飞黄腾达,这是看透社会做自己主人的心态。

又如,《昙花记》中木清泰是一个战功显赫的将军,他的步入佛门似乎与现实无关,在生活中,没有政治上的迫害,经济上的困顿,家庭的不幸,他也未遭受厄运,似乎纯为个人习性、爱好使然。但我们仔细阅读可以发现,《昙花记》是两条线索,一是木清泰寻仙访道,随法老踏上佛门,名为考验木清泰的诚心,实为黑暗现实的展览。我们目睹了当朝宰相卢杞的贪婪,阴险,狠毒,费尽心机陷害忠良,以谋取扩大自己的利益,散骑常侍孟家韦加害政敌萧黄流,又用剑刺死偶闻其计谋的侍女,还有逼死婉娘的严武,人间恶事何其多也。小魔王嫉贤妒能,天上一如人间黑暗。而专为文人士大夫设的假地狱,则使人们看到了文人迷失心性,造假欺人的一面。社会中的精英_—文人,都迷失心性,这不能不使木清泰失望,也斩断了他对现实所残留的最后一丝留恋,这也为木清泰皈依佛门做了一个注脚。如此浊世,有何留恋?入佛入道,方为上策。这一类故事,当事人并未受到迫害,但是主人公往往有清醒的头脑,有敏感而正直的心灵。与其在黑暗的官场抑郁地活着,不如在自然山水之中享受自由自在的生活。

第二种是亲历官场黑暗,饱受陷害之苦,对现实政治失望之极,绝尘而去。这类作品以《飞丸记》、《邯郸记》、《南柯记》等为代表。

《飞丸记》中的易弘器是个大才子,满腹才学,中了解元,但未如想象给自己带来美好前程,反而因不理睬权臣严嵩之子严世蕃的拉拢而遭到了谋害。幸有严世藩之女玉英的通风报信才得脱身。易生整日惶恐不安。后严家被惩,严嵩削爵为民,世蕃流放边地,家人被贬为权臣仇家的家奴。与严家有仇的仇严在倒严中立了功,谁知他揽权边疆,虐待官奴。易弘器与玉英经历种种曲折,终成眷属。在易生眼中,严家贪权误国,仇氏假公济私,官场一片黑暗,贪官恶吏是后继有人,代不乏人。“骂我卢杞的不少,作我卢杞的还多”,B12这是现实社会的真实写照,也使易生对官场彻底绝望,他只好往山泉冷石中寻找精神安慰。

《邯郸记》、《南柯记》虽然写的是梦境或蚁国,但都是对现实的影射,那不过是黑暗现实的曲折反映。现实社会任人唯亲,拉帮结派,贿赂公行,清明政治,何其遥远。无论是有远见,祸未及身,抽身而退,还是屡遭迫害,愤然避世,都是黑暗现实逼迫的结果,这无不传达出险恶的政治环境中,文人的尴尬处境和对强权的绕道而走。

明代文人生活在一个思想解放、提倡个性而又高度专制的社会,受市民阶层的影响,他们公开追求物质利益,服从自己的内心要求,敢于表达心灵深处的欲望,敢于追求使自己身心快乐的生活方式。他们往往有清醒的头脑,懂得在专制的高压下如何生存,如何扬名。明代文人就在一种既自豪又怯懦,既快乐又悲哀,既愤世嫉俗、标新立异又无可奈何听天由命,既向往精神自由又紧紧抓住现实享乐的心态中书写了属于自己也属于时代的新篇章。《六十种曲》不仅是明代杰出传奇作品的选集,也是了解洞察明代文人心态的教科书。(下转第142页)(责任编辑:郭妍琳)

① 黄省曾《吴风录》,转引自谢国桢(选编)《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② [英]休谟《人性论》,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③ [西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④ [西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⑤ [西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⑥ 张可久《正宫.醉太平(湖上)》,隋树森(编)《全元散曲》,中华书局,1964年版。

⑦ 曾瑞《中吕•山坡羊》,隋树森(编)《全元散曲》,中华书局,1964年版。

⑧ 《德业儒臣后论》,张建业(主编)《李贽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