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坤静

由李士钊编剧、孙瑜导演、赵丹主演的《武训传》,是一部以清朝光绪年间武训行乞兴学的故事为内容的国产电影,其动议于1944年,开拍于1948年,完成于1950年底。1951年2月公映后社会反响很好,然而仅仅3个月之后,它便惨遭批判,并被禁止上映,持续时间长达30年之久。那么,《武训传》这部电影究竟是怎样拍摄出来的?后来又经历了哪些是非曲折呢?笔者将逐一为你解答。

缘于陶行知提议

1944年,正是全国抗战胜利的前一年,当时由于日军入侵、战火连绵,导致拥有4亿人口的中国日益贫穷,文盲比例增大,一些有识之士在奋起抗日的同时,都把教育视为摆脱愚昧、救亡兴国的一件大事。这年夏秋之交,儿童育才学校创办人、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在重庆北温泉将一本《武训先生画传》送给著名电影导演孙瑜,希望以电影的形式展示平民教育家武训毕生艰苦办学的事迹,从而掀起全国性的推行民主教育热潮。在谈到拍摄这部电影的初衷时,他对孙瑜说:“乞丐的形象虽然不美,但是那颗比金子还宝贵的心灵,应该在全社会熠熠生辉。”此后,孙瑜开始收集武训的有关资料,为拍片进行各方面的准备,但终因种种困难,这部电影暂时搁浅。

两年后的一天,访美归国的孙瑜在南京玄武湖畔散步时,看到一群所谓的“小流氓”被警察驱赶,其中一个孩子在逃跑中,竟不顾头上已被警棍打出了血,还拾起地上的一本《三毛流浪记》画册。孙瑜顿生同情之心,上前拦住这个孩子,并递给他2元钱。但这孩子不接,只见他扑通跪在地上,一个劲地哭道:“好心的先生,求你帮助出口气,我们只是家里穷得上不了学,不是坏孩子啊!”旁边的10多个流浪儿也一齐跪下来请求孙瑜为他们出气。孙瑜十分感动,扶起孩子们说:“好的,画家张乐平画了《三毛流浪记》,为你们鸣不平。我要为你们编一部电影,奉劝世上的好心人们来扶贫济困,让穷孩子都能安心读书。”

孙瑜一回到上海,就去昆仑影业公司找挚友赵丹,对他谈起在南京的见闻,希望马上将武训的事迹拍成电影。两人一拍即合,很快审定了剧本初稿。陶行知看了该剧本后,非常满意,并提议将电影命名为《武训传》。他说:“不要顾忌武训是乞丐这一身份,只要是为人民造福的,就要歌颂他,为他树碑立传。”然而,适逢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孙瑜始终无法将电影《武训传》付诸拍摄。

三改剧本始面世

1948年3月,《武训传》由南京的中国电影制片厂正式开拍。由于新闻媒体的大量宣传,引起了全国各地的极大关注,美国华人协会主办的《唐人博览报》对此发表评论说:“这是提倡识字运动,普及乡村教育的推动力。”但仅仅8个月之后,影片拍到三分之一时,因经费难以筹措,加之政治形势的影响,《武训传》被迫停止拍摄。直至次年2月,这部电影的拍摄权和已拍的4本拷贝终于被民营昆仑影业公司买下,孙瑜也加入该公司继续完成影片的摄制。

为了拍好《武训传》这部具有社会现实意义的电影,昆仑影业公司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对剧本进行了三次大修改。第一次是在1949年7月全国文代会期间,孙瑜向中共中央领导同志汇报了《武训传》的拍摄情况,在征询了周恩来和一些电影界名家的意见后,对这部影片的剧本作了重大修改。有关的情况孙瑜后来回忆说:“改‘正剧为‘悲剧——武训为穷孩子们终身艰苦兴学虽‘劳而无功,但是他那种舍己为人、艰苦奋斗的精神,仍然应在电影的主题思想里予以肯定和衷心歌颂。”

第二次是上海电影事业管理处的一位负责人提出,“武训当时的悲剧和问题,实际早已解决。但武训艰苦兴学、热忱劝学的精神,对于迎接明天的文化热潮,还可能有些鼓励作用。因此建议,在头尾加一小学校纪念的场面,找一新的小学教师出来说话,以结合现实,又用今天的观点对武训加以批判。”据此,孙瑜主要对影片的开头和结尾作了大改。剧本原来的开头是由一个“老布贩”在武训出殡时对他孙儿讲武训兴学的故事,结尾亦由这个旧时代的老人勉励孙辈们好好念书。修改后,电影的开场镜头从清末的武家庄变成了解放后的一所小学校,当时该校正举办武训诞辰111周年纪念会,由黄宗英扮演的“人民女教师”用抑扬顿挫、慷慨激昂的语调,对一群新中国的小学生们开始讲述武训老人的故事。

随着影片基调的重新定位,影片中的各种艺术形象也作了改动。原剧中的武训只是一个贫苦乞丐,剧本主旨是武训终其一生以其朴素的乞讨卖艺方式兴办义学,重在突出武训对教育所作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初期,深受文艺表现侧重刻画广大穷苦人民苦大仇深这一时代特征的感染,修改后的剧本将武训的形象也塑造为“苦大仇深”,着重表现地主阶级对他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同时,影片还增加了周大这个完全虚构的人物形象。他和武训一样,都是深受地主阶级压迫的苦大仇深的农民,不同的是,武训的反叛之路是文,周大的反叛之路是武,是参加农民起义的。然而就是这个虚构的起义军形象,因反叛失败而成了《武训传》后来遭受批判的伏笔。

第三次修改纯粹是由于经济问题。昆仑影业公司发不出工资,便要求孙瑜将《武训传》拍成上下两集。因此,为了不影响全剧的主题思想,孙瑜添加了一些有助于丰富原剧本人物形象和深化主题的小情节:一是武训昏睡中幻入地狱、天堂的梦境;二是李四和王牢头协助周大越狱,周大被逼上梁山;三是封建官吏为了收买人心,利用武训,奏请朝廷嘉奖武训。

历经是非终正名

1950年底,电影《武训传》封镜。次年2月21日,《武训传》在中南海上映后,即获好评。朱德与孙瑜握手,称赞该片“很有教育意义”;周恩来评价“此片除了少许艺术方面的缺陷,主题十分积极、向上”。

此后,随着影片在全国各地上映,国内各报刊纷纷发表影评和介绍性文字。孙瑜撰文介绍了编导该片的艰辛过程,赵丹讲述了扮演武训时自己受到的教育,作家端木蕻良发表文章赞扬了武训的奉献精神,全国各类武训学校和育才学校的校长们都表示要把“武训精神”进一步发扬光大。据统计,在3个月的时间里,各地报刊公开发表有关《武训传》的评介文章就达55篇,其中只有贾霁、杨耳、邓友梅等少数人撰文对武训和影片提出批判,且都是以学术商榷的形式出现的,属于文艺界中的学术讨论。

《武训传》深受好评,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关注,他专门将影片调进中南海观看,进而看出了该片有重大的“政治问题”。于是,毛泽东在1951年5月20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这样一来,该片的命运瞬间发生了逆转,一场由文艺界引发的政治大风暴便由此开始了。

该社论说“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就是把反动宣传认为是正当的宣传……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为了上述种种缘故,应当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

同日,《人民日报》还发表了短评《共产党员应该参加关于〈武训传〉的批判》。与之相呼应,《人民教育》刊物也适时发表了社论《展开〈武训传〉的讨论,打倒武训精神》。由于这些文章的倡导,全国自上而下,从中央到地方,文化、教育、历史研究等部门迅速行动起来,召开各种批判会。各界名人被组织起来,纷纷发表表态性文章。《武训传》的导演孙瑜、主演赵丹被迫专门登报做检讨。《武训画传》的作者李士钊以及马叙伦和端木蕻良等为武训说过好话的人纷纷进行自我批评。《大众电影》等刊物纷纷刊出编辑部的检讨文章。截至8月底,各类报刊刊发了850多篇各种检讨、自我检讨和批判性的文章,引出一系列是与非的问题。这一系列问题从电影创作之初到电影公映后,赞颂和批判的观点都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词句出现”,由此直接引发了歌颂或批判武训,到底哪一种态度才是真正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重大问题。尽管社论在舆论上起到了导向作用,但文化界和教育界因武训问题前后观点矛盾,还是陷入了一片思想混乱的局面。

为了澄清这种思想混乱,人民日报社和文化部召集《人民日报》的袁水拍、中央宣传部的钟惦和江青(化名李进)、山东省委宣传部的冯毅之、聊城地委宣传部的司洛路、临清镇党委宣传干事赵国壁等13人组成武训历史调查组,由周扬负责,前往武训故乡调查,历时两个月,访问160多人,最终写出了《武训历史调查记》一文,连载于1951年7月23日至31日的《人民日报》。该调查主要围绕五个问题:一是和武训同时的当地农民革命领袖宋景诗;二是武训的为人;三是武训学校的性质;四是武训的高利贷剥削;五是武训的土地剥削。因此,《武训历史调查记》完全以阶级斗争为理论给武训这个历史人物判了死刑:“武训是一个以‘兴学为手段,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

以后,全国都开始学习《武训历史调查记》,各地报刊也连篇累牍地报道学习心得。8月8日,周扬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反人民、反历史的思想和反现实主义的艺术》一文,写道:“因为新中国是革命是武装斗争的成果,如果强调改良主义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当然,就等于质疑了革命的合理性和正当性。”这篇文章牵连了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导致事先肯定过电影《武训传》的周恩来总理被迫在中央做检查,电影界的领导夏衍等人则在报上做公开检讨。《武训传》从此被禁止放映。

1967年5月26日,《人民日报》再次发表《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一文。次日,该报发表论点为“把《武训传》和《修养》(刘少奇著)一起抛进垃圾堆”的文章。“文化大革命”期间,武训尸骨惨遭冼劫,坟墓、塑像、匾额、祠堂均被毁坏。

转眼到了1980年8月,江苏无锡公安局干部张经济致信《齐鲁学刊》,提议为武训平反。这封信被发表后,李士钊、范际燕、范守信等人也纷纷在《齐鲁学刊》撰文,重新评价武训和《武训传》。紧随《齐鲁学刊》之后,《党史研究》《党史通讯》等刊物也陆续发表了对《武训传》的“试论”或“再认识”,这些文章大都呼吁为武训和电影《武训传》平反。1985年9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代表党中央在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和陶行知基金会成立大会上公开发表了讲话。他说:“我们现在不对武训本人和这个电影进行全面的评价,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当时这种批判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因此,这个批判不但不能认为完全正确,甚至也不能说它基本正确。”

自此,研究纪念武训的活动重新开展起来,在1991年和1995年召开的两次全国武训研讨会和各地发表的评论中,肯定了武训作为改良主义中的平民改革派,所走的是教育救国之路,其朴素的改良主义意愿具有“仁者爱人”的人道主义精神,应予肯定;而电影《武训传》并非是“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武训的兴学行为,影片事实上“没有在画面上反映出周大率领的农民起义军‘失败,相反,影片倒用了不少镜头来描绘农民起义军给地主阶级的沉重打击”。至于武训头上的“大流氓、大债主、大地主”三顶帽子,则是江青带领“武训历史调查组”调查后给戴上的,是不符合史实的。

重新为武训正名后,1951年讨论《武训传》引起的我国文艺界思想上的混乱才真正得以澄清。○

责任编辑 刘金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