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远

90年前的5月4日，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和他的两个学生——罗家伦、陶希圣，以不同的方式进入了历史。

他们的子女际遇不同——蔡啐盎，蔡元培之女，留居大陆；罗久芳，罗家伦之女，定居美国；陶恒生，陶希圣之子，随父赴台。“五四”运动和父亲的经历，对3名“五四”后人，产生了怎样的影响9

蔡睟盎，中共党员。生于1928年。儿时曾跟随蔡元培去香港，1949年留居大陆，现居上海。

女儿的选择

蔡元培去世的時候，蔡啐盎只有12岁。她对于父亲以及与他密切相关的“五四”运动，更多的了解，还是随着自己生命的过程而逐步加深的。这仿佛是那一代人子女的共性。

上中学时，蔡啐盎跟随父亲到了香港，当时，蔡啐盎周围的同学没有人知道她是蔡元培的女儿。她也不对别人讲。

她的生命与父亲发生更紧密地联系，还是在后来。

在蔡元培的藏书中，有一本朋友送给他的《西行漫记》。蔡啐盎在父亲的藏书中读到了这本书，并对她一生产生了影响。1944年，蔡睟盎在上海交大读大学，开始参加学生运动，后来又参加共产党，“那时候我们已经可以秘密地看到毛主席的著作，知道毛主席对‘五四运动是肯定的，所以在进步同学之中对于父亲的评价也很高。”

她坦陈：“入党这件事，更多的是受到了时代的影响。父亲的影响，只是希望我们子女都能做有完全人格的人，他从来没有跟我说起过共产党。”

1949年之后，教育政策发生了改变，政治运动也开始频繁，很多人开始受到批判，最初，并未殃及蔡元培，但是也不再“提到他了”。

1968年五六月期间，有人到蔡啐盎家中去抄家，他们对蔡啐盎说：蔡元培是反动军阀。

蔡啐盎回应说：“他不反动，并且，他不是军^。”

那时的蔡啐盎，担任上海社科院生化物理研究所的党总支副书记，一下子成了走资派，她的罪名是：“反动军阀蔡元培的孝子贤孙”。

一个偶然的机会，让蔡啐盎为父亲提早“翻了案”。

“就是在抄家的时候，有一天我在街上，看到红卫兵在墙上贴出来的毛泽东致蔡元培的一封信，内容是毛主席希望父亲能敦促国民党和共产党联合抗日，落款是湖南革命史料。我赶快站在马路上把这封信抄了下来。我自己留了一份，然后又抄了一份交给了那些抄家的人。他们来的时候，还大喊着口号：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但是他们看了那封信，很吃惊，还怀疑那封信是假的。当时他们走了，第二天再来的时候，他们就变得很客气，说他们来不是抄家，是帮助我们整理敌伪资料。”

从那以后，蔡啐盎的处境好了一些。

现在位于上海市静安区华山路303弄16号的蔡元培故居，是当年蔡元培在上海租住的房子。1949年之后，蔡啐盎和弟弟蔡怀新一直居住在那里。1984年，经上海市政府批准，蔡元培故居可以开放展览。

2000年，故居成了现在的样子，蔡怀新写了一篇长达29页的解说词，那里也开始有了专职解说人员。

罗久芳，无党派。生于1934年，1948年出国，1955年入美国密西根大学研究院，主修近代史。现居美国。

拉近那个时代

罗家伦是“五四”时期的主将之一。“五四”运动这个概念，最初就是由他提出，然后获得社会各个层面的广泛认可。1919年5月4日那一天，学生上街的建议，也是罗家伦首倡的；那一天的宣言，出自罗家伦的手笔。

和其他“五四”时期名人的子女不同，罗久芳当年既没有留在中国大陆，也没有跟随父亲罗家伦去台湾，这让她的生命轨迹很少受到过去动荡时代的干扰。罗久芳说，那是她的幸运。

1949年后，罗家伦前往台湾，妻子则在澳大利亚工作，夫妻俩商定让女儿到澳大利亚读书。“他们觉得那时候的台湾也不稳定。”罗久芳说。

1962年到1964年期间，罗久芳的丈夫到台湾大学讲了一年多的课，罗久芳也回到了台湾，才经常见到父亲。

罗久芳真正了解父亲，还是在罗家伦去世之后，她开始整理父亲留下来的文稿。他发现父亲后来在台湾的20年里，也收集了不少东西。和父亲生命交集很少的罗久芳，开始进入了罗家伦曾经生活过的时代。

现在，75岁的罗久芳仍然在整理父亲留下的文稿，她希望用这种方式，“把那个时代和我们现在拉得更近一些”。

陶恒生，无党派。生于1931年，1949年跟随父亲陶希圣去台。现居美国。

“当了一天共产党”

高中时，陶恒生在南京读书，“五四”的烙印，已经通过教科书打在了他的身上。陶恒生的高中课本上就写到，新文化运动是由“五四”运动发扬光大的。“那时候我们所受到的教育就是这样。”

在陶恒生的记忆中，他们那个时代的高中生，爱国情绪非常高。高二时，陶恒生曾参加过一次对政府的静坐活动，被警卫拿水枪冲得很狼狈。等回到家，父亲对他说：“你回来啦?你当了一天共产党啊。”

当时陶希圣在国民党政府核心机构任职，“但是也从来没有制止过我。”

1948年底，陶恒生跟随父亲去了台湾，但是姐姐陶琴薰则留在了大陆。

“姐姐后来受了很多苦，那是当时没有想到的事。父亲曾经为姐夫安排好了到台湾之后的工作，但是姐夫不听，姐姐更是反感：‘凭什么你要安排我们的事情，我们要走自己的路。这种思想，其实是从‘五四运动一路遗传下来的。”

陶恒生初到台湾的时候，台湾人心也很不稳，国民党对于思想控制得很严。

那时候台湾社会上对“五四”的评价也变成了负面的，认为“五四”造就了自由主义，对国家不利。但是在学生中间，对于“五四”的看法并没有改变，“我们就是觉得国民党愚蠢，把一个好好的国家搞成那样子。但是那时候做学生真是可怜，不敢多说话。”陶恒生说。

陶恒生说，他永远记得那个细节：太平洋战争爆发之时，陶希圣一家因为房子被炸掉，有家归不得，一家人露宿街头。陶希圣把陶恒生几个兄弟叫了去，对他们说：“你们这几个孩子，能养活自己就好了，千万不要去搞政治。”

陶恒生，这个中学时代的愤怒青年，到大学时代选择以工科为业，成为一名建筑工程师。陶恒生此后离开台湾到南洋工作了二十余年，后来定居美国。

摘自《中国周刊》2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