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虽然给柏杨的婚姻烙上了深深的烙印，却不有能让他一颗追求真爱的心安定下来，他用文章挑战战社，用行为诠释自己对爱情的理解，他想说明：激情，不只属于年轻人……

第一次婚姻：只为孝心，没有感情

柏杨，原名郭定生，1920年出生于河南省开封市。

1939年12月，高中毕业后在国民党军队服役的柏杨被父亲召唤回家，等待他的，是一场以“冲喜”为名义的封建包办婚姻。他清楚地知道，一旦自己同意了这桩婚事，就意味着从此再不可能拥有真正的爱情和幸福。所以，他要坚决抵制。

然而，姐姐的劝说却让他仿佛遭到突然一击：“定生，你莫非不知道咱老家的规矩吗?已经下了聘的姑娘，即使你不娶她，那她也就成了没人要的苦命女子，最后只能是死路一条啊!”听了这话，柏杨呆住了，善良的本性促使他不得不重新面对这严峻的事实。

柏杨的新婚妻子叫艾绍荷，比他大三岁。结婚那天，当柏杨看到蒙着红盖头的新娘身下是一双尖尖的小脚时，心里忍不住战栗了，虽然还没有看见对方的面容，但是柏杨早已感觉出，自己和这个陌生的女人之间有着深不可越的隔阂，他们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

好像是对“冲喜”的蔑视和讽刺，就在柏杨结婚后没几天，他的父亲就因病去世了，刚刚举办完喜事的郭家，短短几天内竟又要办丧事了。艾绍荷是个温顺、善良的农村女子，在一片混乱当中，她不声不响地操持着家务，并希望用自己温存、朴实的心，挽留住新婚丈夫。

可是柏杨心里早就有了想法，在这个动荡不安、随时有可能国破家亡的年代里，他希望出去闯一番事业，哪怕是战死沙场，也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而且，在这样的想法下，他也存着一丝尽快从包办婚姻里逃离出去的念头。所以，婚后不到一个月，柏杨就告别艾绍荷，离开了家乡。

柏杨从河南辉县到了林县，以国民党“三青团”分部主任的身份待命，柏杨看到队伍在日军的进攻下节节败退，心里相当郁闷。此时，他已经不再想能够战死沙场，只满心希望能学到更多的知识，走出另一条实现人生理想和目标的道路。就在这灰暗的日子里，柏杨收到了艾绍荷托人带写，辗转递到他手中的

家书：

定生夫君如面：

自从去冬匆匆一别，眨眼半年有余……回想新婚佳期如昨，良宵纵然苦短，但夫君音容笑貌犹在眼前。现写信报告一件大喜之事，你走后不久，妻即已身怀六甲。不知夫君何日归家，如妻临产之时有你在身旁，则是我最大之希求……

读到这里，柏杨的手颤抖起来，他没想到，与艾绍荷短短一个月的婚姻，竟为他带来了一个新的生命，他要做爸爸了。可是他的心里却没有幸福与欢喜，而只感到茫然。

一年后，柏杨再次收到姐姐的来信，告诉他艾绍荷生了一个女儿，并嘱咐他务必要请假回家看看了。柏杨给妻子回了信，为女儿起名为冬冬。此时，随着战事吃紧，柏杨对国民党的失望情绪也与日俱增，就在他思前想后，决定暂时告假回家的时候，又接到了上面的命令，让柏杨去重庆中央训练团受训。

重庆的集训班，大多是当时蒋介石为了培植亲信所设，所以每年训练班开班，蒋介石照例都会亲临指导、讲话。这次也不例外，只见他拿起花名册，煞有介事地开始点名，每点到一个人，都抬头看一眼，表示记住了这个人，这样会让被点名的人觉得倍受重视，进而效忠于他。在点到“郭定生”的时候，柏杨那个直话直说的毛病居然又犯了，他站在队伍里信口说道：“其实委员长这样做，只是个笼络人心的手段罢了，他点我一次名，就真会记住我吗?”此言一出，众皆哗然。接见结束后不久，柏杨就被集训班除名了。

举目无亲的柏杨流落在重庆街头，生计无着，四处寻找打工的地方，有时运气不佳，甚至只能靠乞讨的食物果腹。夜里睡不着，柏杨眼前常常会浮现出艾绍荷的身影，还有自己不曾见过的女儿冬冬。一想到她们，无法忍受的愧疚就在他心里肆虐，他只希望将来有一天，他在重庆有了固定职业，就去老家接她们。

第二次婚姻：一见钟情，一别永诀

走投无路的柏杨又来到了重庆“三青团”总部，可是衣着破烂的柏杨很快就被赶了出来，他怒火中烧，恨不得冲进去和他们打个你死我活。就在这时，一个姑娘在身后叫住了他：“郭定生，你不能这样。”这声音亲切，还带着柏杨熟悉的河南口音，让他一下子放松了紧握的拳头。“你怎么认识我呢?”望着眼前这位秀气的姑娘，柏杨疑惑地问。他随着她穿过大路，走在一条偏僻的小巷里。“我读过你的诗啊!”姑娘微笑着说，并随口念了两句。

原来，姑娘叫崔秀英，是河南息县人，在老家时就听说过柏杨是辉县有名的才子。她现在在“三青团”总部一楼的合作社当职员。

在崔秀英的帮助下，柏杨在沙坪坝附近租了一间小房，并找了几份短工。在和崔秀英三个多月的交往中，他们之间的感情也起了微妙的变化，崔秀英对他的关爱，早已超过了一般的同乡之谊。可是，让柏杨为难的是，自己在辉县已有妻女，至今还为没能尽到为人夫、为人父的责任而痛苦自责着，现在，又如何继续发展和崔秀英的感情呢?但是一想到要和她分开，柏杨觉得自己在重庆几乎无法生存下去，没有她，他好像连继续奋斗的勇气都失去了。

这一晚，柏杨又约崔秀英来到自己的小屋，取过一张《新民报》递给崔秀英，故作轻松地说：“本来是闲来无事练练笔，没想到居然发表了呢!”崔秀英听了，高兴地拿过报纸，果然看到在报纸不显眼的位置上，刊出了柏杨的小诗《忆故乡》。

崔秀英很兴奋，柏杨在困境中不气馁，还能坚持动笔写诗的精神也更激发了她对他的好感。

“定生，我不在乎你有没有钱，有没有地位，我看重的是你有百折不挠的拼搏精神。所以，我才觉得你是个可以托付终身的人!”崔秀英脸色绯红，大着胆子说出了藏在心中好久的话。“秀英，你……”看着昏暗的灯光下，崔秀英姣好的面庞，柏杨再也不能控制自己的感情，他伸出有力的臂膀，把她紧紧拥在怀里。

柏杨和崔秀英同居了。不久之后，柏杨又时来运转，找了一份在教育部“战时学生调配委员会”做文员的工作，尽管薪水不是很高，但也足够改善两人的生活境况了。平淡安稳的日子，让崔秀英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

可是柏杨却不肯安于现状，时时想着去读大学。终于有一天，他得到了一个机会，以“郭衣洞”的名字拿到教育部下发的入学申请批复。他的愿望实现了。

在东北大学政治系学习期间，崔秀英生下了他们爱情的结晶毛毛，随着女儿的诞生，他们也迎来了抗战胜利的好消息!

1946年，柏杨从东北大学政治系毕业，回到了重庆，然而，抗战后的重庆人满为患，手捧大学文凭的他，还是找不到一份满意的职业。想到自从自己上大学后，他们一直靠崔秀英微薄的薪水支撑着，现在自己毕业了，两人又有了孩子，他却仍然无法养家糊口，柏杨的心就愈加沉闷。同时，已经一岁多的女儿毛毛，还让他想到了老家的艾绍荷和冬冬，这让他觉得既对不起结发妻子，也有愧于崔秀英，他也曾经想

过把实情告诉崔秀英，但是一接触到她那双清澈的眼睛，柏杨把想好的话又咽了回去。他实在没有这个勇气。无奈，柏杨决定去东北，而崔秀英带着孩子先回河南老家。

1947年1月，柏杨出发去东北，路过辉县的时候，柏杨再也按捺不住回家看看的念头，他买了车票，连夜赶回了郭家大院。艾绍荷哇的一声哭了出来，不顾一切地扑到了柏杨身上，一面用双手在他胸前不住地捶打着，一面哭骂着：“你这死鬼，也有回来的一日?我还以为你早就死在外边了!呜呜，你好狠心啊……”在艾绍荷身边，一个扎着小辫的女孩儿惊愕地望着他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柏杨的眼中也溢满了泪水，他只能哄着哭成泪人的妻子，再一手抱起女儿。得知柏杨马上又要离开家去东北，艾绍荷好不容易止住的泪水又落下来，想了想，她决定带着女儿和丈夫一起走，但是柏杨坚决不同意，他让她在家守着老宅，等他回来。

柏杨一个人在东北打拼了两年。期间，他和崔秀英一直靠书信联系，但是由于战事，他们的信件往往要耽搁很久才能送到对方的手上。于是，崔秀英决定带着毛毛去东北和柏杨会合，可是就在她打点好行装的时候，却接到了柏杨的来信：“秀英，听说你和毛毛想到沈阳的消息，我高兴得几夜不能安眠。本来，我已经为你们的到来做好了准备，可现在东北战局十分动荡，在这种时候你和毛毛前来，必定凶多吉少。而且我是否能继续留在沈阳，也是未卜之事。如若沈阳不能久留，我可能前往北平。请放心，只要我到了北平，马上就写信给你……”

这封信阻止了崔秀英去东北的计划，可是接下来，她却再也收不到柏杨的任何消息了，崔秀英再也等不下去了，1948年夏天，她独自一人离开了家乡……就在崔秀英离开河南的时候，柏杨也离开沈阳前往北平，他只在离开沈阳前给河南寄了一封信，从此，战乱就让他和崔秀英永远失之交臂了。

第三次婚姻：经人介绍，性格不合

北平同样不是梦想中的太平世界，这里战火将至，人心惶惶，柏杨在万念俱灰之下，和一些同学又爬上了去上海的火车，那里远离硝烟，也许会找到一丝生路。可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次踏上的，是一条不归路。

上海没有收留柏杨，万般无奈之下，他身不由己地跟着恩师吴文义去了台湾。结果，这让他和在大陆的两个妻子、两个女儿，被永远地分隔在海峡两岸。

在台湾，柏杨以郭衣洞的名字在屏东一个农业职业学校做了职员，然而好景不长，柏杨因为偷听来自大陆“敌台”的广播，被突然逮捕，关进了大牢。

三个月后，柏杨从监牢里出来，农校的工作又丢了。好在天无绝人之路，最终，满腹才学的柏杨在台南工学院附属中学谋了历史老师的职位，来台后几经坎坷，到此时柏杨才算暂时安定下来。

但是这个职业并不能让心性高远的他满足。他为自己虽有满腹文学才华却无处发挥而终日郁闷。

一天，同样当老师的教友兼同乡胡蒂芬来台南看他，见面就把一张《中央日报》递到他面前：“柏杨，你不是总抱怨你的文才没能发挥出来吗?看看这上面的征文通告吧，你的机会来了。只要你写了稿子，我负责推荐，说不定你就能得奖呢!”

经过十个夜晚的挑灯奋斗，一篇名为《人民》的小说终于完成了，这是柏杨文字生涯中的小说处女作。

《人民》真的获奖了!小说的获奖给柏杨带来了转机，他离开台南，去了草屯中学任国文教员，此时他已经开始在台湾各地的报刊上陆续发表作品了，文学殿堂的大门终于为他打开了。

除了事业上的发展，那篇处女作小说还为柏杨带来了一段姻缘。台湾当时著名的诗人、书法家齐铁恨先生的女儿对柏杨很有好感。

柏杨的神情却一下子黯淡下来，因为，他想起了远在大陆的两位杳无音讯的妻子，她们一个在老家替他看守家院，照顾女儿，一个更是在困境中与他相依为命，她们对他的一片情意，柏杨想起来就觉得愧疚万分，可现在自己漂泊台湾，不知道此生还有没有机会再见到他的两个妻子和女儿!

想到自己很可能终老台岛，再看看眼前孤苦无依的生活，柏杨还是打起精神，面对现实生活了。

几天后，齐老先生在台北宴请柏杨，在宴席上柏杨见到了齐家小姐齐永培，这次宴请，也即是公布了柏杨和齐永培的恋爱关系。

从交往中，柏杨看出齐永培是一位有独立人格的女性，他既喜欢她的学识和气质，又对她略显孤傲与超凡的个性有些畏惧。有时候他觉得自己无论是从知识上还是素养上，都不及这位在台北复兴中学教国文的文静姑娘。暑假到了，齐永培特地从台北赶来草屯，柏杨在车站接她，高兴得像个孩子一样紧紧拉住她的手。他们在湖边的草地上野餐，欢乐的笑声回荡在青山绿水间。柏杨觉得自己才体会出人生的快乐和恋爱的美妙，真正在享受着热恋的甜蜜滋味。傍晚，柏杨送齐永培回台北，在车站，他们和所有的情侣一样流露出依依不舍的神情，火热的目光彼此碰撞着，心灵上，也擦出了爱情的火花。

这年秋天，柏杨和齐永培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婚后，柏杨到台北基督教会学校做了一名讲师。柏杨有了很好的职业、温馨的家和娴静的妻子，这让他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他喜爱的写作中去。

然而，几年的婚姻生活中，柏杨发现，齐永培是一个追求事业胜于关注家庭的女性。还是在新婚伊始，柏杨兴致勃勃在周末打算和妻子一起去看戏，不料齐永培兴趣索然地拒绝了，她说：“衣洞，我们现在都很年轻，可不能把宝贵的时间都花在吃吃喝喝上，我想我们应该利用现在没有孩子的时候，多做一点儿学问了。”时间久了，柏杨越来越觉得，永培的孤僻性格是一般女性所不及的，她把自己的事业看得过重，却忽略了在家庭中女人应带给对方的温存。

后来，他们夫妻间思想上的差距越来越大。两个性格迥异的人在一起久了，就像两块各不相让的石头，彼此不断碰撞，不断摩擦，伤害也成了在所难免的事情。

就在柏杨因作品惹来政治上的麻烦而苦恼的时候，齐永培却依然说：“衣洞，我早就多次提醒你，搞政治学问很可怕，可你就是不听，现在又该如何应付?”柏杨苦恼极了，他真希望妻子在这时候能够给他一点儿心灵的慰藉，而不是继续用冷冰冰的话来刺激他。

好在不久后，当局消除了对他的怀疑。而后，接下来的两桩喜事，也驱散了笼罩在柏杨心头的阴云，那就是第二个儿子垣垣的出生，和成功大学发给他的国文系兼职教授的聘书。

不久，38岁的柏杨终于坐到了“中国青年写作协会总干事”的位子上，这让他觉得，自己这些年来的努力没有白费；可是当他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妻子的时候，齐永培心里虽然也替他高兴，嘴上却说：“衣洞，你千万不要傲气，如果人一旦傲慢起来，往往就是失败的开始。”一句生硬的话语，让柏杨兴奋的心情又跌到谷底。齐永培的心情也并不轻松，看着丈夫的事业蒸蒸日上，自己却不得不在事业和家庭的矛盾中选择后者，这让好强的她几乎难以忍受。在柏杨面前，妻子开始变得沉默了。1958年，齐永培通过努力，实现了她从中学教师到大学讲师的飞跃，顺利站到了大学的讲台上。也是从这一年开始，她和柏杨之间的交

流更少了，这种一个屋檐下貌合神离的日子，让他们都感到十分痛苦。

第四次婚姻：恋情艰难，狱中离异

一个飘着细雨的冬日，齐永培听到了一个让她吃惊和无法忍受的消息：柏杨和一个比他小十几岁的女学生产生了恋情!

女学生叫倪明华，是柏杨的老读者。多年来，她一直喜欢柏杨的散文和小说，心中早就充满了对他的崇拜和敬仰。1958年冬天，在柏杨组织的“冬令营”上，二人认识。

和倪明华的相识，让柏杨的心里泛起了阵阵涟漪。他也喜欢这个性格爽快、敢说敢做的女孩儿。在冬令营开始之初，倪明华代表她的小组，做了一次登台演讲，这次演讲也让柏杨认识到，这个才20岁的姑娘身上有着非凡的文学天赋。就在冬令营即将结束的时候，倪明华带着忐忑不安的神色来找柏杨，她说：“我想……做您的学生，好吗?”

柏杨和倪明华之间的关系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并最终传出了婚外情的绯闻。

当齐永培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柏杨和倪明华已经爱得如醉如痴了。面对齐永培的质问，柏杨痛苦地说：“我也不想瞒你了，永培，我再也不想过这没有爱情的生活了，不如就让我们分开吧……”泪水从齐永培的眼中涌出，望着两个熟睡的孩子，她知道，这个家就要解体了……

经历了一年多的苦恋，1959年深秋，柏杨和倪明华终于结婚了。婚后的生活是幸福的。柏杨已经开始到《自立晚报》供职了，虽然微薄的薪水让他们的日子有些捉襟见肘，但是历尽磨难终于结合的幸福，使这对困苦中的夫妻，体验着说不出的甜蜜。

柏杨开始由写小说转变为写杂文了。他感到，在台湾这个权威至上的社会里，文化就好像是一片沙漠，社会也存在着种种弊端，所以，他要用一篇篇犀利的文章与之对抗。他那笔力雄健的杂文再次风靡台北，特别是一些针贬时政的小杂文，见报后必会激起强烈的反响。不久后，柏杨又接到了台湾艺术专科学院的大学聘书。

在一次和倪明华的出游中，他们到了一个叫做“古柏杨”的部落，这个名字引起了他们的兴趣，征得妻子的意见后，他正式用“柏杨”做了自己的笔名。从此，“柏杨”这个名字在台湾越叫越响了。

1964年，倪明华完成了大学课程，也走出家门，到《中国日报》上班了。在报社，她负责“妇女版”的编辑工作。日子在紧张又不失温馨的氛围中一天天过去了。他们谁都没预料到，一场灾难正悄悄向他们袭来。

1968年1月2日，《中国日报》“妇女版”刊载了柏杨翻译的美国漫画《大力水手》第152期。这一期的内容是说父子二人流落到荒岛上。就是这期漫画，被打上了“恶意攻击最高领袖”和“打击最高领导核心”的罪名，让柏杨和倪明华一下子陷进了无休止的审查中……

柏杨把所有的责任都揽到了自己的身上，他也知道，长时间以来，当局对他的愤恨和敌意，统统要借着这次“大力水手事件”爆发了。果不其然，经过一连番的审讯和调查，柏杨最终被判有期徒刑12年!从此，他在绿岛特别监狱里，开始了他的牢狱生活。

倪明华几乎被压垮了，柏杨出事后，她几次三番找朋友，托关系，希望能够营救他出来。然而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反而因为受到牵连，她也被迫辞职，失去了生活依靠。在最后一次去探望柏杨的时候，倪明华流着眼泪做出了让她痛苦的抉择：“衣洞，我再也坚持不下去了!我们……离婚吧……”

第五次婚姻：诗书结合，至死不渝

1975年，蒋介石病逝，蒋经国上台伊始，就宣布大赦。于是，1977年4月1日，在狱中度过了整整9年26天的柏杨获释了!

面对台北茫茫人海，柏杨感到陌生又茫然，已经57岁的他，不再是当年的潇洒作家，而是一个蓬头垢面的老人。而且，他已经没有家了!好在，他还有许多支持他、帮助他的朋友。

6月里的一天，柏杨参加了老友发起的文学聚会。就是在这次酒会上，柏杨结识了他的第五位妻子——张香华。

其实，柏杨在监狱的时候，就记住了女诗人张香华的名字，那是因为他在一张报纸上看到了她的诗作《春天》，里面有一句话触动了他，“可以听得到地下种子抽芽的声音”。柏杨激动地告诉张香华，正是这句话，让他一颗被灰暗笼罩的心产生了希望，陪伴他度过了一个个难挨的日日夜夜。

听了柏杨的话，张香华突然觉得，似乎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把他们牵到了一起，因为，自己不也是从年轻时起，就喜欢柏杨的文章，并深深敬佩着这位才华超群的大作家吗?这，是不是就叫做缘分呢?

如果说彼此之间那种似曾相识的缘分，是柏杨与张香华互生好感的引子，那么柏杨大胆写下的第一封短信，则拉开了他们忘年恋的帷幕。在台北恬静的咖啡屋里，他们四目相视，互诉心曲，并在短暂的沉默中感受着心灵碰撞的激情。张香华也喜欢上了柏杨现在赖以栖身的“汽车间”，她为他整理衣物，做可口的饭菜，让这狭小的空间里充满了家的温馨味道。

没过多久，柏杨的三部书稿《中国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表》、《中国历史年表》和《中国大史纲》在朋友的大力支持下，终于问世了。这等于向世人宣告，一度销声匿迹的柏杨终于从监禁的困境中冲杀出来，再次登上了台湾文坛!

有了稿酬，柏杨搬出“汽车间”，有了自己的新家。一天，他在邮差送来的信件中，发现了一个淡蓝色的信封。信是张香华寄来的，里面有她写的著名诗篇：《我爱的人在火烧岛上》……柏杨的手颤抖了，他看到了一颗正在向自己慢慢靠拢的心，看到了一个他梦想中的暮年伴侣……

1978年2月4日，柏杨和张香华手挽手，在灯火辉煌的宴会大厅里举办了盛大的婚礼。

2000年3月4日，台北国宾饭店，柏杨80岁寿辰酒会在这里举行。在热烈的气氛中，张香华最后讲的几句话，引来了—阵雷鸣般的掌声，她说：“中国人在过去的历史中，颠沛流离，需要有多么强韧的生命力，才能重建破碎的人生?婚姻次数越多的人，重建力也应该越大。因此，我们的故事才能以喜剧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