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建军

读傅国涌先生编的《过去的中学》和周勇先生著的《江南名校的中国文化教育》,很有感慨。继1902年第一个近代学制——壬寅学制后,清政府于1903年又颁发了癸卯学制,并正式实施。1905年,科举制正式废除。二十世纪初的中国,面对世界形势的急剧变化,掀起了一个教育改革的高潮。与京津、江南各地新式学校蓬勃兴起的同时,地处中南的湖湘大地,新式教育的发展亦不落人后,相继出现了一批新式学堂,在长沙著名的就有明德、长郡、广益、周南、雅礼、兑泽等,而其时最有名的当数明德学堂。1903年,留学日本的胡元倓(字子靖)回国后,得龙璋、龙绂瑞及一些倾向维新的官绅的支持,在长沙创办明德学堂。学校创立初期,章士钊在《苏报·学界风潮》中介绍:“湘潭胡子靖孝廉,自东归与龙侍郎子萸溪(龙绂瑞),创立明德学堂。教员得人,规模亦甚整齐,其主义在养成军国民资格,现已开办,将来必有成效可睹。”青年毛泽东也曾对明德学堂的办学加以推赞:“湖南之有学校,应推原戊戌春季的时务学堂。时务以短促的寿命,却养成了若干勇敢有为的青年……明德继起,校旨相同。光绪末年的明德学生,在省城学生界,颇负时誉。”〔1〕在辛亥革命的风起云涌中,以黄兴为首的一批明德师生作出了重要贡献,无疑是明德学堂办学历史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以明德学堂为基地,黄兴倡导成立华兴会

明德创校伊始,胡元倓即在《明德之精神》一文中写道:“办学必有主旨,学校所以陶铸人才,自与科举利禄之途异趣,则尤应确定所宗,以端趋向……使莘莘学子不徒以学校为仕进之阶,而先务立其远者大者,以默持世运于不坠。”正是这种办学思想使一批胸怀济世理想的青年成了明德的师生,干出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在聘请了周震麟、苏曼殊、陆鸿逵、王正廷等具有新思想的人物为教员后,1903年夏,胡元倓到上海、杭州等地继续聘请教员。在上海,他恰遇黄兴、张继等一批革命志士也从日本回国,大喜过望,立即邀请黄兴等到明德任教。而黄兴等正谋求回湖南来建立革命据点,开展革命活动,欣然接受胡元倓的邀请〔2〕。同年秋,黄兴抵长沙明德学堂,主持速成师范班,随即邀约湖北革命志士吴禄桢、李书城等来明德聚会,商议在湖南筹划革命准备事项,一致认为建立革命组织为当务之急。1903年11月4日,两湖志士二十余人,在明德学堂附近的连升街保甲局巷彭渊洵家中集会,决定成立革命组织,定名为华兴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宗旨。据刘揆一回忆,“癸卯秋,开第一期速成师范班,即由克强主持,邀张溥泉(继)为历史教员。吴绶青(禄贞)、李小垣(书城)皆来湘小住”。“迨十一月,揆一回湘,公(黄兴)乃邀合吴禄桢、陈天华、杨守仁、龙璋、宋教仁、秦毓鎏、周震麟、叶澜、徐佛逊、翁巩、章士钊、胡瑛、柳大任、张通典、谭人凤、王延祉、彭渊恂、萧翼鲲、柳继贞、彭邦栋、陈方度、何陶、萧堃、朱子陶、任震、陈其殷、吴超尘及予弟道一等创立华兴会于省垣连升街机关部,公被举为会长”〔3〕。随即在明德师生中发展成员,虽是秘密进行,但参加者众多。1904年2月15日,华兴会成立大会在明德董事龙璋的西园住宅举行,到会一百余人中有明德师生四十余人。黄兴在成立大会上发表《革命发难之方法》的演说:“吾人发难,只宜采取雄踞一省,与各省纷起之法。今就湘省而论,军界学界革命思想日见发达,市民潜濡默化,且同一排满宗旨之洪会党人久已蔓延固结,惟相顾而莫先发。正如炸药既实,待吾辈引火线而后燃。使能联络一体,审时度势,或由军学界发难,互为声援,不难取湘省为根据地。”〔4〕华兴会是国内第一个革命组织,推动了两湖革命运动的勃兴,并对同盟会的组成和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二、以明德学堂为掩护,革命党人筹划发动武装起义

华兴会成立大会决定以明德学堂为革命基地,分派成员赴各地联络,立即行动。沈瓞民回忆说:“因黄兴已在长沙暗策革命,武装起义……于是我从日本归国,即往长沙,任长沙明德学堂教习,明德学堂是胡元倓创办,为湖南革命运动的大本营。”〔5〕华兴会成立大会后,宋教仁至常德、桃源,陈天华至江西,姚宏业至上海,宁调元、萧毅鲲至醴陵,魏宗铨至萍乡,胡瑛至武汉。黄兴、刘揆一与会党联络,周震麟负责省城学界。另外,又创立两个团体,一个是在东文讲习所成立的同仇会,专为联络会党,焦达峰等参加。一个是黄汉会,专为运动新军,陈天华、姚宏业、张平子等人都做过这方面的工作。这时,吴禄桢接到清政府练兵处的调令,黄兴认为这是打入清政府中央军事要害部门的绝好机会,北京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应当深入虎穴,掌握兵权,以便南北呼应,共成大业。吴禄桢同意黄兴的意见,于1904年5月赴京就职。以明德为支点的华兴会的联络网,遍及全国许多地方。

筹划长沙起义是第一次大行动。为筹集经费,黄兴毁家纾难,出卖祖遗田产三百石(担,每担为六点三亩)。柳聘农、彭恂渊等也变卖家产,四处借贷〔6〕。1904年春初,黄兴和刘揆一雪夜步行,在湘潭一处山洞与哥老会著名首领马福益会晤,商讨起义大计〔7〕。黄兴亲自在明德学堂理化实验室请日本教师永江正直、掘井觉太郎协助试制炸弹,准备起义〔8〕。但是,这次酝酿数月的长沙起义,不慎事机泄密而失败,黄兴及一批革命志士得胡元倓、龙绂瑞等帮助而脱逃。胡元倓在《题黄克强先生遗墨》中作了如下记述:“一日下午,克强仓皇挟一手枪至校,言事又闹大了(前为印书事,长沙县索克强,亦居校得脱),同赴龙宅(龙璋家)。筱浦(张鹤龄)呼倓去,言得其据,发兵拿人,并言颇受湘抚责备,倓从容谓筱浦曰:‘诸事我均与闻,君如需升官,吾之血即可染红君之顶子,拿我就是。筱浦以手击桌曰:‘此狗官谁愿做!此刻看如何保护他们。其表情大出倓意外。旋与俞绶丞商,由萸溪尽一夕之力,将凭据焚毁。俞次晨即呼缉匪武官杨明道来谕:‘无证据不许拿人。事遂缓。”〔9〕黄兴躲在龙绂瑞家,龙宅门外虽有府、县衙门的捕差巡回侦探,但因当时的绅权特大,没有确实证据,不敢入内搜捕,黄兴得在龙宅安居了三天。这三天里,曹亚伯和圣公会的黄吉亭牧师为克强做好出走的准备。到第四天,黄兴坐骄子,放下轿帘,装作龙宅女眷外出的样子,张继扮作跟随,安全到达圣公会,然后在黄吉亭、曹亚伯等的精心策划和掩护下,安全离开长沙〔10〕。龙绂瑞回忆道:“九月二十四日,马福益部下在醴陵车站被获,供有黄堇坞(堇坞,应为厪午,黄兴旧号。)老师,事乃大露。是日,余适讌客,君(黄兴)亦在座,洋洋如平时。惟谓余曰:‘有相士云,将有缧泄之灾,能一援手乎?余答以‘君素明达,何忽信此无稽谰言。下午,忽有人来求告,君寓所紫东园被兵役围守,搜捕甚急。君始将兹事始末尽情相告。余遂留君住西园,终日读书,每饭辄尽三碗,无疾首蹙额之态。惟云有一重要信箧,存在西长街长沙中学,设被搜查,按籍而诛,事殊危险。翌日,余衣冠出门,伪作谒客状,亲往携归,连夜将册籍文件焚毁……君住余家三日,后迁至圣公会,由张溥泉(继)、周道腴(震麟)诸君送之东渡。”〔11〕黄兴长子黄一欧回忆说:“我当时满了十二岁,在明德学堂小学部读书,住在家里,看到差役来捉他,便飞跑到学堂去报信,找到了沈老师。曹亚伯说:‘黄克强在龙宅被军警包围矣,黄克强之子黄一欧尚幼,出门报信于明德学堂。这是实在的。”〔12〕明德学堂的包容大度,一定程度上成就了黄兴等人的事业。

三、以明德学堂为阵地,培养大批辛亥革命的中坚

黄兴认为“鼓吹革命,人心易激”,“运动革命,非有言论鼓吹不足以动人”。他以明德学堂为阵地,在学生中传播革命思想;他还大量印行《警世钟》等革命书刊,以“作民译社”为发行机关〔13〕,散发省城各校。一批教师在课堂内外,向学生讲述天下大势和列强侵略中国强迫签订种种不平等条约,常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教育学生。明德学生受到教育,倾心革命的日益增多,每天课余开演讲会、讨论会,写文作诗,抒发爱国感情。学生宁调元才华横溢,每“就师所授触类引申,激昂尽致,听者耸然,尤长文学,每有作,辄万言,笔锋犀利,上下纵横,不可一世,以故全校教职员以逮同学,莫不推置之”。明德师生中形成了一支重要的革命力量。1905年,同盟会成立,首批参加同盟会的明德师生有黄兴、陈天华、宋教仁、张继、秦毓鎏、姚洪业、舒翰祥、成巍、杨时霖、胡瑛、周邦柱、陈嘉佑、陈家鼎、罗英、宁调元、潘昉、萧毅鲲、何陶、汤铁樵、吴超澄、阳兆鲲等二十多人。黄兴任庶务,协助孙中山主持会务,陈天华、宋教仁、张继、秦毓鎏等都是同盟会骨干,主持《民报》,积极宣传革命思想。

1905年,黄兴从东京密函禹之谟,委托他在长沙组建同盟会长沙分会,并指派陈家鼎前往协助。1906年分会成立,禹之谟为负责人。他“日持革命书刊于茶楼酒肆,逢人施给,悍然不讳”。他们还派出会员在小吴门等处“开设酒店贱沽,结欢军人”。长沙又出现了“民气伸张与革命暗潮四布”的形势〔14〕。1905年冬,曾两任明德速成师范班历史教员的陈天华在日本蹈海自杀,留下《绝命书》万余言。他希望以牺牲自己的生命唤醒国人奋起救亡。陈天华自杀后,他的学生姚宏业悲愤欲绝,深感“国民欲有爱国之思想,不可无自立之学校”,于是下定决心回上海与宁调元创办了“中国公学”,由于顽固劣绅诬蔑毁谤,公学前途莫测。姚宏业对此恶劣环境,一时悲愤难遏,决心以死唤醒民众,他留下绝命词,投黄浦江自杀。陈天华、姚宏业的死,感动了湖南家乡人民,明德师生更是为之惋惜、悲愤。1906年7月,陈、姚的灵柩运回长沙,宁调元、禹之谟发动省城学生不顾官府阻挠,公葬两烈士于岳麓山。明德及长沙各校学生全体出动,男女青年执拂送葬者数万人,高唱挽歌,哀声动地,队伍长达十余里。时值盛夏,学生皆着白色制服,自长沙城遥望岳麓山,“全山为之缟素”。这是湖南学生界举行的一次声势浩大的政治示威,起到了唤醒民众,激发革命热情的作用。

同盟会影响下爆发的第一次大规模武装起义是1906年的萍浏醴起义。它由明德学生刘道一、魏宗铨等策划、领导,并有多位明德师生参加。先是1905年,魏宗铨从日本回国,回到家乡萍乡,与会首龚春台、学友蔡绍南等称奉孙中山之命,组织洪江会,以“灭满兴汉”为宗旨,设立秘密机关,准备起事。1906年,魏宗铨再到上海,联络各地革命机关。同年,刘道一与蔡绍南、彭邦栋等人受黄兴委派,回湖南“运动新军,重振会党”,准备武装起义。他们抵达长沙后,约集革命同志数十人,密议于水陆洲船中,商议起义计划。会后,刘道一留在长沙掌握起义全局,并负责与同盟会东京本部及各方面联络。根据水陆洲会议原定计划,拟在阴历年底清吏封印时举事。同年12月4日,蔡绍南、龚春台等领导的萍、浏、醴起义提前爆发。起义失败,魏宗铨牺牲,刘道一在长沙被捕并被杀害。此外,明德师生中还有胡瑛在武汉被捕,宁调元在岳阳被捕,就连明德校长胡元倓也受到指名威胁。被捕的明德师生并未放弃斗争,如宁调元在长沙狱中监禁三年,继续与革命同志联系,敦促湖南同志成立同盟会支部。又以书信联系,与柳亚子筹建南社。1910年出狱后,去北京协助老师陆鸿逵主编《帝国日报》,发表文章,揭露清政府种种腐败行为。

“1911年初,同盟会总部谋划广州起义,派谭人凤、刘承杰回湘策动响应。谭人凤抵长后,在(南门口)晏家塘设立机关,布置谋略,焦(达峰)、陈(作新)紧相配合,加快对新军的策动”〔15〕。“辛亥(1911年)三月,两湖革命党人在武昌召开秘密会议,阎鸿飞(明德学堂1904年学生)和焦达峰、杨任(字晋康)三人被推为(湖南)代表出席,与湖北的首脑人物孙武、蒋翊武等相约,两湖不管谁先发难,得到成功,则未发难省必须在十天内响应支持。”1911年3月,黄兴领导著名的黄花岗起义,明德学生有柳聘农、陈方度、黄一欧等参加。起义失败的消息传到湖南,黄兴的生死下落不明,一些同志不免沮丧。同盟会支部负责人、明德学生曾杰邀集同志开会,鼓动大家:“既然是自己要革命,就令黄、谭(人凤)二公死了,我们还没有死,当然要继续革命。”曾杰一面宣传继续革命,一面以个人行动,准备炸死清朝大臣以伸民气。他与革命志士成立中部同盟会,准备在长江流域再度组织起义。

自黄花岗事件后,全国人心皆趋向革命。革命之火终成燎原之势。由于湖北地区的革命力量走向联合,黄兴对形势作了分析,他认为“以武昌为中枢,湘、粤为后劲,宁、皖、陕、蜀亦同时响应以牵制之,大事不难一举而定也。急宜趁此机会,勇猛精进”。因此,与革命同志通信,主张将起义重心移至长江流域,并决定“不日将赴长江上游,期与会合”。武昌起义后,黄兴到达武昌,革命军高举“黄兴到”旗帜,在汉口游行,人心大振。黄兴任战时总司令,督师与清军鏖战。明德学生柳聘农任汉阳前线督战员。黄兴率领新组织的革命军队,经阳夏一月血战,争得了时间,稳定了大局,促成全国各地纷起响应,清王朝土崩瓦解。

1912年11月,黄兴回到长沙,受到人民的热烈欢迎。13日,他到明德学堂,在师生欢迎大会上发表演讲,对明德在辛亥革命中所起的作用给予高度的赞扬〔16〕。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原明德校董之一的谭延闿任湖南支部的支部长,明德师生任各部主任、评议长、评议员的有刘武、周震麟、陈炳焕、龙璋、彭国均、文斐、柳聘农、萧毅鲲、粟戡时、龙绂瑞、龙毓峻、傅熊湘、仇毅、杨德邻、周砥、章克恭、陈嘉佑。黄兴也曾邀校长胡元倓出任教育总长,为胡元倓婉拒。胡元倓对黄兴说:“养成中等社会,实为立国之本图,惟其事难为。流血革命险而易,磨血革命稳而难。公倡革命,乃流血之举,我为此事(办中学教育),则磨血之人。”对此,明德学生龙云说:“胡师的磨血是要把心血一点一滴去磨,磨尽方休,是长期的牺牲。与流血方式虽异,而为国家民族则一,实殊途而同归。”

可以说正是这种磨血育人的办学精神,“不徒以学校为仕进之阶,而先务立其远者大者”,为国家民族前途着想的办学理念,使一所中学在一场大的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至今在明德读过书的院士有十七位,其他著名的师生还有任弼时、周小舟、周谷城、黄少谷、李石曾、吴芳吉、欧阳予倩、辛树帜、张曙、黎锦晖、钱歌川、周世钊、曹典球、龚育之等。明德学堂的校训是“坚苦真诚”。近代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曾高度赞扬。他说:“惟坚苦故对事忠,惟真诚故待人恕,违道不远,故藏诸己者睟然,任事投艰,于是乎在。明德学校以坚苦真诚为校训,诚哉其所知本矣……一堂讲诵,和蔼融洽,非真诚无是乐也……四字校训,谓非陶铸人才之宝训乎!”对此,今天的办学者,应该深思。

注释:

〔1〕《本会总记》,《湘江评论》第四号,载《毛泽东早期文稿》。

〔2〕〔6〕〔7〕〔8〕〔12〕毛注青编著:《黄兴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50、54～55、57、64、69页。

〔3〕〔4〕刘揆一:《黄兴传记》,载《辛亥革命》(四)第274～277、277页。

〔5〕沈瓞民:《记光复会二三事》,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集第132、133页。

〔9〕明德校史:《百年明德,磨血育人》第180页。

〔10〕周震鳞:《关于黄兴、华兴会和辛亥革命后的孙黄关系》,载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专辑》(一)。

〔11〕龙绂瑞:《武溪杂忆录》,载《龙萸溪先生遗书》。

〔13〕饶怀民:《黄兴评价中的几个问题》,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89年第2期。

〔14〕〔15〕长沙文史资料第十一辑:《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专辑。

〔16〕《长沙日报》,1912年1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