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军钊

我叫张国源,今年72岁,是一位志愿军老兵,现住湖南省慈利县江垭镇。在1949年14岁时,我经历了一次历时15天的生死劫难。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那次不堪回首的经历,依然深刻地印在我的脑海中。

突遭横祸

1949年暑假的一天,我和两个叔叔沿着大路,到山包上的张家老屋乘凉。我当时在慈利县立中学(今慈利一中)读书,初三毕业;两个叔叔在溇江中学(今慈利二中)读书,比我大几岁。两个叔叔手中抱着一大堆课本及作业本,要紧的是,里面夹有中学地下党印发的宣传材料。他们两人当时还不是党员,因积极向党组织靠拢,也接受了散发传单的任务。

我们三人有说有笑,没有顾上注意周围发生的异常情况。当上了陡坡,行至张家大田旁时,猛听到前面一声断喝:“站住!干什么的!”看清是一群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兵,我惊出了一身冷汗。我的两个叔叔倒还镇静,他俩回答说,我们三人都是学生。还扬起手中的东西说:“兵爷你们瞧,这是我们读的书。”对方不耐烦地吼道:“原地不准动!蹲下!”我们只好在原地蹲着。兵爷们嘀咕了几句,喝令我们原路返回。说时迟,那时快,两个叔叔转眼就跑进山中不见了。

我也赶紧要跑,可是国民党兵马上就后悔了。他们喝住我,命我回家给他们烧水喝。

这一群兵押着我往回走,一个兵恶狠狠地对我说,你要是跑的话,就一枪崩了你!又说,大部队马上就要来了,你跑也跑不了了!下了坡后,远远望见屋场里站着十多个国民党兵,军服不整,一身尘土。

我家前面是大路,行人多,到江垭赶场的、到南山弄柴的、走亲访友的、逃难的都打那儿经过。那时,我母亲常年给路人义务供应茶水,这叫“施茶”。人多时一天要施几缸茶,屋外放着施茶的一口大水缸和一个茶杯。

我回到家里,见母亲正在烧开水。母亲告诉我,家里人早已从后门逃走了。这时候大概是上午10点钟,大路上国民党的大部队开过来了,有的人停下来喝茶,有的人一直往前走。队伍稀稀拉拉,看打扮,有背枪的军人,有家属,有抓来的挑夫。

我一个上午重复做着这几件事:挑水、将水倒在锅里、将茶水倒在外面缸里,不知不觉就到了中午。这时候,部队过得也差不多了。

就在我认为完事大吉的时候,令我刻骨铭心的劫难发生了:一个被兵们称之为“指导员”的人走了过来。他看了看我,手一挥,兵们便端枪对着我,指导员命令我挑起他的行李——两个木箱子。望着黑洞洞的枪口,我只好照办。兵们在我身后推推搡搡,喝令我快走。

就这样,在母亲无奈的目光中,我被这支国民党兵抓了夫,踏上了不知生死的漫漫征程。

生死征程

部队沿着屋前的大路北行,在江垭南门渡口征用了所有的船只过河,过了河,经九溪的西门,沿河边的羊肠小路继续北进。

后来才搞清楚,这支部队是国民党的湖北保安旅,番号4825仁(作者注:番号命名是随意的),人送外号“秋老虎”。“秋老虎”在南方某地被解放军击溃,现在是要退回湖北老家去。

当时我只有14岁,个子小,力气也小,从来没有挑过这么重的担子,也没有走过这么远的路,哪里挑得动,走不多远,就要歇一下肩。按说这个指导员心肠不算太坏,每当我累得气喘吁吁时,他就说,我来挑一截吧。可是他的堂客(方言,指妻子)就数落起她的男人,有人挑,要你逞什么能,你是生得贵还是生得贱?指导员就把担子撂给我说,好好好,你挑你挑,我不挑了。

第一天只走了约20里路,就再也走不动了,脚肿了,起了几个很大的血泡,腿酸胀无力。我歪在路边,脱下草鞋(说是草鞋,实际是用棕索和布条紧密扭结而成的,既结实又软和,适合挑担子走远路),看着伤痕累累的脚,央求他们放我回家,没人搭理我。夜里,我被关在一间又脏又臭的小屋里。他们给了我半碗半生不熟的米饭,我一粒也吃不进去,哭了一夜,天亮时才迷迷糊糊地睡去。

山道难行。在人朝溪有个地方,路窄得真是无法形容,这条路距山顶只有丈把高,是在岩壁上一凿一凿凿出来的,只容得下一只脚。过路时,须手拉山顶上垂下来的藤子保持平衡,这些藤子溜光溜光的。有的地方又陡得出奇,前面的人好像站在后面人的脑壳上。

进入到大山深处,远离了解放军的围追堵截,这支败军没有了先前的恐惧,行军步伐大大放慢了。我的休息时间比先前多了,人没有先前累了,两只脚上的血泡好了一些,腿也没有那么酸胀了,我烦乱的心绪稍稍平静。

这支败军是没有军饷的。每到一处有人户的地方,就全力以赴搜东西吃:翻箱倒柜,可以吃的东西都搜出来吃;牲畜如鸡鸭猪羊狗等,一个不留地抓来杀了吃;地里的农作物如玉米棒子等,悉数通吃。那时侯,大山里人户少,年成不景气,一看见当兵的来,青壮年就拖儿挈女带点口粮躲起来了,只留下老人看家。所以,尽管败军未遇到百姓的反抗,还是没有搜到多少吃的东西,兵们都填不饱肚子,挑夫就更不用说了。

败军们在罗家坪体息一天。趁看守松懈的机会,有几个挑夫逃跑,但没有跑几步,就被看守发现了。看守随即鸣枪,很多当兵的就一窝蜂地追赶,边追边开枪,步枪声和冲锋枪声响成一片。很多挑夫都中了枪,倒在血泊中送了命。有几个挑夫看到事情不好,就跪下来求饶,被当兵的象拎小鸡一样抓回后,又被他们用树棍子狠命打、用脚使劲踢,被打得浑身是血,奄奄一息。部队出发时,我看到他们还躺在那里呻吟。那个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这些挑夫凶多吉少。

就这样,在崇山峻岭之间走走停停,从江垭经人朝溪、罗家坪、白荣坪到石坪,走了整整9天,把出发的那天算起就是10天。我已经瘦得只剩下皮子包骨头了,两只脚上全是血泡。由于不准洗澡,身上恶臭难闻,短裤和汗衫也划破了,衣不蔽体。

逃出樊笼

有一个叫南北屯的地方,只有一条独街,街中间是湖南湖北的分界址。据说在此处,湖南人不能抓湖北人的壮丁,湖北人不能抓湖南人的壮丁,壮丁跑过了界也不能抓,老百姓却可以自由往来。

我们这群饥肠辘辘衣不蔽体的挑夫,在敌人的严密看管和押解下,就是从这个地方进入湖北境内的。

进入湖北境内,就意味着离目的地越来越近了。这时候,我们不约而同地都在深深担忧自己的命运。凶残的敌人到达目的地后,会怎样对付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挑夫呢?

放我们回去?还是把我们杀掉?

思量来思量去,我们得出的结论惊人的一致:我们这些敌人眼中的“累赘”,最后的命运肯定是挨枪子儿,落得个葬身荒野的悲惨下场。我们的共识是:只有在敌人到达目的地之前想办法逃出去,才有生还的希望。

可怎样才能逃出去呢?

这里,要提到一个给予我勇气和希望的挑夫。早在出发的第四天,我就和这个挑夫认识了。攀谈得知,他的家在我家南边,只相距几里路,但我没有问他的名字。在背着人的时候,他对我说:“跟着我,我一定带你逃出去!”他不断鼓励我要坚强些。这些天,我一直和他在一起,寸步不离。

终于有一天,机会来了!

那天,也就是出发后的第11天,我们行进到了一个叫五里坪的地方。晚上宿营时,我们一共8个人,被押进一个小木屋里。走进这个小木屋之前,我留心观察了一下周围的地形:这个小屋的四面都是密密匝匝的玉米地,玉米长得比人还高,结满了青色的玉米棒子。

我们被关在堂屋后面的一个小屋里,这间小屋只有通向堂屋的一道门,敌人认为这间小屋很保险,我们不可能跑得了,扔给我们几个熟的嫩玉米棒子,把门一关,就出去了。

天热难耐,我们8个人躺在泥地上喘了一会儿气,就起身啃玉米棒子,不一会儿就啃得一个不留。

这间小屋的后墙也是板壁,板壁是紧紧扎扎的,没有活动的木板嵌在上面,硬性撬开板子,响声就会引来哨兵;揭瓦一是也有声响,二是椽子间隙太窄,人钻不出去。正当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有几个人眼尖,发现了“漏洞”:在板壁地脚下方,有一处地方是用卵石塞着的,这些卵石糊了一层泥巴,加上光线暗,不仔细看,看不出是卵石。有一个人试着用手摇石头,摇了一会儿,石头就松了,搬开那个石头,发现石头不是黏合在一起而是堆在一起的。于是我们留下一个人放风,大家轮流搬石头。经过五六个小时的努力,把所有的卵石搬走后,一个地洞出现在我们面前。我的个子小,大家要我试一下,我趴下身子双手举过头顶,膝盖蹭着地洞小心翼翼地爬出来,慢慢探出头去四下里望,借着微弱的天光,发现这洞是通向屋外的,地里的玉米黑黝黝的;没有发现哨兵。我返回来告诉了这一情况,大家心里一阵狂喜,商定爬出去后先贴着板壁站住,等所有的人都出去后再一齐跑。大家如约一个一个从洞里爬出来。正在这节骨眼上,出现了意外:第5个人爬出来后,逃命心切,不是贴着板壁站定,而是拔腿就跑,弄得玉米叶哗哗作响,被哨兵发现,连打数枪,我们4个人别无选择,只好跟在后面拼命地跑。

跑出来的人中,有我的那位老乡。

苦了还没有逃出去的3个人,他们只怕再也没有逃出去的机会了。

艰难返家

我们在广袤的玉米地里,沿着看好的地形,朝着向南的方向撒腿狂奔。

后面传来令人心惊肉跳的杂沓的脚步声和粗暴的吆喝声,头顶上不时飞过呼啸的子弹。我们也象出膛的子弹那样两脚腾空呼啸而过,玉米叶被碰得哗哗作响,玉米杆被踹得东倒西歪。

玉米地成了保护我们的屏障,玉米地成了阻挡敌人的屏障。

一口气跑出玉米地,侧耳倾听,枪声渐渐远了,我们不敢大意,稍作停留喘几口气,又开始狂奔起来。就在这时,前面出现了几蔸花椒树,不高,大家跑的速度快,没有绕行,前4个人都跳过去了,我却没能跳过去,一下子双腿被挂得血肉模糊,几乎没有一处皮肤是好的,右脚上的草鞋被挂脱,飞下了悬崖。当时我感到很奇怪,伤成那个样子,竟然一点都不觉得疼。前面的人只顾跑,也不知道我负伤了。

我们爬上一座山的山顶,算算时间,应该跑了两三个小时。大家提议休息一下,于是找到一处很隐蔽的山石,留一人放哨,其余的人躺倒休息。

我们爬起来时,太阳已经出来了。我们一路小跑,又翻过了一座高山时,太阳就有丈把高了,此时肚子饿得咕咕叫,全身疲乏无力。正好路边上有一个北瓜,瞧瞧四周无人,就把这个北瓜摘了,寻思找户人家讨点盐后煮熟了吃。

走不多远,看见半山腰上有一户人家。我们走上前去,见几个老头子坐在屋外,面目看起来还算和善。我们说明了来意,他们说盐没有了,锅可以借给我们一用。我们把北瓜煮熟后,每人吃了一小块,都感觉肚子痛得钻心,感觉比先前更饿了。

我们丢下煮熟的北瓜,离开了那户人家。待再翻过了一座山,到达山脚下时,又看见一户人家。这家人正在搞吃的,锅里烧着一满锅水,水开后,主人往锅里丢了几根野油菜。我们看着野油菜在锅里翻腾,不一会儿,水就变黑了,最后成了一锅黑水。然后,主人把一种什么粉倒在碗里,加水搅拌后,在锅里煎成巴掌大、纸那样薄的粑粑。主人给我们每个人舀了一碗“黑水”,分了一块粑粑,我们吃得津津有味。

我们怀着感激的心情和这家人道别,随后,来到一处隐蔽的丛林中,商讨走哪一条路回家近而且安全。我们决定不走原路,怕遇到掉队的敌人;也不走大路和有人户的地方,怕遇到敌人的探子和告密者。恰好5个人中,有人认得去慈利旭日塔的小路,于是就在他的带领下,日夜兼程,饿了吃野果子,渴了喝山水,只在黑得看不见路的深夜,才停下来休息。抵达旭日塔只花了4天时间。在这里5个人分手,我和老乡往江垭这边走,另3人朝象市杉木桥方向而去。

回到家里,我感到头重脚轻,有气无力。邻居谭婆婆瞅见不象人样的我,禁不住老泪纵横,母亲则焖了一锅红薯,犒劳“凯旋”归来的老乡和我。

洗了一个久违的澡,换了一身干净衣服,我和老乡倒头便睡,在大约40度的暑天,睡了一天一夜才醒。

第二年,也就是1950年12月,我怀着对国民党反动军队的仇恨,报名参军,当了一名高射炮手,随部队转战南北。后来,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进驻中朝边境待命出击。

(责编 王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