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美籍华裔作家白先勇的传记作品《仰不愧天——白崇禧将军传》，该书即将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在(战后东北之争)中，作者根据其父白崇禧将军生前的回忆，并参考台湾与大陆出版的相关书籍，对内战期间国共双方的东北之争作出了自己的诠释，为我们认识半个多世纪前的那场决定中国命运的大战，提供了一种新视角，相信读者对这段历史会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和判断。

共军闯关东北

中共深刻认识到东北在战后国共斗争中有决定彼此胜败的重要性。除了经济以外，战略地形上东北对中共尤其紧要。

远在1945年4月，在中共第七届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共中央已经提出争取东北的战略任务。8月9日，苏联进军东北，国际形势发展对中共大为有利，两天后，朱德于11日接连发布七道命令，令各地共军出发进占沦陷区，接受日本投降。

从9月至11月，短短三个月间，中共各路部队先后到达东北有11万人。中共中央又从各地抽调党政军干部二万多人，一同进人东北。9月15日，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以彭真为东北局书记，委员有陈云、伍修权、叶季壮、林枫。此后陆续派往东北的高级干部有高岗、张闻天、李富春等，先后到达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竟达20人之众，政治局委员就占有4名。

10月31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东北人民自治军，林彪为总司令，彭真任政治委员，罗荣桓任副政治委员，周保中、吕正操任副总司令。1946年1月，改称为“东北民主联军”，除八路军、新四军外，并包括东北旧有的东北抗日联军、民主自卫军、自治军。在甚短期间，中共在东北便建立了掌握党政军的初期架构，开展工作。中共对进军东北的人事布置是下了大本钱的，党政军精英尽出。军事上林彪是当时共军中头一号战将，其他如罗荣桓、黄克诚、萧华也是共军将领中的佼佼者。中共又大量启用东北人士，张学思(张学良之弟)、吕正操、万毅等率领的老东北军，返回东北故乡有一定的号召力。东北局的彭真、陈云，后来又加高岗、张闻天等人，更是中共党内的核心人物，连长期居留苏联走国际路钱的李立三也回转东北，参加工作。中共对东北下了如此大的赌注。连罗荣桓自己都说：“如果还搞不好，那就该打屁股。”

中共军队干部初入东北，开展工作并不十分顺利。不同于华北、苏北等地，中共的势力在东北民间并未生根，东北人民当时对于中共不甚了解。虽然苏联红军开了方便之门，没有刻意阻止，但红军对待共军，也并非完全友善。据黄克诚、罗荣桓等人的回忆，他们的部队初到东北，曾受过红军不少气。斯大林对中共战后武装夺权的胜算起初并不看好。

国民党政府当然亦深知战后接收东北的重要性与复杂性。不同于其他沦陷区，国民政府接收东北，需从苏军手中转移，而非从投降日军那里直接接收。国民政府为处理接收东北事宜，1945年8月31日，国际最高委员会和国民党中常会联合通过《收复东北各省处理办法纲要》，规定设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及政治、经济两委员会，划东北为九省，先后任命熊式辉为行营主任兼政治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嘉漱为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杜聿明为保安司令长官，此外并任蒋经国为外交特派员。

国民政府当时计划分外交、行政、军事三方面进行接收东北，而以外交、行政先行。10月12日，熊式辉、张嘉漱、蒋经国抵长春，设立东北行营，并开始与远东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展开一连串曲折的谈判。苏联阻挠中国接收，主要原因是在撤军前向中国政府讨价还价，恢复沙俄时代在东北的经济特权。国民政府鉴于外交接收失败，而派往接收的行政人员又处处受到共军威胁，乃决定下令国军部队硬行闯关，开始军事接收。国共军事冲突在关外日渐扩大。

第一次“四平街会战”

大战已不可避免。蒋中正接到杜聿明5月14日之攻击计划后，担心此役(“四平街会战”)成败，于5月10日赴东北巡视督战。时父亲已发表为国民政府第一任国防部部长，6月1日即将就职，名义上国防部部长乃国军军事系统之最高决策人，蒋派遣他即将上任的国防部部长往东北督战，亦见其对四平之战的重视。

5月17日，父亲飞抵沈阳。次日，5月18日，父亲偕杜聿明赴前线督战。5月19日，国军进入四平街，为时一月的第一次“四平街会战”遂告一段落。四平既克，父亲乃下令继续进军长春。

5月30日，蒋中正偕父亲飞抵长春，这时东北前方战事已至紧要关头，新一军沿中长铁路猛追，越过松花江，向哈尔滨逼近。在此历史关键时刻，父亲向蒋中正提出肃清东北共军的全盘计划，并自告奋勇愿意留在东北，继续督战，负责将肃清东北共军计划付诸实施。

可是蒋中正不同意父亲留下，说道：“6月1日国防部成立，你回去接事。你的意思，我交代杜聿明去做。”父亲无奈，只得于31日离开长春。同日，蒋中正亦离开长春飞抵北平。6月3日，蒋返南京。4日，蒋中正接见马歇尔特使，表示愿接受马歇尔建议，东北停战，6日，蒋中正颁发第二次停战令。

此时国军孙立人率领新一军已追抵双城，离哈尔滨不足一百里。事实上四平兵败，中共中央大为震动。毛泽东于6月3日已电告林彪，准备弃守哈尔滨。第二次停战令下，新一军追击部队乃停止前进，调回至陶赖昭及德惠县一带，乃取守势，以待和谈解决。一项改变历史的军事命令

其实蒋中正在飞返南京的前一天，6月1日，在北平就下令停战。虽然停战令6月6日才正式宣布，但6月2日显然已经通知东北行营。蒋氏在这里短短两三天内独排众议，不采纳东北杜聿明诸将以及我父亲的建议进攻哈尔滨，而做出此一重大决定。尤可异者，蒋氏不待返南京后，与他最亲信的参谋总长陈诚等人开会商议，远在北平便独断决定下令停战。到底是何种原因促使蒋中正仓促间做出如此影响大局的停战决定?多年来，国民党官方的说法，以及蒋中正本人记载的言论显示，1946年6月6日蒋中正宣布这道第二次停战令，是由于马歇尔特使的压力。为了安抚马歇尔而下令停战，这是原因之一。

那么，蒋中正果真是完全屈服于马歇尔压力而颁发第二次停战令的吗?恐怕也并不尽然。

蒋中正在《苏俄在中国》中，特别辟一章检讨“反共斗争成败得失”，其中有一节是：“我们自信太过……”蒋氏承认由于“自信太过”，“未能对共党问题作彻底的处置，和根本的解决”。在检讨“东北变乱与第二次停战令”时，蒋氏自己说明他下第二次停战令的理由：“综核前方报告，都认为‘共匪经过此次致命惩创之后，如不受国际特殊的影响，决元再起可能。”

蒋中正当时对东北局势显然作了错误的判断，他没有考虑到骤然下令停战，对国军带来的严重后果。正如他检讨中自云，由于“自信太过”。第二次停战令下达的时机，完全违反军事原则。《曹刿论战》日：“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两军对垒，往往是一场比较士气高下、意志力强弱的决战。正当国军一鼓作气往北挺进，跟看胜利在望，而突遭勒令撤回，对当时将士心理打击之大，可想而知，从此东北国军士气再衰三竭，以至一蹶不振，就是从这道第二次停战令开始。

结论

东北战争的胜负，对整体内战的影响是有决定性的。历来检讨国民党在东北失败的文献，国共双方多有论述。在国民党方面，尤其是东北人士，大都认为东北行营的领导人一开始便是一个错误的选择。战后东北军事、政治、外交各种情况复杂，领导东北行营的人选，或在军事上应是一位能够运筹帷幄、精通韬略而又声威服众的上将人才，或在政治上能够号召东北人民、唤起群众、组织群众的领袖人物，或外交上通晓国际事务，尤其能对付俄共，能知进退的外交家这样的人选，本来难寻，而蒋中正却偏偏选中了政学系要角的熊式辉。熊氏本身并不具备这些条件，因被讥为“不文不武”，连在江西受过他照顾的东北外交特派员蒋经国也批评熊“头脑顽固”，“认为他是一个老官僚”。随着东北情况日紧，熊式辉穷于应付，受到东北人士猛烈攻击因而求去；陈诚继任，意气至豪，声言不许共军有第六次攻势。陈雷厉风行、极思有所为，然“求功心急，措置操切，反失军心民心”。在陈诚任内，1947年共军发动秋、冬攻势，国军一连大败，损失十万人，陈诚下台。

东北籍“立法委员”齐世英有这样的结论：“中央在东北最大的致命伤莫过于不能收容伪满军队，迫使他们各奔前程，中共因此坐大。林彪就是利用东北的物力、民力，配上苏军俘来的日军和伪军的武器组成第四野战军，一直从东北打到海南岛。我们的人自己不用给人用，说来实在痛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