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　荣　秦　滕

为了将来能有更好的收入，进入大学学习是现阶段最有保障的投资。但对于一个国家整体来说，让更多的人进入大学学习是否有好处?

苏格拉底曾经说过，他学到的越多，就越感觉到自己的无知。对于任何一个专心研究当代教育体系的人来说，多少都会获得类似的感受。

现在，世界各国对教育的投资越来越大，在美国，每个学年国家和民众在大学教育上的投人大约有1万亿美元，将近经济总量的1／10，但这些钱能带来多少回报?

虽然成本很容易核算，但教育带来的产出却很难衡量。实际上，一个国家希望学校能提供的，绝对不止和金钱有关。因为学校更重要的任务是创造社会和文化价值，例如让人们有机会在成长的过程中交朋友，学习社会法则，理解公民身份的意义。

但实际上，在这些间接的回报之外，人们依然期盼教育能带来长期的经济效益。例如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可以给个人带来高工资回报，提高整个国家的生产效率和创新能力。这些效益产出对一个民族的发展来说至关重要。近些年来，西方发达国家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了教育的重要作用，因为来自中国和印度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优质员工已经和他们本土的大学毕业生们对有限的工作岗位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大学文凭价值几何?

今天，大多数父母意识到，教育才是保障孩子未来光明前途的唯一方法。但是，对于教育究竟为一个人的未来提供了多少保障，还没有一个衡量的方法。

最大的问题在于衡量标尺。经济学家几十年来一直想为教育的影响树立标尺，但他们始终没有找到答案。不过通过美国经济学家们的研究，我们至少可以知道，如果把教育视作普通的投资，它的产出大约有多大。通过这些信息，我们也可以好好思考一下，教育应该由政府来投资多少，而又有多少应该由个人买单。经济学家从确切的数据开始研究，即个人获得的薪酬。通过比较在学校学习的时间长短和之后在工作中收入多寡的关系，经济学家们觉得这样的方法足以衡量教育对个人来说是否值得。

那一个普通本科的文凭又值多少钱呢?多年以来，美国教育界一直在重复这样一个概念：大学学历价值百万。但现在，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这种说法夸大其辞。以现如今的美元估计，大学学历最准确的价值是30万美元。

“100万美元都快让我想疯了!”美国斯凯德摩尔学院的经济学教授桑蒂·鲍姆(Sandy Baum)说道。去年，她为这所大学的理事会专门研究了大学文凭的价值。她的研究表明大学毕业生的平均年薪只比那些高中毕业生高出2万美元。根据她的计算，如果乘上40年的工龄，总的工资级差将会达到80万美元。但因为大多数人能分到红利的时候都已经到了职业生涯的晚期，所以除开通货膨胀的影响，并将40年中的80万美元兑换为现在的美元来考虑，这个数字为45万美元。

再除去读大学获得学历的开销(如果在州立大学读书，并且没有奖学金，学费和书本费支出大概是3万美元)，还要除开大学期间不能工作的机会成本，以现在的美元看，大学文凭净值30万美元。这个数字也为其他一些人的研究所证实。

同时鲍姆也提到，大学教育，尤其是在现在，仍然是一个人所能做的最有利的投资。除此之外，她还发现学位可以带来许多附加的好处，例如，大学毕业生所赢得的职位相比而言更好。大学毕业生更容易取得有社会保险的职位，他们更容易找到工作，并不容易被炒鱿鱼。2007年度美国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只有2.2％，这个数字只是高中毕业生失业率的一半。上大学还有很多非物质的回报，众多研究都表明，大学毕业生身体素质更好，更加关注自己所在的社区，他们的子女也有更好的受教育的机会。

研究人员也发现学历所带来的回报对那些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尤其具有诱惑力，因为教育和文凭给了他们摆脱原来社会阶层的机会。但如果大学毕业后还能再读个高级学位，得到的薪水回报将更大。

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教授艾伦·克鲁格(Alan Krueger)说，根据薪金数据他发现，在美国，人们每多上一年学，个人的收入就平均增长10％。也就是说，对于年收入4.2万美元，也就是恰好等于美国中产阶级标准的人来说，如果在原有的教育之外再接受为期一年的大学深造或技能培训，他的年收入平均会增加4200美元，这样，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他就能多收入8万～10万美元。去掉误工、通货膨胀和时间的因素，相当于现在的3万～4万美元。如果这个为期一年的教育支出低于三四万美元，那这笔教育投资就是值得的。

当然，教育的回报对每个人来说都不同。一年的额外教育给每个人带来的额外收入也不同。学校的因素也很重要，通过克鲁格和其他人的研究，学校和班级的规模、教师的水平和专业对未来的收入影响都非常大。他们的数据证明了人们的直觉：好学校对未来收入的影响更显著。

教育对国家的贡献

但是对于教育整体来说，它的产出远不是如此简单。因为教育对经济的影响并非一下子就能看到的，经常要在结束学校学习几年以后才能渐渐显现出来。另外一个问题是非直接效益很难衡量，例如，正规教育对新的商业理念和技术创新的影响究竟有多大。

这种不确定性似乎让人们更加不怀疑教育的重要意义。在上世纪90年代，经济学家们对教育作为一项投资带来的回报更加推崇，然而在十年之后，新的研究发现尽管教育对个人来说意味着更高的收入，但对于一个社会整体来说，可能并不会带来任何好处。

乔纳森·坦布尔(JonathanTemple)是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他说近期经济学家已经开始怀疑，教育的效益可能并不像他们之前认为的那样大。头几年，人们一直想证明，教育投入对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至少和对个人的回报一样大，但现在，他们发现很难找到论据。

哈佛大学的两位经济学家劳伦斯·凯茨(Lawrence Katz)和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对美国从1915年~1999年的教育水平提高进行了分析，他们估计教育的进步对美国生产力水平发展的贡献至少有23％，对GDP增长的影响估计为10％。

教育对经济影响最显著的时段是1910年～1940年间，高中教育在美国得到普及，这让美国的工人受教育水平迅速提高，让美国的国民素质走到了世界的前列，并为之后进一步推广高等教育铺平了道路。

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美国人进人大学学习，而全世界都在追随着这种趋势。美国和世界其他各国曾经的教育鸿沟正越来越浅，在这种情况下，衡量大学教育对一个国家来说的意义就更加重要。如果经济学家们的研究是正确的，那教育就是在创造财富。也就是说每个人在教育上的投资对个

人来说都是有价值的。

学校只是在筛选天才?

在美国，每当提到这些困境——经济形势恶化、贫富差距拉大、来自国际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总有人提出一个“万用良药”，那就是教育。他们说美国人必须提高教育水平，才能解决这些问题。这样的一问一答在任何国家都适用。不论在哪里，提到何种社会问题，总有人跳出来说，只要大力发展教育，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

但是等一等。我们应该如何发展教育?核心问题在哪里?小学，中学还是大学?回答是提高教师的水平，提升教育质量，还是仅仅让更多的高中生毕业后到大学去学习?国家应该花费更多的公共经费在教育领域吗?是否应该改变学校的组织形式和资金来源?人们考虑的总是在这个前提下的情况，没有人去考虑这样的问题：把教育当作提升一个国家经济的引擎是否真的可靠?是否适合所有的国家?

况且，教育和经济的关系并不像数据表面那样简单。教育是一种特殊的产业，它并不能生产可以很快见得到的“产品”。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通过改善大学教育很快促进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尽管教育对发展经济很重要，但主要是因为大学教育能为经济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而不是说会直接作用于经济。

如果一年额外的教育可以提升学生的知识水平或技术水平，让他们在未来的工作中更有效率，提升了生产力，那么我们可以说，这延长的教育时间确实提升了每个人的收入。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这一年的额外教育并不能提升劳动者的素质，并不能提高他们的生产能力，而教育仅仅起到了一个筛选的作用——大学只是把人分类，让那些智商较高、同时又更加努力的人才能进入学习，而这些人能获得高收入纯粹是因为本身的素质较高。也就是说，即使取消了大学这种教育形式，所有人都是高中毕业直接参加工作，那原来可能考上大学的这些人平均收入还是会比本来就考不上大学的人高2／3。

如果事实真是如此，那么额外的教育时间实际上并没有提升任何人的未来收入，因为每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并没有因为上了大学而改变。如果真是这种情况，也就是说，个人看似在接受高等教育后获得了更高的收入，而实际上他们本来就应当获得这些收入，那么整个国家就不会从个人上大学这样一个事实中受益，反倒因为人们在学习中浪费了更多的时间而受损。

让所有人都进入哈佛这样的名校学习会提升所有人未来的收入吗，每一位毕业生都能从“名校光环”中受益吗?如果回答“是”，那就是说哈佛大学的光环来自于它的教育水平，来自于能让每一位毕业生都获得高超的职业技能。

但对于现在的哈佛学生来说，恐怕他们自己也认为文凭的价值是物以稀为贵，是因为学校对学生的严格筛选。他们筛选出了最有可能成功的学生，因此这些学生在毕业后才能获得成功，这是一个概率问题。因此，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否”这个回答更接近事实——如果每个人都能进哈佛学习，那么哈佛毕业生就会失去“名校光环”，他们就不能获得更高的收入。

不过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美国俄亥俄州举办的双胞胎节上，两位经济学家曾经选择了一些受教育程度不同的双胞胎进行调查。调查显示，双胞胎中教育程度更高的那一个普遍比另一个拿到更高的工资。在世界其他地方，经济学家们也做过同样的调查，表明在素质相近的情况下，是教育而不是个人素质导致了收入差异。

调查表明：即便是同样优秀的人，毕业于名声响亮的优秀院校的学生也更容易找到好工作，获得高工资；而那些进入一所普通大学的学生，就没有那么好运。同时，专业之间的回报也不一样，比如学数学、自然科学的学生挣的钱就会比人文学科的学生要多。

不管怎么说，额外的学习时间都不是毫无价值的，也不意味着一切。毕竟，在大学中每个人都会多少学到一些技术和知识，对未来的工作有利。但能学到多少，或许一年时间的计算机编程专门培训看起来效果更直接。学习一年的中世纪历史或许会扩充学生的知识面，并提高他们思维分析理解的能力，但却对工作没有什么直接效用；学习封建地主如何管理土地并不能让人们从中学习到如何在现代社会赚钱。所以，国际上经常比较的大学生占人口的比例以及高中生升学率，实际上并不能直接反映出一个国家的生产技术水平。

大学门槛过低的问题

最极端的例子出现在德国。高校和政治家展开激烈的竞争，他们的目标是德国最优秀的大学生。如今德国高校人满为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大门向每一个人敞开，不管学生是好是坏，只要高中顺利毕业就可以申请。许多人肯定有过这样的经历，就像是通过一扇旋转门：你从一边进去，没准儿就从另一边转出来了。

似乎很少人对于德国大学近十年内的萎缩数字感到不安。大学生中途更换专业和放弃学业的数字居然超过总数的1／3，某些“冷门”专业，如历史和哲学，弃学率甚至高达60％～80％。不得不承认，在德国人面前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疑问，究竟是平等地满足每个人上大学的权利，还是尊重事实、考察一下他们是否真地具备完成高等教育的资质。当然，社会与家庭过高的期望、大学新生的盲目乐观和错误失职的大学指导，更加剧了大学教育的弊端。

不仅是高校感觉到了危机，德国联邦各州的政治家们也行动起来。他们希望通过引导将“正确的学生带到适合他的专业”中去。具体的方案为“竞争出质量”。看来高校之间难免硝烟四起，它们的竞争焦点集中在生源上，换一种说法就是选拔。在德国，联邦州政府拥有制定教育和文化等领域政策的权力，所以目前仅仅几个州认识到了改革教育的紧迫性，对于全德国来说还只是一个尝试。

原则上说德国高校具备自主选择权，但是大多数集中在心理学或是医学这样高门槛的热门专业中。选择程序也存在结构性问题：按照相关法规，大学只能将挑选的指标限制在大学新生的1／5内，被拒绝的学生还可以继续申请其他学校或专业，只要他自己不放弃，最终还是能够上大学，甚至转一大圈又坐在了最初被撵出的教室内。不用惊讶，学校对于这种“自由”根本就束手无策。

法律所允许的德国高校“自主选择”听起来非常官僚，只有在以下两个条件下才可以进行：对于体育、艺术、音乐以及绘画、建筑、室内设计等确实需要天赋的专业；对于新开设的专业。

毫无争议，前一类专业对于学生的自身素质要求很高，在个人情感上，人们容易接受这个事实。没有人向体育健将和文弱书生要求机会均等。对于声乐专业也是如此，仅靠一张高中毕业证无法叩开音乐学院的大门，它要求学生通过必要的能力测试。对于第二种情况来说，这种挑选其实可有可无，因为很少有人听说并对新专业感兴趣。

筛选和普遍进入的区别

现在一切应该面临改革，高校自主选择应该走出一条新路。慕尼黑理工大学第一次尝试脱离统一的高校招生，对于信息学这样的热门专业进行自主招生。而斯图加特所在的巴符州政府也将出台自己的标准，确定哪些大学生可以读哪些专业。这听起来像是脱离统一招生的第一步。

关于“被筛选”和“随便进”之间有什么差别，来自柏林洪堡大学、具备丰富教学经验的经济学家里德教授说：“被挑选出来的学生行动更加积极、目标更明确。他们对于如何合理利用大学资源、度过大学时光有着自己的思考。”对于大多数青年来说，当大学对于他们不再是梦想，随便进入一所大学、学习并不感兴趣的专业，就变成了挥霍时间和青春。

政治家们希望慕尼黑理工大学的做法能够发展为一种成熟的模式，并借此鼓励更多的高校行动起来，为了自身的发展争取最优秀的生源。事实证明，慕尼黑理工大学在两个新开专业——生物化学和生物科技中进行的试验取得了成功。德国有300名新生申请，通过考试、问卷调查等形式，高校方面评估学生的智力、学习能力和就读意愿，最终邀请了其中的160名新生进入下一轮筛选：他们要与教授直接对话。这一阶段暴露出的最大问题就是很多人并不了解他们选择的专业究竟要学什么，而学生的预期与现实存在很大出入。最后，只有55名学生留了下来。

结果令人兴奋：直至今日，这些被挑选出来的大学生没有一人更换专业或退学。而教授们对这些学生也更为满意，因为从一开始彼此就对专业方向和个人能力有了全面了解，这些学生不用督促就能更好地利用时间。事实证明，即使不是艺术类专业，每个学生也有不同的兴趣点和个人能力，招生之前的选拔不仅仅是高校考察学生的入学资格，也是学生更为了解未来的一扇窗口。

慕尼黑理工大学曾经有过类似的教训，新学期开始时，1200名新生涌向信息学专业，但是一年过去了，一半以上的人还无法区分“信息学”与“信息工程”这两个相差很大的专业。“如果大学仅以就业为导向招收大量的、想要成为邛工程师的学生，就应该在招生时告诉他们去学应用信息工程，而不是任由这些高素质的大学生在错误的专业里浪费时间。”慕尼黑理工大学的校长沃尔夫冈·赫尔曼评价说：“高校的资源是有限的，所以双方都应该更为谨慎地作出选择。”

听起来非常具有逻辑性，如果鞋匠可以挑选学徒、西门子可以挑选工程师、国家可以挑选公务员，那么大学为什么不能挑选学生呢?美国名校如哈佛、斯坦福、耶鲁大学。它们的退学率最高仅为4％。有一次，当问起德国高等教育缺什么时，在斯坦福担任过多年校长的格哈德·卡斯帕曾说过：你们最应该做的就是提高门槛。

但是事实上，德国高校很少有人敢这么做。在德国，学生和高校因为申请学习的事情对簿公堂是家常便饭。越是吸引力大的城市、有名的大学和热门的专业，打官司的事情就越多。打官司当然是有风险的——如果学生赢不了官司，就得付至少600欧元的诉讼费。双方互有胜算，如果所有被拒绝的学生抱起团来，搜索学校的一切漏洞，大学就有可能败诉，那么结果就是拥挤到喘不过气的教室、几乎没有人能安心听讲，半年之后学生们就纷纷选择离开。

不过，自主招生并不意味着以分数为导向。慕尼黑理工大学的改革招致非议，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反对高校只看高中毕业成绩。社会学者要求高校进行更为全面的考察：打工、社会公益活动、参与企业实习以及语言能力等等都被算在内。校长沃尔夫冈·赫尔曼说：“我们欢迎具有国外生活经历的学生。德国高中生在有机会的情况下，也应该多出去走走。”看来，成绩并不是全部。

一流的学校自然能吸引最优秀的学生，同样还有一些相对普通的学生。我们无法像计划经济时期那样将大学生简单划分，这样做也违反了公民的平等权利。高校和政治家所做的仅仅是引导，更为积极地调动起大学生的潜在实力，更好地利用有限的高等教育资源。

大学教育不是万能药

当大学教育成为标准时，是否意味着上不了大学的人干什么工作都不行?2004年，美国2／3的高中毕业生进人大学学习，而1972年，比例是不到一半。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就，至少看起来是。上不了大学的人并不总是被高薪工作排除在外，但现在看来，这样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一个很残酷的事实是，现在，人们可以更加准确地通过父母的收入来预测孩子未来的收入。换句话说，现在，大学学位已经成为好工作的通行证，一个昂贵的通行证，而人们对实际能力的要求已经退而居其次。

很多职业现在面临着“门槛膨胀”，从前，酒店的初级管理工作都是从服务或后勤人员中挑选有能力、有活力或者是长相出众的，然后再对他们进行职业培训。而今天，根据美国劳动部的调查，全美国大约有800所社区大学提供两年制的酒店管理教育，而在酒店系统中，现在初级管理的职位需要应征者具有相关的学士或硕士文凭。

对于许多从前根本不需要或者很少需要正规大学学位的职业，例如幼儿园老师、药剂师、牙医、健身教练、警察、法庭文书、图书馆管理员、审计员、调查员、软件工程师、财务人员和推销员等等，雇主现在也要求应征者拥有大学文凭了。有些工作机会可能很快就要对非大学毕业生彻底关闭了。

同时显然，这个由信息产业推动的现代世界需要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工人，特别是在一些技术领域。但是很多政治家和经济学家都说，正是因为缺少这些高素质的工人，才导致了现在各国普遍面临的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为了刺激经济的发展，同时为了缩小贫富差距，他们认为，唯一的办法就是让更多的人去上大学。

这种理论似是而非，而且很容易被过分夸大。在美国，高等教育带来的额外收入增长趋势到上世纪末已经接近终止了，因为在新技术和创新更容易带来财富的时代，好多人为了尽早成功，纷纷迫不及待地离开大学校园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而在过去的十年中，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是因为社会中最有钱的那部分人财富增长过快，而众多中产阶级的实际收入并没有明显增加，在中产阶级中，大学教育时间长短对收入的影响实在有限，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在这些人身上也没有带来明显的收入差异。在过去的十年中，抛开通货膨胀的影响，美国的CEO们的收入翻了一番，除了这些处在经济顶层的资本所有者和决策者之外，即使是高级员工，他们的收入增幅也和普通中产阶级相差不大。今天，特殊技能工人的严重缺乏开始在一些工业中显现，但单纯地让更多的学生为了进入大学学习而“慌不择业”显然不是一个好的解决办法。

国家在技术领域依然需要受过高等教育的专家。当然，学习技术最好的地方很多时候依然是大学校园。对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到大学接受教育却不仅仅是学

习技术来为国家的生产活动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们的目的更多的是为了能有一份好看些的简历，以便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更多的机会，同时，也能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丰富自己的知识面。这就是为什么教化而不是生产力是四年制大学对社会的主要贡献。

更多高中毕业生在未来工作压力和经济利益的逼迫下不情愿地进入大学学习，甚至学习自己不喜欢的科目。当然，最近几十年的教育改革也卓有成效——更多的是提升了社会整体文化修养和素质。美国格底斯堡学院院长凯瑟琳·威尔认为，从这个角度说，大学教育的真正价值又是无法估量的。因为你在大学里学到的一切：如何学习、如何做人和如何做事，还有你所认识的朋友，都是无法以金钱来衡量的。不过这些依然是大学对一个人的重要意义，对一个国家的好处到底有多少，依然无法衡量。

而对于国家的种种经济焦虑——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中产家庭收入停滞不前以及经济领域的新机会缺乏——教育从长远上看并不是一剂万用良药。任何其他东西也不是。许多公共政策，例如税收，公共投资，医疗保障等等，都同教育同等重要。在遭遇社会难题时，把解决办法推给教育显然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

高等教育商业化

既然教育无法解决大多数社会问题，我们就无法决定到底应该在教育上投入多少。在大学文凭越来越重要的今天，接受高等教育的费用也迅速增加，让很多家庭倍感压力。

近年来，大学不断提高学费似乎是国际潮流，学费提升幅度远超通货膨胀。美国大学学费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开始飞涨了439％，但家庭收入并没有随之上涨。大学委员会(组织诸如SAT等正规考试的机构)对学生经济援助的研究显示：去年私立大学学生的平均花销为2.5万美元，公立大学要便宜得多，为6500美元。

意料之中的结果便是更多学生借钱完成教育，大学委员会调查显示，学生贷款已从十年前的410亿美元飞升到今天的870亿。近2／3的四年制大学毕业生，无论毕业于私立还是公立大学，都负债累累。根据一项学生负债的项目调查显示，去年全美平均每个大学生为学业贷款2万多美元。

很多学校说提高学费是为了扩大对教育的投入，让学生们能学到更多的东西，而对一个公司或个人来说，它的目的就是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丰厚的利润，所以，学费变高这个事实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可能就意味着经济的不稳定性增加，人们越来越需要教育作为自己的收入保障。一个人对自己职业生涯的预期值越低，就越愿意多花些金钱和时间到大学去深造。

美国的大学在组织结构上和运营上几乎完全私人化了，而世界上几乎所有其他国家的大学都是公共机构。但是。即使这些大学真是国家所有，它们也仅仅在形式上是公共的，因为在从国家接受经费的同时，它们的大部分收入还是来自学生。或者可以这样说，它们利用国家的投入来吸引更多的学生，赚取更多的利润。

非赢利性的大学之间的竞争并不比其他商业公司差，看看大学为了抢夺生源的竞争吧。看起来要想追求利益最大化，一个学校只要把学费提高到市场能接受的最高标准，而且保证有足够的学生愿意接受就可以了。但实际上，这样并不能带来利益最大化。教师将不得不去教授基础较差的学生，而对于学生们来说，在现阶段，他们的学历到底值多少钱实际上是由他们的同学的整体水平决定的——许多公司在招聘时看重名校毕业生，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可能确有真才实学，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同学们未来将构成一个可以依赖的关系网。

为了让学生们和家长们，也就是自己潜在的顾客群能直观地感受到教育的水平和学校的地位，大学彼此之间抢夺着“明星教师”。这样的结果就是，即使是在一个学校甚至一个学院中，教师们的工资彼此之间相差也很多。另外，这些明星教师还在和学校协商，尽量减轻自己的课业负担，就是说，尽量少给学生上课，换句话说，他们要拿高工资，同时要求尽量少为自己的顾客提供服务。这些明星教授不教课，有些也不进行什么研究，他们把第二职业变成了主业：“公共知识分子”就是他们身上的标签。他们在公共媒体上发表文章和评论，但大多数大学还是把这些明星教师当成了自己的宝贵资源，因为他们是大学的活广告。学生们到大学学习并不全是为了学到知识，还是为了享受几年好时光。明星教师通常都是一个好的表演者，能给学生们带来最好的课堂享受。

学校为了更有吸引力，还增加了许多辅助性的服务，例如让学生来评价老师，给学生们创造出社团生活，让他们体验管理角色，同时，缩减必修课的时间。高昂的学费让学校将学生们看成是顾客，而不是需要思想启迪的孩子。就像商业公司有时串通以避免过度竞争而让利益受损一样，学校也经常结成各种联盟，并且遵守一些潜规则。例如美国常青藤大学联盟，他们为了避免竞争，私下里确定了奖学金发放标准：根据学生的家庭经济情况而不是根据学习成绩进行奖励——这和商业公司一样，没有人会给付得起钱的顾客打折扣。

大学已经成为了拥有上亿资产的大公司，由知名学者管理大学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现在，大学都是在最具经济头脑的学者掌控之下。

高校给社会带来的负担

大学的专业化是一个全球性的广泛趋势，这个趋势最初由德国著名的社会学者马克思·韦伯提出，为的是用更加理性的原则来约束学生们的活动。今天，几乎所有社会生活都变得更加理性，就像韦伯当初的设想，包括太学——变得更加商业化、更有规则、不再不务正业。而大学丧失了原有的魅力，包括理想主义、浪漫、号召力以及用原始的方法驱动人类的奋斗精神，怪不得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批评大学丢掉了灵魂。

在此之外也有收获，例如能享受高等教育的人越来越多，许多落后的教学方式一一被清除，研究的领域越来越宽泛。大学已经现代化了，但现代化的成本高昂。

一方面，为了提高高校的软硬件设施，学校不断投入资金，导致成本不断上升；另一方面，为了获得更卓越的教育条件，父母们乐于在教育上支付更高的费用。

大学学费的增长速度很快，但人们并没有注意到，其实这些标出来的费用比实际的开销要低很多。因为国家补贴、学校获得的资助、基金会的捐助已经抵消了部分教育投入。在美国，过去的十年中很多私立学校对学生的奖学金资助增长了两倍。比如惠特曼学院，70％的学生能得到学校的奖学金。2007年，学校颁发的奖学金达到1700万美元，平均下来，每个学生每年能得到1.2万美元的资助。为了让更多的学生获得受教育的机会，学校付出了高昂的费用，而在这些学生毕业之后，学校可能负上了累累的债务，学生和学校同样为了教育而背上债务，也给国家和社会带来了沉重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