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最需要的是什么?

7月3日，在深圳市召开的全市就业工作会议上，新任深圳市代市长王荣说，“农民工”的概念已发生变化，深圳“农民工”这个概念将会消失。

关于“农民工”的称谓，表面上好像只是名号问题，实质上则牵涉到名誉权，身份权乃至人格权。按照王荣的想法，农民工的下一代，穿的是T恤、牛仔裤，留的是很时尚的发型，他们不能再被称为“农民工”，他们不会像父辈们一样回到原来的土地，起码不会每年回去过年。

但笔者以为，在眼下诸多制度性歧视不能纠正的前提下，即便是宣称“农民工”概念将消失，也依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换言之，倘若农民工是一个强势群体。“农民工”概念消失与否都无关紧要。

歧视通常是指不公平对待，即一定社会集团或群体，为维护自己的特殊利益并使自己与某一(或某些)特定的社会集团或群体保持严格界限而采取的一种手段。歧视农民工，不在于“农民工”本身是个歧视性的称谓，而在于社会对农民工群体合法权益的侵害。也就是说，“农民工”称谓带有歧视性质的背后，是工资歧视，雇佣歧视，基本人权歧视，文化歧视和政策性歧视等等，他们的职业和生活缺乏制度化的保障，有的甚至失去他们在农村赖以生存的土地，而在城市又无法取得合法的生存地位。

随着进城务工农民数量的增加，农民工所受的歧视早已由个别现象演变成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美国社会学家默顿最早提出“结构紧张”的概念，他试图用这个概念解释社会结构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引发或造成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