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　金　毅　枫

1950年3月，数学家华罗庚(1910——1985)从美国回到了祖国大陆。归国途中他在《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信》中说：“为了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这封信对于漂泊海外的一大批留学生归国起到了激励作用。

心愿：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

华罗庚回到祖国后，全身心地扑在教学与科学研究工作中，为祖国贡献自己的才华和智慧。同时，他也一直有个心愿：就是争取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让人生最终有一个美好的归宿。

然而，整个50年代都要过去了，他迟迟没有向组织正式提出入党申请。原来，在1957年的整风运动中，华罗庚被指定为滑向右派泥坑的“边缘人物”，背上了沉重的政治包袱。

1956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认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随着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到来，迅速改变我国科学和文化的落后状态，应把知识分子问题放在全党和国家各个部门的议事日程上；要大力培养知识分子的新生力量，扩大知识分子队伍；同时，要关心、爱护和尊重知识分子，党应该经常倾听他们意见，为他们创造必要的工作条件等等。

华罗庚等人在中央指示的鼓舞下，决定向国家献计献策。他们的主要成果就是1957年6月9日《光明日报》发表的《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

这份《意见》是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科学规划问题”临时研究组向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提的书面材料。临时研究组的负责人曾昭伦、千家驹、华罗庚、童第周和钱伟长都是知识界的知名人士。这份《意见》遵循中共中央文件的精神，认为“我国目前科学家还很少，科学基础还相当薄弱，要开展科学研究，争取12年内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必须‘保护科学家，就采取具体措施保证科学家，特别是已有一定成就的科学家有充分条件从事科学工作”，“要协助他们妥善地解决时间、助手、设备、经费以及合理安排使用等问题，使他们真正能够坐下来，好好安心工作”。“思想改造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我们在旧社会中生活是很久了，感染得极深了，只要稍许懈意，便会故态复萌”。要“丢掉架子，去尽骄气，低首下心，全心全意地向工农学习，脱胎换骨地改造自己”，“把自己改造成为具有无产阶级世界观和人生观的知识分子”。

应当说，《意见》基本上是针对解放后，中国科学组织管理体制的弊病提出了批评和改进的建议。参与者的态度是诚恳的，动机是善良的。但这样的观点是某些人所无法接受的。其实，这份《意见》还在酝酿、形成过程中时，社会上对于知识分子帮助整风，大鸣大放已经开始发生转变。6月8日，毛泽东对于反右派作出新的部署，向全党下达了《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华罗庚等人的《意见》正好碰到了枪口上，因此，这份《意见》的命运已经注定，被当成科技界的“毒草”；参与者在劫难逃，自然成了口诛笔伐的对象。

此后，批判《意见》成为知识界的重头戏。7月中旬，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在首都召开了有100多位专家、學者参加的座谈会，名曰“座谈会”，实为批判会、声讨会。会议历时5天，批判《意见》。中国科学院主要负责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题为《驳斥一个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文章，文章认为“民盟中央科学规划临时小组的‘几点意见，实际上就是一个在科学工作方面的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纲领”。是“右派分子企图夺取国家领导权，首先是文教工作的领导权的阴谋的一部分”。

大会、小会批判之后，参与起草《意见》的5人中，曾昭抡、钱伟长等被划为右派分子，华罗庚算是幸运的，但这种全国性大批判留下的阴影一直笼罩着华罗庚，令他整日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追求：虽九死而不悔

1958年春，反右运动进入了尾声，全面大跃进的锣鼓敲响了。在知识分子中间，交心运动、红专问题大辩论拉开了序幕。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交心运动过程中，知识分子要订出红专规划。“红”，就是加速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在一年或者两年之内加入共产党，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

6月，华罗庚在中国科学院数学所全体员工大会上表示：“我坚决和党一条心。”对于自己政治上的进步提出了具体的目标，他说：“我立志要做一个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我立志要做到又红又专，我立志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我立志要争取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做一个无产阶级先锋队伍的战士。”

华罗庚虽然是这样坦诚、积极表态，但是，他并没有正式的向党组织递交申请书。按照一般的组织原则来说，这种口头性的表态并不作数。

大跃进的潮水逐渐退去后，国民经济慢慢复苏，人心也日趋安定。1963年，华罗庚向中国科学院数学所党组织递交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把5年前在大会上的表态付诸实践。

然而，在“左”倾错误路线的指导下，虽然陆续有一些右派分子摘掉了帽子，但是，1957年那个怪影还在四处游荡着，华罗庚仍然被认为是“异类”。他的这个积极的要求不仅没有被引起重视，相反倒是遭到了一些人的否定。

1964年，已调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兼数学系主任的华罗庚，向中国科技大学党组织递交了第二次入党申请书。出乎华罗庚的意料之外，像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一样，中国科技大学党组织也拒绝了他的要求。

1966年春“文革”爆发，正常的社会秩序被打乱。1967年社会更加动荡不定，许多地方党委被造反派“踢开”。此时此刻，对中国共产党一往情深的华罗庚再次向中国科技大学党组织提出入党申请，可是，又如石沉大海，杳无信息。

道路漫长而崎岖，华罗庚的入党信念坚定不移。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中共中央对于1957年反右派运动有了新的评价，打破了思想禁区，1978年3月华罗庚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这时，华罗庚的入党的愿望再一次萌发。

1979年3月，华罗庚又一次向党组织提出入党申请。这次，终于有了结果。随着党的路线回归实事求是的正确轨道，华罗庚数十年来追求进步，虽九死而不悔的炽热情怀，感动着上级党组织，感动着他身边的所有的党员。同年6月13日，华罗庚被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一年，他已经70岁。

当喜讯传来时，华罗庚正在英国访问，接到党组织的通知后，他兴奋得彻夜难眠。从海外归来后，华罗庚赋诗言志，写下了《破阵子·奉答邓大姐》，倾诉了埋藏在胸中的数十年的壮烈的激情：

五十年来心愿，

三万里外佳音，

沧海不捐一滴水，

洪炉陶冶砂成金，

四化作尖兵。

老同志，深愧怍，

新党员，幸勉称，

横刀那顾头颅白，

跃马紧傍青壮人，

不负党员名。

邓颖超喜读华罗庚写给她的词，深为科学家的情怀所感动。她给北京《支部生活》杂志写信说：“他的诗，使人读了很受教育，很受鼓舞。科学家的态度，雄心壮志的誓言，跃然于诗句中。”

从1958年到1979年，前后经历了21年时间，华罗庚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成为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名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