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慧敏

她是著名作家王小波的妻子。在她的心目中，王小波是“浪漫骑士”、“行吟诗人”和“自由思想者”的完美化身，她大力推广着王小波的文学创作，更在社会上掀起很长一段时间里的“王小波热”。她与王小波之间的爱情，很难用简单的词汇描述，而透过《爱你就像爱生命》这本两人书信集成的书籍，除了感动，让人感受更多的是她对感情无比细腻的一面。

她又是中国第一位研究“性”的女社会学家，她每次发表的社会言论都会成为媒体和公众关注的焦点。她曾就同性恋，换偶、一夜情等社会现象发表的一系列“离经叛道”的观点，更是引发激烈的讨论。赞同她的人捧之为“英雄”，反对其观点者则斥责她的言论“无耻”。

在很多人的眼中，她是难以接近的，她的生活更是神秘的。而当《钱经》杂志的记者真实地走近她——李银河时，此前听到的、看到的一些言论真成了“不实报道了!

物质需求太容易满足了!

5月26日，笔者按照事先约定好的时间来到李银河的家中。让人出乎意料又倍感温暖的是，她竟亲自开门迎接，“快来!”这是一套三室一厅的普通住宅，内部的装修更是极为简约。没有任何奢华的装饰。客厅里最显眼的摆设也许就是那盆盛开的君子兰，“这还不是我养的，都是她们的功劳!”说着，李银河顺手指了指忙碌在一旁的助理和保姆。

除了市区的这套住宅，1999年，李银河在北京郊区就已购置了一套别墅。说到价位，助理特别提示她，“保密!”结果，谈着谈着，李银河还是征询似地冲助理说，“霞子，当时买的时候全部下来才30万吧，现在应该贵了，涨了多少?”助理有些嗔怪李银河的泄密。李银河竟咯咯笑起来，“这有什么可保密的!虽说是别墅，只不过周围环境比这里要安静、空气好。装修什么的，也都很简单，和这里差不多。大部分家具都是在香河买的，要比市中心便宜好多!”说着，指了指身边的沙发，“这套沙发要是在市区怎么都要多一倍的价钱!”

李银河坦言，自己对物质生活几乎没什么要求，只要满足基本的需求就够了。这种观念更是深受家庭环境的影响。1952年，李银河出生在北京。其父是山西人，母亲是河南人，均为知识青年，抗战时相识于延安。革命胜利后随部队进京，后来被分配到《人民日报》工作。“因为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什么都会让给我。即使在三年困难时期，家里吃的也都先紧着我，所以对物质从来没有特别的需求感。”也正因为如此，已经参加工作的李银河因为被王小波文学才华所吸引，嫁给了还在读大二的王小波。

1982年，李银河去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系硕博连读。两年后，32岁的王小波也来了。在美留学期间，他们驱车游历了美国各地，并利用1986年暑假游历了西欧各国。在美国的4年，王小波基本上没有工作，只是在家读书写作，李银河下班回来后就忙家务、做饭。他们的好朋友丁学良在一篇回忆王小波的文章中感叹，“李银河真可谓是贤惠。王小波则像个大爷。”对此，李银河解释，“我不忍心址那样智慧的头脑去干粗活。”

1992年，为了王小波能够专心从事文学创作。李银河和王小波更是共同做出决定：王小波辞去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学工作。直到王小波去逝前，两个人一直都住在王小波哥哥的公房。在李银河的心里，王小波留给她的最大财富就是“他的爱情!”

勇敢的“孤独者”

看着眼前的李银河，目光柔和亲切，谈话的语调亦是轻柔、平和的，让人一下子很难把她与诸多“大胆、直白”的文字与言论联系在一起。谈到她的个性，她坦言自己更属于外向型，在与人的相处中，更很少争论。“父亲经常会给我们讲一些为人处世的道理，像‘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之类。”李银河回忆，为了让自己明白这句话，“父亲还举例分析，说有一次报社开会，大家互相提意见，他直截了当地对一位同事说：‘我觉得你这个人有点虚伪。后来父亲挺后悔的，他告诫我们，以后决不能这样做。”这些言传身教，深深影响着李银河。

于是，我们看到每次李银河发表出一些观点，受到一些专家和学者大加讨伐时，人们却很少看到她站出来反驳或者与之激辩。2000年8月，中国修改新婚姻法征求意见期间。李银河首次提出了在新婚姻法中给予同性恋者与异性恋者平等的空间。当时这个观点顿时在社会上引起轰动。除了同性恋者给予她以同情和支持外，更多的都是反对声音。之后，几乎她的每次言论发表都会遭遇激烈的抨击甚至讥讽。更多时候，她选择一笑了之：“如果我们对周围的人只观察，不批评，那么我们一定会活得更快乐一些；如果我们总是尝试去欣赏美好的东西，而不去看丑恶的东西，那么我们一定会活得更快乐一些。”

细心的博友在浏览李银河的博客时，可能会发现—个明显的变化，博文里没有评论栏。“我只是基于自己学者的责任，将自己的所思所想表达出来。以前傲调查，接触的都是同性恋群体，大家都战战兢兢的。我只是在了解他们的痛苦，没有什么压力。”顿了顿，“现在不是了，好像泼妇骂街一样。我这辈子哪见过这样的人啊f我从小比较看重别人的评价，听不得责难。从小几乎连架都不会吵。听到有人这样说话，很受刺激。”虽然听起来是很气愤的事儿，而谈话间她依然会保持着和蔼的微笑，“既然如此，还不如干脆删掉评论。”

曾经有位同性恋者这样描述李银河，“她是那种在黑色房间里打开一扇扇小天窗的人。”而李银河也确实通过自己持续不断地调查研究甚至奔走呼吁，让更多人给予这一社会人群更多的宽容和理解。在精神世界里，李银河获得了最大的快乐。而当笔者问到其身边最要好的朋友时，她却搜索半天找不到一位。“在这个世界上，谁又能有几个真正的知己呢?也许每个人都是孤独的，每个人都有自己孤独的一面，享受这份孤独何尝又不是件快乐的事呢”

对于前卫，大多数理解是有偏差的!

在国内，致力于同性恋、性学研究的学者屈指可数。每个人的研究点亦有所不同。20世纪30年代，对国学颇有造诣的潘光旦就在中国古籍中查找了关于同性恋的记载，并作为附录附在所翻译的《性心理学》后面。这是中国近代对于同性恋的最早研究成果。

李银河则成为继潘先生之后，国内首位从事同性恋研究的女性，一做就是20多年。1988年，拿到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后，李银河回国进入北京大学做博士后，师从费孝通。她更是新中国的第一位文科博士后。当时，涉及婚姻家庭领域的很多社会问题研究都是一片尚待开发的处女地。就此她开始了自己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范畴：婚姻、家庭、性别和性。其中关于性的研究多一些，她的第一本论文集就是《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其中除了中国人的离婚、独身、自愿不生育等问题。还深入研究了一些同性恋的内容。这一研究领域，无论在当时甚至在今天，都是很多人不愿谈及和面对的。因此，关于同性恋、多边恋、同婚等等观点让很多世人都难以理解和接

受。她更因此被推上风口浪尖。在很多人眼中，李银河无疑是最前卫的女性。

而李银河除了研究领域的前卫。现实生活中她让人感觉似乎却是一位彻底的保守主义者。“呵呵，其实很多人对前卫的理解是有偏差的，前卫更是突破世俗观念的一种思想接纳。比如在婚姻中捍卫忠贞的爱情，我想这在任何时代都该称之为前卫。”在李银河的心中，她和王小波曾经的感情经历也许就是自己最前卫的表现。

“当时和王小波在一起，我妈妈特别反对。毕竟我已经参加工作，王小波还在读大学，而且他的思想又特别激进，在老人们的眼中，这样的人太不靠谱儿了!”回忆中，李银河笑起来，“我说这个人有很睿智的头脑，别人都不能比。后来，我爸爸就对我妈妈说，是你嫁人还是她嫁人呀?”1980年1月21日，李银河和王小波登记结婚。没拍结婚照，也没举行婚礼，两家各请了一桌。那时王小波28岁，正在大学读二年级，因为学生有规定不准结婚。所以两个人结婚是秘密进行的。

在李银河与王小波的婚姻生活中，无论在美国。还是回国后，很长时间里，二人主要经济来源一直都是李银河的收入。“我觉得没什么，两个人谁赚多少都无所谓，只要能够满足生活需求就够了!而且，我觉得这也证明了王小波的足够自信。只有那些足够自信的男人。才会不去计较自己与妻子间的收入差距。”而在工作中，王小波更给了李银河很大的支持和帮助。

“毕竟，很多同性恋者不愿意被打扰，习惯了将自己隐藏在阴暗的角落里。而我在搞同性恋研究的时候，有个别年轻男同性恋不愿跟女的谈。这个时候王小波就上了。有一次，王小波去公共厕所调查，回来跟我说，人家带他进去，当时里边所有人都探出头看他，结果一下子又扭了回去。出来后他就问带他进去的人怎么回事，人家对他说当然是没看上呗。这件事，弄得王小波特郁闷!”说着，李银河笑出了声。

收获源于选择

“当初之所以选择这个专业方向，是因为这几个领域都是社会学的经典研究领域，尤其关于性的研究，在国内还很少有人涉足。”她说，这些问题自己好奇，“研究它们能感觉到快乐，而且，对那些陷于不幸的人们也有所帮助。”而当初的好奇，却让她在这一领域扎下了根。更成为人们钦佩和尊重的学者。

“每个人所得到的正是曾经每个人选择的。我的选择。注定了要做—位研究者，到各地调查走访，进行深入的社会研究。看着这个社会在发展的过程中，有自己贡献的一份价值，这就是我收获到的最大乐趣!”李银河谈到，“也许。在很多人眼中看来，像和我当初的学历背景相似的人，如今怎么地都做到部级了。事情上，也确实如此，我们当年在一起的很多朋友都已经成了部长、副部长，像原来我们那个朋友圈子里，王岐山更成了国家副总理……呵呵，不过我在管理上似乎从来都不会有什么长处，与其如此，安心地做学问不也是件乐事么?”

现在，身为社科院社会学所家庭与性别研究室主任的李银河，每周二都会去一趟单位。其他时间，除了到各地做调查，则在家里写论文和专著，或者看看书、看看国外电影、听听音乐会。回首自己的前半生，李银河觉得平淡无奇，“跟小波在一起有点轰轰烈烈，除此之外，应该说是乏善可陈，也比较枯燥。”至于目前的状态，她觉得自己有清醒的认识：“对社会学还比较喜欢。做起来有一些快乐；对文学虽然无限向往，但是缺乏才能，如果最终开始着手了才发现很痛苦，那还不如干脆不做：也许最终发现，我真正喜欢做的事情是观察四季轮回。梭罗有一句话说得好：‘我们为什么不能像攀折一枝花朵那样，以温柔优雅的态度生活呢?”她语气平缓从容，似乎在问旁人。但更多的，像是在自言自语。

对话李银河

M在上世纪80年代末，很多人都是忙着往国外走，更希望能够在国外定居。而您怎么选择回国了呢?

L在美国，国家是人家的国家，文化是人家的文化，喜怒哀乐好像都和自己隔了一层，对这个国家没感觉，更没感情。而我又是研究社会学，在这样的国度怎么可能做研究。而回国后，国家是自己的国家，文化是自己的文化，做起事来有种如鱼得水的感觉。在中国，有些事让人看了欢欣鼓舞，也有些事让人看了着急生气，但无论高兴还是着急都是由衷的，像自己的家事一样贴近，没有了在国外隔靴搔痒的感觉。再有就是王小波，作为一位文学创作者，他的骨子里都是中国的。只有回国才能更好地进行创作，因为这块土壤最适合他。

M针对您所倡导言论的各种批评，是否会影响到您的生活与心情?

L我生活得很愉快。我想我所想，说我所说，如果碰巧有人喜欢，我引为同道；如果有人不喜欢，那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我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喜欢我，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抱负。

M也许您的很多观点在国内看来惊世骇俗，但在西方可能并不新鲜，好像没什么创新，在这方面您有什么遗憾吗?

L在理论上我没有太多的抱负，毕竟理论上的创新是非常非常难的。我所做的，更多的是传播观点和经验研究。

M在很多人眼中，您的观点是前卫的，而您自己的生活似乎是保守的。您能否分析一下您怎么会给别人造成这么一种印象?

L因为我的行为、我的选择、我的价值观、我的生活方式确实还是比较传统的。我的生活方式确实好像是一点都不前卫。像平时穿的衣服也就一两百块钱，几十块钱的也有。

M您觉得这种相对保守会不舍跟人们普遍脑子当中还有更多的传统观念有关?

L应该是这样的。现在社会中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反“性”，有这么一种气氛，就是对性基本上是否定的，所以才会出现很多问题。比如说安全套进大学都会引起一场争论，把怀孕的大学生开除，也引起好大的争议。我觉得所有的事之所以思想理不顺，就是因为对性基本上大家有一个否定的态度，就觉得这是一件坏事、是一件丑事。可实际上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在观念上对性比较肯定，把它当作好事、自然的事，那么很多事情、很多问题都迎刃而解了。

M很多人了解您，大多都源于您是王小渡的夫人。您自称是位女权主义者，您在乎别人最先认可您的时候不是作为社会学家李银河，而是作为王小波的夫人哪?

L实际上，如果从统计学来讲，确实有很多人是先知道王小波后知道我的，但是也有一批人是先知道我后知道王小波的。对这个问题我也不太在意，毕竟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嘛!喜欢文学的人，肯定会关注到王小波的作品，进而更喜欢王小波；要是喜欢社会学的人看我的书，就比看他的书多。我觉得这种先后的认知都无所谓。

M如果可以从投来过，你希望如何度过此生?

L读有趣的书、写有趣的书，听美的音乐，看美的画，观赏令人心旷神怡的风景，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随心所欲地享受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