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本林 彝良牛街人,曾担任云南六大茶山茶业有限公司《六大茶山》报主编。

现任成都卡美多鞋业有限公司《卡美多》报执行主编。

朗朗的读书声荡漾在白水江畔,这条江河不知道源自何处,也没有人知道她究竟流淌了多少年。清晨的习习凉风伴随着潮湿的气息,吹拂着我们的脸庞。每一天,我们都迎着这晨风走进教室。有花香伴随着晨风悄无声息地窜进教室,春来三月是漫山遍野的桔子花香,秋至八月则是隐隐约约的桂花香。同学们忍不住放下课本,闭上眼睛,沉浸在这漫无边际的花香中,深深地吸上一大口气,想把这沁人心脾的味道留在心头。

往窗外望去,东边的朝阳正冉冉升起,金灿灿的阳光穿过明净的玻璃,洒在我们身上、课桌上、课本上。教室里,弥漫着课桌散发出的樟木或杉木的浓郁的芳香,还有书本的油墨味道,熏得我们有些沉醉。

老师在教室里来来回回地走了一遍又一遍,从讲台的这一端走到那一端,不时用粉笔在黑板上书写。粉笔与黑板不时摩擦出“唧唧吱吱”的声音。粉尘在一缕缕阳光的映射下清晰可见。偶尔有风吹过,那些粉尘便慌乱地上下飞舞。粉笔在老师的手中一截又一截地变短,时光在他的书写中一天又一天地流逝。

我们悄无声息地在长大,在白水江畔度过我们的童年、少年,还有刚刚萌芽的青年时光。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出这座小小的校园。多少年后,我们努力回忆,然而再也想不起在这里度过的每时每刻,再也无法想起曾经发生在这里的每一个细节。偶尔翻看有些泛黄的毕业照,许多往事又被一点一点地牵引出来。突然发现那些时光离我们是如此短暂,却又如此遥远……

已经有一段日子了,我常常无端地想起,甚至是在梦里回到在这个小镇度过的小学、初中以及高中时光。那些熟悉的身影,那些模糊的面容,时时交错着浮现于脑海。确切地说,从出生到离开,我在这个小镇整整生活了二十年,直到我考上昭通师专而离开。其中,在校园的时光就有十三年。

第一次走进学校的情景,再也无法想起。但第一次走进的学校,却牢牢记住了,是五庙小学。这原本是一座破旧不堪的寺庙,后来听父辈讲,这是镇上当时香火最旺盛的寺庙,文革的时候,庙里的僧尼全被赶走了,许多被迫还俗结婚生子,有的再也没有任何消息。菩萨被扔进滚滚而去的白水江里,或者被捣碎了用来拌沙浆。粗大的木头被拆下来拿去修公社的粮仓,有的被一些人家悄悄抬回了家用来修房子。我们读书的时候,这里还剩下顺山而建的两大间房子,高处的那一幢住着一户人家,低处的这间虽然宽大,却更加破烂的房子就成了我们的学校。屋顶的瓦到处到破烂了,一到下雨的时候,雨水便哗哗地流下来,我们只好将课桌和凳子搬到不漏雨的地方,继续听老师上课。时间久了,地上就有被雨水浸泡出来的大大小小的坑洼。偶尔,附近的居民也会商量着一起把破烂的瓦换了,但这毕竟不是自家的东西,学校也没有钱请人来维修,所以就只好将就着使用了。临江的这面墙的上半部分,是用木条做成的一排栅栏式窗户,一到冬天,冷飕飕的寒风毫无遮拦地刮进教室,冷得同学们缩头缩脑,老师写板书时也不像平时那么利索了。

与教室一排的左右两边,紧挨着住了好几户人家。教室门外的左边,是一户姓曾的人家,他家的小女儿和我是同班同学;右边,有两间低矮的房子,这里住着一位老尼姑,大人叮嘱我们叫她“胡公公”。她明明是女的嘛,为何要叫她“公公”,这成了困扰我很长时间的一个巨大问题,直到现在也没有解开。胡公公大概六十多岁了,见了谁都是慈祥的面容,总是穿着一身干净的青丹布衣服,胸前挂着一长串佛珠。据说她以前就是这寺庙里的尼姑,文革后一直孤苦零丁一个人,生产队就让她住回来了。那两间房子,一间用来居住、做饭,另一间被她用杂木条做了一个栅栏,拦在门槛里,里面养了两头似乎总是长不大的小猪。房子背后有一块菜地,一直是胡公公在种一些青菜、蒜苗或是其它一些什么。每天她都要去菜地里忙活一阵,然后煮好猪食,将猪喂饱了,再做自己吃的。吃好了就在神龛上点好香,念一些我们听不懂的佛经。有时,胡公公也会背上一个背箩,去不远处的五星煤厂,从矿工倒出的砂石中捡出可以用的煤炭。如果运气好些的那天,也能捡回大半背箩。也有的时候,会有几位念佛吃斋的老太太到胡公公的屋子来,嘀嘀咕咕说上半天。孩子们宁愿跑到教室背后的山坡上,或是教室下面的河滩上玩耍,也很少有人会走进那间总是黑咚咚的屋子。

有一次,我去胡公公家里讨水喝,胡公公高兴地用瓢舀出清凉的井水递给我。我边喝水,边好奇而又胆怯地打量胡公公的家。这屋子其实很简陋,里间摆着一张床,外间有一个火塘,平时就在火塘上煮饭烧菜。墙角放着一些锅碗瓢盆之类的家什,墙壁上挂着许多用金箔纸折叠成的金元宝、银元宝,用线串成一串一串的,一个箩筐里放着许多蜡烛、火纸。墙上支着一个神龛,上面供着一座菩萨,香炉里的香正忽明忽暗的燃着,袅袅的青烟弥漫在整间屋子里。她是认识我的,因为吃斋的外婆和她关系也挺好的,有时外婆也会来找她聊天,或者是她去外婆家闲谈。外婆来她家时,见了我总爱对胡公公说,这是我三女儿的儿子,你看,都长这么高了。每一次,胡公公总是笑眯眯地看着我。我进去的时候,她正准备煮面条,马上就说要给我煮一碗,也许是那天我的确是饿了,也或许是因为胡公公和外婆一样让我觉得十分亲切,胡公公把煮好的面条端给我时我并没有拒绝。她用菜籽油煎出来的辣椒面将一碗汤染得红通通的,青翠的小葱在一片通红中很显眼。面条是从地里刚收回来不久,用石磨碾成面粉做成的,吃起来似乎还带着阳光的味道。若干年后,那味道依然留在我的胃里。

教室后面是一条公路,每天东去西往的车辆从这里经过。公路的里侧是一面笔直的小山坡,上面长满了和我们一般高的霍麻。长大了才知道霍麻的书名叫“荨麻”,这种植物的茎叶上长满了有毒性的毛刺,一不小心碰到身上,立即就长出又红又肿的包,就如蜂蛰般疼痛难忍。可是孩子们似乎一点也不害怕,往几届的学生早已在这山坡上踩出几条纵横交错的小路,说是路,其实也仅够一人穿行而已。每当下课铃一响,就有一群孩子相约来到这山坡上追逐打闹。玩得兴起的时候,总会有人不小心从山坡上滚了下来,胆子大些的翻身起来继续玩耍,被砸得太疼了的干脆坐在地上就嚎啕大哭起来。也有人不小心碰到霍麻了,甚至被其他同学不小心推进霍麻丛里,身上到处都长出了红包,刚要生气骂人,站在教室门口的老师扯着嗓子大声喊“上课了!”只好都一溜烟跑进教室,实在忍不住了,也只好在课桌下又抓又挠,一堂课下来,老师讲了什么根本就没听进去。

小山坡后面就是花园,但并不是种满花的地方,只是个生产队的名称,桔子林倒是有一大片,一直栽到紧挨着的马鞍山上。在这片桔子林里,住着几十户人家,还有一个宽大的院子,那是当年的衙门。外婆家就在衙门不远处。去外婆家的时候,我也曾经从衙门外经过,高耸的围墙前留着一道不大的门,每次经过那里,那破旧的门都是紧闭着的,透过门缝往里看,只见宽大的院子里只有几间屋子,人影都看不见一个,让人觉得十分的阴森恐怖,赶紧匆匆地走开了。马鞍山是另一个生产队,这边的人家更稠密些。沿白水江而去的公路未修通以前,乡亲们上四川、下盐津的大路就要经过马鞍山。山上一处叫“店子上”的地方,就曾经是当年马帮脚夫、商旅歇脚喂马的地方。这两个生产队合起来有一两百户人家,孩子自然就多起来了。当时古镇的中心小学的规模还不是很大,因此这两个生产队的孩子们都是先在五庙小学读完二年级,再转到镇中心小学继续念书。

教我们的是一位姓陈的女老师,当时大概也就三十来岁的样子,不但教我们语文、数学,偶尔也会教我们唱歌跳舞。这所学校的教师只有一间,老师只有一个,往往是一、二年级的学生全坐在一起,这一堂课教一年级,二年级的学生就自习或是安排做作业,下一堂课就教二年级;或者上午是一年级的上课,下午就是二年级的上课。早晨的第一堂课一般都是自习课,老师叫同学们自己朗读课文,于是,一年级的孩子大声读着“a、o、e、i、u、ü”的拼音字母,二年级的高声朗读“春风吹,春风吹,吹绿了柳树,吹红了桃花,吹来了燕子,吹醒了青蛙。”一间教室里,乱哄哄一片吵闹。趁老师不注意,或是老师走出教室时,有调皮的学生就开始追逐打闹起来。若是不幸被老师逮住了,往往面临着惩罚,要么是必须背完一篇课文,要么就是被老师打掌心。贪玩的孩子宁愿被打掌心也不愿意背诵课文,因为背不出来的话就一直要留到最后,等同学们都放学差不多到家了,自己还拼命地想记住课文里的每一句话,一关上书,却总是很难全篇背诵出来。和家中父亲的责罚比起来,打掌心似乎要轻松很多。老师用一根随便找来的竹篾条,叫犯了错误的学生摊开手掌,打一下,问一声:“知道错了吗?”“我错了,老师,下次我再也不敢了。”这时候,被打的学生往往是最老实的,但第二天一到学校,早已忘记掌心里的疼痛,又无忧无虑地和同学们一起追逐打闹。

陈老师的家就在江对面往下不远处。每一天,她都要早早起床,带上头天晚上批改好的作业,还有在灯下写好的教案,顺着白水江往上走十来分钟,然后走过那座民国年间修筑的铁索桥,又沿江往下走十来分钟,才到这所简陋的村级小学。铁索桥上铺的是木板,由于年代久远,加之风吹日晒,许多木板已经腐朽。有时脚刚一踩上去,脆弱的木板便掉进江里去了,吓得人赶紧抓住旁边的铁索,小心翼翼地试探着踩在其它木板上走过去。这一座桥,也是连接古镇的一条重要通道,每逢赶集,来来往往的人络绎不绝。若是风太大,或是桥上面走的人稍微多一些,铁索桥便左右晃荡,让人头晕目眩、提心吊胆的。陈老师就这样不管下雨刮风,年复一年地从江那边走到江这边,送走了一批又一批的学生。

春末夏初的时候,天气热起来,有同学偷偷地跑去河里游泳。在江边长大的孩子,几乎没有不会游泳的,十来岁不到的孩子,几分钟游过几十米的江面,实在是很平常的事。即便如此,滔滔的江水中总是潜藏着无数的危险,尤其是夏天,一场大雨过后,江水一夜之间涨高了许多,混浊的江水中不时漂过一些树根。往往还有胆大的孩子把家长与老师的叮嘱抛到脑后,依然悄悄摸去游泳。于是,几乎每一年,这条江中都会发生几起学生被水淹死的噩耗。甚至在洪水季节未来之前,江水碧绿清澈时,仍然有水性好或不好的学生被水下面突然而来的漩涡卷得无影无踪。隔不了多长时间,江边上总会出现伤心欲绝的父母在痛苦中烧纸钱,那一定又是谁家的孩子遭遇不幸了。

在我的记忆中,在五庙小学读书的学生几乎没有发生过意外。现在想来,除了家长的严厉管教,孩子们对白水江的惧怕外,也和陈老师的教导是分不开的。那一天的中午,我们正在河边玩耍,一抬头,看见江中有一个人正游过来,游泳的姿势非常漂亮,手臂挥起来时,一点水都不会带起来。水浅的地方,干脆踩着河底的鹅卵石就走过来。仔细一看,正是陈老师,同学们就像发现新大陆一般惊喜,原来陈老师也会游泳,而且还游得那么好!陈老师说,游泳是能锻炼身体的,但同学们必须注意安全,在家中必须要在大人的带领下,在学校则必须要在老师的带领下才能去。孩子们都很听陈老师的话。天气特别炎热的时候,陈老师也会带着同学们去河里游泳,但只允许我们这些不会游泳的孩子在浅水区玩耍,那些大一点的会游泳的孩子可以稍微游远一点,陈老师要他们一起保护好不会游泳的弟弟妹妹们,她则在一旁教女同学们游泳。印象中,陈老师带着我们游泳的次数大概只有两三回,更多的时候,是我们自己跑到河边上去玩。河里的小鱼特别多,春天一来,那些小鱼一群一群地游来游去,我们就将撮箕放在水里,小心翼翼地将这些小鱼往撮箕里赶,用不了多长时间,总会逮上十多条,装在费尽心血找来的罐头瓶里带回家,还不敢让父亲知道。因为父亲一旦看见了,明显就知道你下河去了,晚上被打一顿就在劫难逃了。而那些小鱼,离开了清澈碧绿的江水,再也没有自由自在的天地,用不了几天,全都鱼肚一翻,漂在水面上。

村子里的同龄人几乎都是同班同学,当然也有年纪比我更大的。从我家再往山上走的地方有何金明及高如坤、高如江、高如会几兄妹,隔壁有侄女詹生燕,往下店子上有李正桃、吴长虹他们几个,再往下公路边有李显玲、孟琴、张仙、全卫翠、何金鱼、柯玉会等人。冬天的时候,天亮得很晚,往往是高处的高家几兄妹点着几把火把跑下来叫我们一起去上学。火把是头天晚上就准备好的,将竹子砍成一截一截的,然后碾碎,睡觉前放在火塘边烘烤着,第二天一起床洗好脸,背上书包,书包里通常会装几个烤红薯做早点,点燃火把和同学们一起上学去。家在和尚包的高如江是我们当中年龄最大的,他和我的大哥一起进学校的,但从一年级开始,就总是在留级,一直等到成为我的同学,同班同学中,还有他的亲弟弟高如弟。同学们爱拿他开玩笑,总是一个人大声叫“高如江”,另外几个就一起叫“一年级,万万岁!”然后一哄而笑地跑开了。如江哥个子已经很高了,在家里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劳力。平时,他对我们这些小弟弟小妹妹都挺照顾的,要是谁和谁打架吵架了,他也会上前阻止。在学校里,他却是非常调皮,老师拿他也很头疼。印象中最深刻的,就是他带着一些男同学去脱女同学的裤子。我们小时候穿的裤子是没有皮带的,一般就是用一条布带当裤腰带,更多的是穿那种用橡皮筋做裤腰带的裤子。下课的时候,如江哥悄悄走到一个女生背后,趁她不注意,一下子就把人家的裤子脱下来,女孩子那雪白的屁股当着很多人的面就暴露出来,被吓哭的女孩只好跑去向老师告状。他们几个有时也会脱男孩子的裤子,我就曾经被如江哥捉弄过,回家后我告父亲了,父亲警告他以后就再也没有欺负过我。后来,如江哥还是没有考上镇中心小学,就再也没有念书了,先是在家种地,后来与他父亲一起四处挖煤,再后来我读高中的时候,他从外地讨回了媳妇,见到我依然憨厚地和我打招呼。

有一天放学得早,我就跟着何金鱼到他家去玩。在乡村,乡亲之间七绕八绕总是沾亲带故的,扯起来,我和何金鱼也算表兄弟关系,但那是大人们说的,我们小孩子才不管这些,只要两人玩得来就行。那天,何金鱼的母亲留我在他家吃了晚饭,还准备留我在他家住一夜。但一想到家中一脸严肃的父亲,我说什么也要回家。走的时候,看见他们家门口栽着正开得鲜艳的串串红,就给他们找了几株想带回去。没走多远,经过孟琴家门口,她的表哥也在她家玩,见我手上拿着串串红,就问是从哪里弄来的。我告诉他是何金鱼家给的,他却不信,偏说我是从孟琴家门口偷的,而孟琴家门口的确有一大丛和我手上一样的串串红。无论我怎么说,他都一口咬定说我那花是偷来的,年纪和身材都比我大的他还不由分说一把将我手上的花抓过去,三两下就全折断了。满心委屈的我强忍着不让泪水流出来,但从那以后,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一看到串串红这种花,就会想起孟琴的表哥来,虽然我想不起他的名字了,可他那天那种骄横地指着我鼻子、武断地折断串串红的情景,却牢牢地留在我的心底。

日子就在这种平淡无奇中一天天地度过。到二年级的下学期,开学后没有几天,老师说五庙小学要停办了,现有的学生全部都要到镇上的中心小学去念书。那时候我们什么也不懂,只是听说要去镇上了,都兴奋得很,想象着中心小学会是什么样。于是,我们一点也不伤感地离开了五庙小学。原以为我们马上就要搬进新教室了,结果却听说中心小学的教室安排不过来,从五庙小学转来的学生,以及原来在中心小学的部分学生都先安排到油房和以前的岑宫寺上课。油房就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用油籽炼制老百姓食用的植物油,或者用桐籽炼制照明的桐油。但早就没有生产炼制了,现在学生来了,空置了许久的房子终于排上了用场。而岑宫寺是一个院子,进大门正对面是一幢三层楼的正房屋,正房门前右边是一间两层楼的很宽敞的楼房,左边有一个石雕的鱼缸,里面养了几条金鱼,水面上漂着青油油的水葫芦,还有墨绿色的水藻,石缸边上长满了青苔。我和更多的同学都被安排到岑宫寺里念书,没有多长时间,这里又成了我们的天堂。

那幢有二层楼房的一楼就成了我们的教室。当时我们的班主任是一位叫唐代琼的女老师,印象中她比较瘦,个子有些高,说话口音不是牛街的。有一次,妈妈赶集回家后很高兴,说是在街上遇到唐老师了,对我表扬了一番,说我挺聪明的,上课挺认真,也很听老师的话。于是,在心里就喜欢起这位老师来,觉得她还是很在意我的。现在想来,可能只是那年幼的心中有一种朦胧的虚荣感吧。但自从那时开始,我就更喜欢唐老师教的语文课了,写的作文经常被老师在课堂上当着全班同学念出来,只是那时候都写了些什么,现在根本就想不起来了,大概也就是《快乐的一天》、《我的老师》之类的罢了。至于在课堂上都学到了什么,现在也更忘得一干二净。前几天,在网上无意中看到一些八十年代的课本的图片,觉得很熟悉,可是里面的课文内容真是一点也想不起来。后来,听说唐老师调到县上去了,具体去了什么单位也不清楚。

这间教室是木结构的,连地板也是用木板铺成的,人走在上面,会有“咚咚咚”的声响。靠着门的墙壁是双层的,里层是用竹篾编成的,上面用石灰浆敷在上面,外层比较厚,用石头砌成。两层之间有一条暗道,刚好容得下一个人侧着身子进去。有胆大的学生课间休息的时候顺着暗道钻进去,发现往里走上几米,竟然可以钻到教室下面,那下面有半米左右高。原来踩在地板发出的声音是因为这下面是空的。这个秘密地下暗室被发现后,就成了一些学生的避风港。作业没有做完,或者上课不认真被老师惩罚了,或者和同学打架了,就钻到暗室去躲起来。开始的时候老师怎么找也找不到,后来有学生说除了这个秘密,可是老师也着实没有太好的办法,因为老师的个子太大了,单是那狭窄的暗道就钻不过去。只好在教室外面一直守到放学的时候,等着那些肚子饿得呱呱叫的学生主动爬出来。只见那学生头上、衣服上到处是蜘蛛网和厚厚的灰土。有时候,老师也会派一两个班干部钻进去找逃学的同学,往往这寻人的进去了半天也不出来,原来是和逃学的在下面一起玩得正开心。后来,教室后面的木板被撬开了几块,当有同学经过那里时,突然之间下面伸出一只手来抓着上面人的脚,吓得那些女同学哇哇的叫。等大家都知道是自己班上的同学在下面捣乱时,大家就习以为常了,甚至有更调皮的学生趁下面的人不注意,一泡尿直冲冲的洒下去,兴许是撒在人家身上了,弄得下面的同学破口大骂起来,灰头土脸地爬上来问是谁干的,当然是谁也不会承认。

那幢三层的楼房很少有人进去,一、二楼各有一道圆形拱门,上二楼得从墙上搭建的木梯走上去。一楼的几间房子长期都是锁上的,倒是二楼一直都是敞开的。有玩捉猫猫游戏的学生跑上去,刚上去,马上惊叫着叫跑下来了,大声叫着“有鬼啊,有鬼啊!”弄得下面院子里人莫名其妙。一问,才知道那二楼上堆满了黑黢黢的棺材。于是,大家都对这幢楼充满了恐惧,再也没有人敢独自上去了。在学生之间,开始蔓延着各种各样的传说,有人说这楼里曾经死了很多人,有人说这楼里半夜的时候会有穿着白衣服的女鬼出现。班上闹得人心惶惶的,有胆小的第二天就不敢来上课了,家长来找老师问究竟是怎么回事。后来还是街坊上的老人道出了真相,原来这些棺材多数是当地政府置办的,专门留给镇上那些无儿无女的老人归天后用,实在找不到地方放了,就只好堆在这里。时间长了,大家也就习惯了。玩捉迷藏时,胆大的学生依然敢跑上楼去,躲在黑洞洞的角落里、棺材间,让负责捉人的胆小的同学不敢上去找他。这幢楼的后面是一棵很大的黄桷树,一大半的树枝从半空延伸出来,就像一把巨大的伞遮挡在这幢楼顶。树上有两三个老鸹窝,一到夏天,十多只老鸹和成群的各种各样的小鸟在这棵树上“叽叽喳喳”、“叽哩哇啦”地叫个不停。有学生从地上捡一块石头想扔上去,结果那石头还没到半空就掉下来了。

更多的时候,我们还是乖乖地坐在宽大的教室里听老师讲课。老师给我们讲少年英雄王二小的故事,教我们唱王二小:牛儿还在山坡吃草,放牛的却不知到哪儿去了。到现在,我都还能记得这两句。老师用包谷籽教我们做算数题:同学们,三颗包谷籽加两颗包谷籽再减去四颗包谷籽,最后还剩多少颗包谷籽?于是,同学们从书包里抓一把包谷籽放在课桌上,一颗一颗地数来数去。有同学带来的是煮熟了的包谷,边数边丢一颗在嘴里。老师教我们唱《春天在哪里》、《读书郎》等好多歌。多年后,许多歌都忘得一干二净了,那首《读书郎》却依然记得清清楚楚:小嘛小儿郎,背着那书包上学堂,不怕太阳晒也不怕那风雨狂,只怕先生骂我懒那,没有学问呀,无脸见爹娘。郎里格郎里格郎里格郎,没有学问呀,无脸见爹娘。小嘛小儿郎,背着那书包上学堂,不是为做官也不是为面子宽,只为做人要争气呀,不受人欺负呀,不做牛和羊。郎里格郎里格郎里格郎,不受人欺负呀,不做牛和羊。有一回,我在家门口边写作业边唱着这首歌,正在往灶里添柴的母亲听着我唱,就说,孩子,你可得好好读书。咱们穷人家只有读出书来了,才有出头之日。你可得为家里争口气。年少的我似懂非懂地点着头,又赶紧做作业了。

在这里呆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我们终于搬到镇上中心小学去了。每回经过岑宫寺门前,那大门都紧闭着。我总是在想,那石缸里的金鱼还在么?那楼上还堆放着黑黢黢的棺材没有?还有那教室下面一片黑暗的地道里,还会有人偷偷进去玩耍么……

我们家中,除了妹妹是直接到镇上的幼儿园读书外,大姐、大哥、三姐和我都在五庙小学念过书。等我读书的时候,大姐已经到镇上的中学念书了,大哥和三姐则在镇中心小学念书。中心小学和中学都在江那边的古镇上,从家中到学校要走二十多分钟,但从学校到家中则要三十分钟左右。那是因为从学校到铁索桥这一段都是比较平坦的道路,但从铁索桥到我们家中,几乎都是爬坡。因为课程比较重,晚上还要上自习课,大姐已经住校了,只是周末的时候回家。我刚读一年级时,刚七岁,正是懵懵懂懂的时候,有时上完第一堂课,就以为放学了,独自背着书包就回家了,直到后来才慢慢习惯。要是大哥和三姐放学得早,他们也会绕到五庙小学来接我一起回家。等我也到了中心小学时,大哥和三姐已经读到六年级了。村子里年纪上下差不多的孩子们也全都集中在这里。上学放学路上,互相结伴而行,一条路上,到处是孩子们的身影。

中心小学自然是另外一番光景了。教学楼是一幢新修不久的四层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洋房,每一层有四间教室,低年级的就在楼下,到五、六年级就可以在最高层了。学校的操场比岑宫寺宽出好几倍,不过一个篮球场就占去了一大半。篮球场边上,有一个沙坑,有几根很粗的竹子做的爬竿,还有用水泥钢筋做的乒乓球桌。篮球场西边,有一个舞台,是全校开会时领导坐的地方,也是六一儿童节时孩子们表演节目的地方。舞台后面,是四棵巨大的香樟树,树与树之间是一排围栏。据说这几棵香樟树都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最大的一棵,我们两三个小孩手牵手都围拢不过来。树枝在空中四面延展,纵横交错,将舞台遮挡在下面。春天一来,树枝上全是嫩黄的新芽,几场春雨过后,就全都舒展开来,校园里到处弥漫着香樟树独有的馨香。冬天的时候,枯黄的树叶随风纷纷而落,每天操场上都能扫起来一大堆。

如此巨大的树上,鸟窝自然不会少,但从来没有人敢爬上树去掏鸟窝,面对那粗大而无法攀援的树干,学生们只好时不时抬头仰望一下,看看树叶间欢快鸣唱的鸟儿长什么样。偶尔刮大风下暴雨时,鸟窝里的鸟蛋掉下来,摔在地上已是粉碎。有时,刚孵出来不久的雏鸟也会掉下来,大多数正等着鸟妈妈喂食的雏鸟还没来得及在蓝天上飞翔一回,就一命呜呼了。也有翅膀上已长出绒毛的准备扑楞扑楞学飞的小鸟,掉在地上“叽叽喳喳”地哀叫,有学生捡起来,温柔地抚摸着可怜的小鸟,却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可以帮它,因为上课铃声又响了,谁敢把这小鸟带到教室去呢?

操场边上,还有一棵拐枣树。我们到中心小学的时候,它就有三层楼那么高了,几年下来,依然是那么高。每一年秋天,树上都会结很多的七拐八弯的拐枣,吃起来很甜,又略带一点涩味。这树不算很粗,拐枣熟的时候,高年级的同学就会趁老师不注意的时候爬上去摘,或者找一根竹竿在下面又捅又打,掉在地上的拐枣马上就被其他人捡去了。

操场外面地势更低的地方,是两排二层楼的砖瓦结构的房屋,一排在操场的西边,刚好在几棵香樟树下;另一排在操场的北边,还有有一个转角,相当于又多出几间房子。我们刚搬来的时候,由于从各个村办小学转来的学生一下子全集中在这里了,这两排房子都分隔成一间又一间的教室。二楼铺的是木板,下课的时候,跑来跑去的学生把楼板震得“咚咚咚”直响,楼下的学生头也不敢抬,一抬头,那天花板上的灰尘不小心就掉在眼睛里去了。后来,这些房子全都腾出来给老师当宿舍了。操场的东边,竖立着一块纪念碑。碑的正面刻着修建学校的缘由、经过,背面是许多捐资人的名字。石碑前面,便是一进学校大门的几十级台阶。走出学校大门往前不远,又是一段很长很笔直的石梯。天长日久,石梯也被来来往往的学生们踩得油亮油亮的。当然,走在这石梯上的,还有许许多多到街上赶集的乡亲。

这时候,我们的班主任是教语文的唐光美老师。唐老师已经五十出头了,两鬓有了白头发。她对学生总是和蔼可亲的,谁做错了事,她也是轻言细语地批评,从来没有见她对谁大吼大叫地指责。可是,孩子们正是喜欢玩耍调皮的时候,唐老师的宽容反而使孩子们更加大胆,逃学旷课的、上课讲小话的、不按时交作业的、甚至打架的学生越来越多,其它科目的老师也说我们越来越难管。

后来,学校就让陈绍良老师给我们上课。神情严肃的陈老师第一天走进教室,见同学们无精打彩的,心中就有些不高兴。刚好有几个男同学在外面贪玩迟到了,站在教室门口大声喊“报告!”原以为新来的老师会像以往的老师一样叫“进来。”没想到,陈老师叫他们把手掌摊开,一看,手上全是泥巴,指甲里面也是黑乎乎的。她当即叫这些同学出去把手洗干净了再回来,又检查了坐在教室里的同学的手,谁的手不干净的都必须先出去洗手。洗了回来再检查,没洗干净的再出去洗,那一堂课,陈老师给我们讲的是小学生从小要养成讲卫生的习惯,更要养成勤奋读书的习惯。其实,有的同学根本就没有出去洗手,而是将口水吐在掌心里,用力地搓来搓去,把污垢搓下来后就回教室了。但从那以后,我们班的班风也发生了变化,上课的时候,安静听课的学生更多了,也很少有学生迟到早退。但陈老师没有教我们多长时间,就调走了。

接下来的班主任是王荣琼老师,也是小学阶段教我时间最长的一位语文老师,直到我毕业。我想很多人和我应该是一样的,在自己的生命中总会遇到很多的老师,这些老师当时教过我们一些什么,也许都记不起来了,能记住的,往往都是这些老师的面容,某一次不经意说的话,或者是对某位学生的批评。能想起这些,并不是在心中记恨曾经严厉批评过自己的老师,也不是责怪慈祥而总是宽容我们的老师,相反,正是当自己长大以后,才发现当初老师无论是严厉还是慈爱,那都是为了我们好,老师的心中,总是装着我们这些不懂事的孩子。只是当时年少的我们从来不把这些放在心上。

我们读书的时候,语文教材中有本书叫《词语手册》,每篇课文中的词语都有拼音和注解,有造句举例,还有一些词语的近义词、反义词,于是语文课就多了一项任务,要把这些词语都记住,连注解也得记下来,语文自习课的时候老师让我们默写。要是默写不出来,就得留在教室里继续背诵。放学的时候,老师回家了,就让科代表负责检查同学们的背诵情况。那时我是语文科代表,经常会留下来陪那些需要背诵的同学。背不出来的同学心里自然难受啊,可我也不见得好过,因为大家的肚子都饿了,只想着赶紧回家吃饭去。有的时候,遇到个别经常背不出来的同学,干脆装模作样地等上一段时间,然后在他背诵的时候,他背上一句,我给他提示下一句,磕磕碰碰地终于背完了,大家背着书包就往家跑。

我写的作文,常常被王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念出来,念完了,她还会接着分析,这篇作文好在什么地方。有老师的鼓励和肯定,我学习语文的兴头越来越高,也越来越喜欢王老师的语文课,平时回到家也经常向母亲说起王老师有多好多好。有一年春节,母亲叫我给王老师送去一块腊肉,还有一点桔子,王老师留我吃了晚饭,当我准备回家的时候,她往我的背箩里装了许多糕点、水果之类的,还送了我两本作文书。记得有一本只有巴掌那么大小,我常常装在口袋里。那书中的作文写得真好,我就老是想,要是我也能写得那么好,王老师肯定会很高兴的。

我们的数学老师先是周家顺老师,他的孩子周二娃也和我们在一个班。后来,肖得清老师也上过我们数学课,之后,又换成王玉明老师。王老师大概也就三十来岁吧,讲起课来铿锵有力,只是我一直都学不好数学。有时我也在想,为何就学不好数学呢?会不会是自己太笨了?长大后渐渐明白,喜欢学什么、学好什么和一个人生活的环境,个人的性格等诸多因素是有很大关系的。我们家几姊妹都是语文比较好些,理科成绩总是提不上去。到后来我又养成一种直来直去的性格,不喜欢做绕脑筋的事情,到最后,高考时我的数学题中的选择题几乎全是猜的,而解答题则几乎全是空白。

王老师究竟是如何教我们测算三角形、圆形的面积的,又是如何教我们几何知识的,现在是一点印象都没有。但有一件事,我记得相当清楚。那段时间,班上有同学学会了抽烟,几个男生经常躲在公厕里烟雾缭绕一番后才出来,甚至课间休息时,趁下一堂课的老师还没有来,就在教室最后的角落里开始抽起来。那天,家中条件还不错的张德军正在教室后面抽得悠栽乐哉的,眯着眼睛抽一口,然后撅起嘴唇,将白色的烟雾缓缓吐出来。正当他一片沉醉的时候,王老师走进来了,一见这情景,火冒三丈,立即叫张德军搬着自己的凳子坐到讲台上去,叫他交出剩下的烟。

这时候,上课铃响了,全班同学都坐在座位上,不知道王老师要怎么处罚张德军。王老师开始还心平气和地问张德军:你以后还抽不抽?张德军倔强地将脖子一扭,斜着眼睛看窗外。王老师更是生气了,把烟盒里剩下的十多支烟全拿出来,先是插在张德军嘴里,然后鼻孔里也插上了,接着将所有的烟全点上,命令张德军必须抽完。不服气的张德军果然抽了起来,没想到刚抽上几下,就被烟呛住了,泪水都呛出来了。最后,他不得不向王老师认错。许多年后,在一个老同学的婚礼上遇到了多年不见的张德军,我问他还记得小学抽烟的事情么?他说怎么记不得,一辈子他也忘不了。只是他依然还在抽烟,再也没有谁来阻止他了,想戒烟,却怎么也戒不了。

邬道军和常开军家都在学校后面,常开军家更是站在家门口撒一泡尿都可以冲到校园里来,另外还有一个柯昌会,这三个在我们班上个子与年龄都是最小的。但柯昌会身体很结实,而常开军总是一副打不起精神的样子。也许是身体不好的原因,常开军有好几回正在上课的时候,坐在座位上就将尿撒在裤子里了,尿顺着大腿流到凳子上,再流到地板上。直到旁边的同桌闻到味道有些不对劲,低头一看才发现有情况,结果一说全班都知道了。撒了好几次后,他也不好意思老上课了,老师也派了几个班干部去他家请他,但他却躲在屋子里不愿意出来,到五年级的时候,他干脆退学了。

邬道军是家里的老幺,又是家中唯一的男孩,从小就被宠得不行,据说到小学三年级了还在吃他妈妈的奶。在学校谁也不认你是老大还是老幺,要是你成绩不好,或者个子太小又经常飞扬跋扈的,那就可能要被更调皮的学生欺负了。在班上,经常有人笑话他,说他那么大了还吃奶,以后媳妇都讨不着。说得多了,他也害羞起来,就常常一大早了还赖在床上不来上学,或者就是上完一两节课就背着书包回去了,任他父母亲怎样劝也劝不回来,乃至揪着他耳朵他还用手死死抓住门框。几次三番之后,他父母也没有办法了,只好随他,结果也是到六年级开学的时候就再没有来了。

王满军是班上最老实本分的人了,平时话都不多说一句,老师叫他起来回答问题,只听到蚊子一般的声音,谁也听不清楚他在说些什么。有一天,王老师叫同学说自己长大后的理想,有人说将来要当科学家,有人要当教师,有人想当解放军,轮到他了,站起来,低着头想了半天,大家都眼巴巴地看着他,以为他什么也不说,不曾想,他突然说,我要当皇帝!说第一遍的时候老师没有听清楚,叫他再说一遍,这回他声音更大些,全班同学都听见了,等大家反映过来,教室里爆发出一片笑声。他却不紧不慢地说,当皇帝就是好,没人欺负!大家依然狂笑,没人理会他眼中正闪烁着泪花。

逃学已经成了个别几个同学的家常便饭了,多数是因为头天晚上贪玩去了,作业忘了做,第二天一早起来给父母说读书去了,其实他们连校园的大门都没有进去,直接去他们平时寻好的地点去了。班主任一到教室清点人数,看看又是那几位没来,就知道又逃学了,就叫几个班干部出去找。时间长了,班干部都摸清他们究竟有几个窝点。学校旁边的一个酒厂、稍远处那座叫青龙嘴的山上是他们最爱去的地方。酒厂里面很宽敞,一走进去,四处弥漫着酒糟的味道,有工人正在热气腾腾的蒸气中忙碌着煮酒。酿酒用的甑子有我们一般高,里面能站进去几十号人。酒厂里有好甑子长期闲置着,里面堆一些做蓬布的帆布。这些逃学的学生最爱躲在甑子里玩扑克、弹珠,经常还有人负责观察是否有人来捉他们,而酒厂里的工人也懒得管他们。离学校不远的青龙嘴山上到处是树林、灌木丛,站在山上就能看见学校操场,看着学生放学了,他们也就背着书包回家了,大人还真以为他们在学校认真学习了一天。再远处就是以酿酒出名的菜子沟,有些学生跑到这里来,去乡亲的地里刨红苕、拔萝卜,有时还将鲜嫩的包谷掰下来,找个偏僻的地方烧来吃。

有一次,班上的曾庆川又逃学了,王老师就让我和另外一个同学一起去找。寻到青龙嘴,果然见曾庆川正在拿着一根还带着泥土的红苕啃得起劲,一回头看见我们来了拔腿就往山下跑,我们就在后面追。地里的坎很高,有的地方甚至有三四米的高度,曾庆川跳下几道地坎,突然被拌倒了,刚好我和另外一位同学赶到他身后,一人拧着他一只胳膊押着回学校了,等我们回到教室,王老师早就上完课回家了,我的心里,不禁有些失落。

每年的六一儿童节,是除了过年之外,孩子们最喜欢的一个节日,也是大家最快乐的时候。还有一两周就是儿童节了,每一个班都要选出一些同学出来排练节目,如果通过选拔,就可以在全校师生面前演出。还有就是每个班都要选出一年一度的三好学生和少先队员,到节日这天,听到校长终于念到自己名字了,激动地上台和其他人一起领奖。

被挑选出表演节目的,多半是街上的学生,因为有节目的学生都要统一服装,一般都得自己掏钱,再由老师统一定做。农村的孩子,大多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穿上一套新衣服,家中兄弟姐妹多的,都是老大穿了老二穿,打上补丁老三、老四接着穿,实在穿不成了,家中的母亲就将那破破烂烂的衣服裁剪成一块一块的,可以用来补衣服,也可以用来做布鞋。

每一年,和我一样,许多农村来的孩子都渴望着自己能上台表演节目,可是几乎每一次都是希望落空,因为家中实在没有钱为自己买新衣服。也有好不容易等来机会却又让机会擦肩而过的。有一回,老师叫我与另一位同学表演一个相声,可是相声中该我说的台词太长,我又想急着把台词赶紧背下来,越是着急,越是记不住,到最后排练的时候,刚说完一半,就语无伦次了,最终这个节目也就被取消了,为此我懊恼了好长时间。

有一回,学校要组织一支文艺队在街上去巡游表演,教音乐的何佟飞老师从班上抽选了我们几个去参加打莲花落。打莲花落时使用一根两端穿上铃铛的竹竿作为道具,一边往前走一边跳,这是元霄节时比较传统的一种节目。这一回我倒是顺利参加了。那天,长长的文艺表演队在街上缓缓前行,最前面的是穿得花花绿绿的女孩子正扭着秧歌,然后是腰鼓队将腰鼓、锣鼓敲得震耳欲聋,我们打莲花落的头上缠着块毛巾,一路走过,街上看热闹的人们对我们指指点点,一会儿听见有人说谁的脸上胭脂涂得好浓,一会听说谁的口红抹得好红,一会又有人说谁的屁股扭得有多难看。随着人流游完街道大家就回学校了,凡是参加节目的都有一份纪念品,拿着纪念品,我却提不起劲来。

儿童节这天,有新衣服的全都换上崭新漂亮的衣服,女孩子还喜欢凑在一堆,比一比谁的衣服更漂亮,谁的头上扎的花更好看。没有新衣服的,也穿上父母为自己洗干净的最好的一套来到学校。九点左右,活动开始了,校长就先致辞,说些什么呢?大概就是“同学们,你们是祖国的花朵,你们是祖国的未来”之类的话,然后就是文艺表演,有合唱,有诗歌朗诵,有舞蹈……节目表演得差不多的时候,就是三好学生、少先队员上台领奖状。

几年下来,我们家四处漏风的墙壁上贴满了红彤彤的奖状,我们几姊妹都有,有的是三好学生,有的是少先队员。村子里的乡亲一到我们家,总是当着父母的面夸奖我们,说我们真是又听话又争气,年年都能拿奖状回来,父母听了也挺高兴。那些奖状在墙上贴了好几年,每年要过年的时候,家里要打扫灰尘,父亲都要用浆糊将有些脱落的奖状仔细地粘起来。可是,时间长了,那纸做的奖状因为受潮,一年比一年陈旧破烂,到最后实在粘不上去了,又被母亲收起来放了一段时间。后来大概是卖给收废纸的了,也有的被我们煮猪食时用来引火烧了。

下午,学校在操场上开展游园活动,有小猫钓鱼、猜谜语、瞎子摸象等游戏。小猫钓鱼是用课桌围成一大个圆圈,圈内放一些拿掉瓶盖的空酒瓶当作“小鱼”,一根竹竿上系上绳子,绳子末端拴一小根竹条当鱼钩。站在圈外的学生握住鱼竿,想办法将“鱼钩”放进瓶子,再试探着往上提,等“鱼钩”在瓶颈处卡住了不得,就可以稳稳当当地将“鱼”提出圈外,这就算成功了,然后就可以领到一支铅笔、两三颗水果糖之类的奖品。孩子们在操场奔跑着,追逐打闹着,大声地笑,开心地叫,真希望天天都是六一儿童节。

这已经是九十年代初期了,街上出现了几家录像馆,后来又出现了镭射电影。年轻人都喜欢跑去看香港武打片,看完之后,许多人就喜欢上了武术,有人看了《少林寺》,总想着去少林寺拜师学艺,却不知道少林寺在什么地方。中午放学经过那些录像馆时,只听到里面“嗨、嘿、哈”声四起,“叮叮铛铛”的刀剑声让我们一片神往,只是那录像馆的门被一块黑色的布挡起来,门边总是坐着一个凶神恶煞的中年男人在卖票。胆大的孩子想趁人多混进去,结果头刚钻进去,就被那中年男人抓住屁股就扔了出来。后来,街上不断有人家买回了电视,热播的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海灯法师》、《少林寺》吸引了很多来来往往的人。每当放学,这些人家门口总是挤满了孩子,有的直接坐在人家的门槛上。当人家吃饭的时候,肚子饿得呱呱叫的孩子一边咽着口水,一边看得津津有味,忘记了回家。好不容易电视剧终于结束了,才想起自己还没有吃饭,作业也还没有做。

学校旁边是一座陈旧的电影院,偶尔也会放上一部电影。有一回,我和一个同学偷偷跑去,我们没有钱买票,就学着那些年纪大的从电影院旁边的围墙上翻进去,围墙上插满了碎玻璃片,一不小心就会将手划破。围墙外是一个消防水池,深不见底的水池里漂着许多空酒瓶和塑料袋,弯着腰在围墙上匍匐着前进,真担心自己会掉下去。小心翼翼地翻过围墙,所幸没有被人发现,但还要想办法进侧门,那里经常有人看守,只好趁前门的人一窝蜂冲进来,过道上挤满人的时候,我和同伴立即钻了进去。人倒是进去了,可同伴和我被挤散了,昏暗的电影院中,全是嘈杂的人群,人影都看不见一个。也不管了,赶紧找一个没人坐的座位坐下来。那天放的是《烈火金刚》,讲的是日本鬼子在中国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电影里有一个日本鬼子用刺刀挑着一个刚出生的小孩,面容狰狞地将小孩抛进滚烫的油锅中。那一瞬间,电影院里的人全都惊叫起来,有人破口大骂凶残的日本人。从那时起,我才知道日本人当初有多么可恨,心中想着自己长大了也要当一名保家卫国的军人。等看完电影出来,街上赶集的人早已散得差不多了,提心吊胆地跑回家,被母亲骂了一顿,说我越长越野了,去哪儿也不给大人说一声。

还有一回是学校组织我们去看《妈妈再爱我一次》,班上有看过的同学说这部电影会让人哭,大家都不相信。我和二毛打赌,说要看谁先哭。当放到主角林志强和他的妈妈抱头痛苦的时候,电影院里有女生已忍不住哭出声来了,我听到身边抽泣声,扭头一看,二毛正在揩眼泪。我本想说,你看,你先哭了。可我没有说出来,因为我的泪珠也老是在眼眶里打转。

下课铃一响,同学们马上冲出教室,在操场上追逐打闹,也有人约上同学打乒乓球、玩篮球,或者去爬竿。女孩子则喜欢聚在一起玩丢石子、踢毽子、跳橡皮筋,乖一些的就呆在教室里做作业,聊天。我们一个年级有两个班,分为一班、二班,我读的是四(二)班就是四年级二班。一班的学生多数是街上的,或者也是农村家庭条件稍好一些的,而我们只有像曾庆川、柯争春、陈全等少部分是街上的。黄海先家在半坡头,他一直都很瘦,眼睛却乌溜溜地透露着农村孩子少有的灵气。从他家到学校要四十多分钟,中午只能带着午饭在教室里吃。他用一只大碗盛满了包谷饭,饭上面是自家做的卤腐或咸菜,有时是酸菜煮黄豆,但几乎没有见过有肉。他用一个布袋把碗包起来放在书包里,汤渍将布袋浸透了,弄得课本和作业本上到处都是。班上有许多像他这样中午来不及回家吃饭的同学,都是带着饭来上学的,有的只是两三个煮熟的红召、洋芋,或者是包谷粑粑、桐子叶粑粑。那些没有吃早点的同学,到第三节课下课的时候,饿得实在熬不住了,就打开布袋,先吃上几口,这时候,带来的东西早就凉了。

印象中,黄海先总是穿着一身青丹布衣服,最初的时候,那衣服还显得有些大,穿在身上有些空荡荡的,裤脚和袖子都要卷起来。不到半年,那袖子变短了,还不到他的手腕,个子长得快,却没有更多的衣服来换,也只好讲究了。即便是寒冷的冬天,也经常见他穿着一件单衣服,常常冷得他紧紧将双手抱在胸前。曾成芬是从黑山子小学转来的,她的弟弟曾成俊则在一班,他们姐弟俩的成绩都很好,曾成俊更是一来就成为年级第一。没有多久,曾成芬就当上了班长,当过一段时间班长的我心里老是不服气,可每次考试下来,都考不赢他,因为我的数学实在太差。

这时候,我们已经搬到教学楼的四楼上了。有一天,我们正在教室外看楼下玩耍的同学,突然看到奔跑中的曾成俊和一个女同学撞在一起,两人当即倒在地上,隔了一会儿,等两人站起来,那女同学似乎一点问题都没有,拍拍身上的灰和同伴走了,曾成俊却被撞伤了鼻子,流了许多血。曾成芬赶紧跑下去看他,看着满脸是血的弟弟,她急得直哭,却也不知道该怎么。歇了一下,曾成俊去水池边洗掉脸上的血,又活蹦乱跳地上课去了。大家也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毕竟都是孩子,尤其是农村来的孩子,经常在田间山林里窜来窜去,摔一跤也是正常的,只要没有伤筋断骨,都是小事。可是自从被撞以后,曾成俊的成绩一天天下降,在操场上也不见他如以前那样有精神了。有人说他是被撞坏了大脑,留下了脑震荡的后遗症。

刚好这时候,从洛旺乡转学来的陈华凌进了一班,没过多久,他就成了全年级第一,我们的班主任王荣琼老师经常在班上提起他。大概是当时我语文成绩还不错,他们的语文老师也在他们班上提起过我,有一次还将我的作文拿到他们班上去念,所以彼此知道了名字,加上两个班的教室挨在一起,老师也鼓励我们多向成绩好的同学学习,某一天相互碰面了,就成为了好朋友。还有他们班的陈文勇,我们三人,经常会走在一起。当时我们都说了些什么呢?现在是什么也想不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