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糖果很远,离上帝很近

小茶官

这本书是在《今天》杂志2008年秋季号和冬季号的基础上合辑而成,2008年末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了繁体字版,今年7月三联书店出版社推出简体字版。

30位作者当时大抵有4种身份:工人、农民、知识青年、囚犯。知青占了重头。

知青叙事有点泛滥成灾。你受苦了,坐下说说吧。于是,说的人滔滔不绝,听的人津津有味——无意冒犯一代人以青春为代价获得的叙事权。但我格外珍视高默波与阎连科以主人的身份站在地头田间,望向城里来的年轻人的姿态。

阎连科记述了亲历的两件强奸案。一位是农村青年,翻越知青点院墙,企图强奸一女知青,未遂,枪毙了,死时胸前挂牌“强奸犯”;此前另一位男知青,强奸了村里一个十六七岁在地里割草的女孩,事后女孩哭着跑到村头,投河自尽了——后来,干部陪着男知青的父母从城里来乡下,赔了些钱物,附带“世上最为真诚的啰嗦的道歉”,把这桩强奸案私了了。

十多岁的阎连科在河滩上看完枪毙恍恍惚惚:“我们村本就田少粮少,毛主席为什么还要派这些城里孩子来祸害我们?”他盼着他们赶紧回家,不要老在他家吃他妈烙的葱花油饼,从此城里乡下相安无事。

成年后他再追问:“知青下乡,确实是一代人和一个民族的灾难。可在此之前,包括其间,那些土地上人们的生活、生存,他们数千年的命运,算不算是一种灾难?”

在阎连科看来:“70年代记忆深刻的,对我来说不是革命,而是饥饿和无休止的劳动。”

有一天,两卡车革命青年架着机枪从公路上驶过,突然朝地里打了一梭子。社员们纷纷仆倒在红薯秧旁,爬起来时,革命者的笑声还没散尽。生产队长大骂:“操你们奶奶,我们种地,你们革命,井水不犯河水,碍着你们啥事儿啦?!”

乡村,不是那个年代的主体。阎连科说:那个年代和今天的改革开放一样,主体乃是城市,而非乡村和10亿农民。

这本书展开了那个年代的日常生活画卷。电焊工兼“狗崽子”邓刚为了处上一个对象,4年里不惜天天去女方家里讲故事。结婚前一天,为了办桌像样的酒席招待邻里以便让他们善待“狗崽子”的新媳妇,他冒险下海捕捞海鲜,险些送命。

书中暗藏着许多秘密地图,那些“圈子”,那些“失踪者”的名姓都有蛛丝马迹可寻。他们可以在天南海北做同样的事情,有同样的爱好。

阿城70年代中从北京路过上海时,买了一台160块钱熊猫牌全波段晶体收音机,赵越胜有一台九管红灯牌半导体;阿城在云南,每晚11点将熊猫牌从知青们手里收回,听BBC音乐会实况转播,赵越胜游荡在北京,专找那些传道讲经的电台,等待两段《圣经》之间插播的一段古典音乐,如莫扎特的《弦乐小乐曲》。

这本书最长的篇幅交给了曾经的死刑犯张郎郎,他和一群犯人继遇罗克之后即将赴死但不知时间表。他们彼此相约:“谁都不许当场就尿了,都硬气点儿。谁先到上帝跟前儿,别跟恶狼似的把糖果都吃了。到了那儿,就没定量了。”那个年代的人,离糖果很远,离上帝很近。

《庚子西狩丛谈》

[清]吴永口述刘治襄记

广西师大出版社08年10月

1900年,义和团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庚子事变,八国联军攻入京城,慈禧携光绪仓皇出逃,到怀来附近时,“饥寒已两日夜”。怀来知县吴永去25里外的榆林堡迎驾。慈禧见吴永“衣冠来此迎驾”,“犹不失地方官礼数”,感慨万千,大吐苦水。此后吴永大受慈禧宠爱,很快就有上谕让他办理前路粮台。无奈慈禧很快又令岑春煊担任这一职务,吴永充当副手。吴的儒家气质与岑的匪气霸道形同水火。

《巴西现代化道路研究》

董经胜著

世界图书公司 09年7月

巴西是第三世界中最早卷入全球化、最早开始现代化的国家之一。1889年,军人发动政变,建立共和国。1930年军人再次政变,此后巴西进入以进口替代工业化和民众主义政治为特征的现代化时期。1960年代初,军人又建立了长达21年的军政权。1974-1985年是巴西的政治开放和民主化时期,到1985年,文人重新执掌政府,但是巴西经济却一步步陷入危机。

《洋务先知郭嵩焘》

孟泽著

凤凰出版社 09年4月

1891年郭嵩焘去世后,李鸿章等人上疏,请求朝廷将他的学行政绩,宣付国史馆立传,并予赐谥,遭朝廷拒绝,理由是“郭嵩焘出使外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郭嵩焘对于西方的认识有别于李鸿章,后者是倚靠西洋的坚船利炮来巩固天朝的体制与尊严,郭嵩焘则认识到西洋器物的背后有优越的制度与先进的文化,“虽使尧舜生于今日,必急取泰西之法推而行之,不能一日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