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　零

板桥的《沁园春·恨》里有这样一句：“焚砚烧书，椎琴裂画，毁尽文章抹尽名。”焚砚烧书、椎琴裂画，这大抵是文艺人士的最大绝望了吧。“钟子期死伯牙破琴浸弦终身不复鼓琴”，那是知音无觅的绝望：林黛玉焚稿断痴情，那是对爱与人生的绝望，是一个“恨”字也无法表达的幻灭。

卡夫卡在遗嘱中这样嘱咐好友：“凡是我遗物中的一切稿件（即书箱里的、衣柜里的、写字台里的、家里和办公室里的，以及不论弄到什么地方去的，只要你发现到的），日记也好，手稿也好，别人和我自己的信件也好，等等，毫无保留地，读也不必读地统统予以焚毁。”在这种如涅槃般的焚烧仪式中，或许有痛苦的灵魂将得到救赎。

排除如焚书坑儒、文字狱，或“文革”破四旧之类的被迫毁灭外，那些自我行为的“焚砚烧书、椎琴裂画”的背后，是一个个挣扎的灵魂。

明代的女画家马闲卿，擅长山水白描，但画过之后，却总是“手裂之”，不拿给人看。她说：“這怎么是女人做的事情呢？”但每每毁画之后，她还是忍不住提笔再画。在礼教与自我之间徘徊挣扎，画了撕，撕了画。每一次裂画，都是一次自我否定与自我打压。那个时代里，作为一个良家妇女，反不如薛素素、马湘兰等青楼中的女画家来得自在洒脱。

无独有偶，进士孟昌期的妻子孙氏，擅长写诗，一天，她却把自己的诗集全烧了。因为她认为能文善诗本非女人的事，此后则“专以妇道内治”。想必孙氏自小就不断听到关于“妇道”的教诲，但为何又突然坚定起来，不惜焚诗明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