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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位老外谈中外媒体差异

2009-08-10

环球时报 2009-08-10

编者按 外国人怎么看待中外媒体之间的差异?他们如何看待中西媒体在新疆“7·5”事件中的表现?本次圆桌论坛分别邀请了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首席顾问松野丰、新航道国际教育集团美籍副总裁王渊源(John Gordon)、法国驻华大使馆离任新闻官何诺、俄通社-塔斯社驻京记者丘尔金四位外国朋友,请他们就中外媒体展开了讨论。

中国媒体比以往成熟

何诺:西方关于今年新疆“7·5”事件的负面报道要比去年西藏“3·14”的报道少很多。大多数都只是从促使中国反思民族策略的角度来写。我所接触到的去过新疆的法国记者回来跟我说,他们觉得“很难受”。我记得去年他们的感觉是“很愤怒”“很担心”。因为去年他们不准去现场,而今年他们能亲眼所见。

我还很明显地感觉到中国记者越来越会与外国人打交道了。记得在2008年《环球时报》的记者问我关于金晶巴黎遇袭之事的看法,我当时声明自己并未代表官方发言,但是媒体却点出我的名字和职位,让我的领导很生气。后来他们逐渐明白处理这类敏感问题时的一些国际媒体规则,报道可以隐去姓名,“法国的一位中国通”之类的以保护消息源。

松野丰:我看到中国媒体,包括《环球时报》、CCTV,都有专题报道指出热比娅拿的照片是假的,以此来进行反驳。对这一点,我很欣赏。我看到中国媒体正在做出努力和改变。但由于外国人总觉得中国媒体都带有官方色彩,不管中国媒体如何说,都像为政府辩护。中国媒体在西方并未受到完全信赖。我想中国媒体应该大力研究如何取得西方的信任。

丘尔金:我所感受到的变化很多来自去年奥运会。为了准备奥运会,中国把很多事情提高到国际标准,中国媒体更专业、更开放、更透明了。我想这与中国整个社会的发展相关。

俄通社-塔斯社就新疆事件写了很多稿子。俄罗斯大部分媒体所持的立场与中国媒体的立场趋同。俄自身也有分裂主义的问题,也很关注地区稳定。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大部分专家、记者和民众都持与中国差不多的立场。

中国媒体还不够严谨

王渊源:西方记者中也有懒惰的,也有不严谨的,但总的感觉,西方记者还是要比中国记者严谨些。举个我亲身经历的例子。2004年,退休后的乔丹来中国爬长城。我当美国ESPN记者的翻译同行。我们看到中途乔丹停了几次,都喘不过气来。第二天,中国媒体都说乔丹比别人都快,无愧于“飞人”的称号。这不知道是提前写好,还是为了迎合观众和读者的希望。

还有一次,我去首都体育馆观看中国流行歌曲排行榜颁奖典礼。售出的票上指明歌星出场却未到现场,于是底下一片“退票”的呼声。第二天,我看报道却说观众很满意,“善意的口哨声响彻全场”。

这些在我看来是没有必要的不真实因素。这无疑损害了中国媒体的公正和客观。可能这与中国媒体喜欢正面报道有关。不过,我相信中国媒体应该会越来越严谨。

何诺:2007年有一次法国驻华大使馆举行新闻发布会,我们的一位领导前一天没睡好觉,头发显得挺乱的。去参加发布会的中国记者于是就将他的倦容解读为工作很努力,很辛苦。据我所知,他们没敢问,不自觉地从美化领导的角度去想象了。当然这种“美化”被采访者的写法在法国也有,他们期望下次还能继续采访。

松野丰:中国媒体报道常常是“从上往下”的视角,告诉读者这个事情是这样,你们一定要相信。从外部看,中国民众接受了媒体的看法,并发出一致的声音,这非常令人担忧。因为很可能一致的方向是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这在日本有着惨痛的经历,在二战期间,《产经新闻》《朝日新闻》等各大媒体都没有任何反战声音。媒体的责任是发表不一致的观点,反映各方的利益,这点中国媒体做得还不够好。

中国媒体担负更多的国家使命

王渊源:美国媒体是商业机构,更多追求商业利益。他们也有不同的政治立场,并不代表美国政府。例如,CNN评论员这么骂人是不对的,代表他的无知。但中国人会认为他是代表CNN,代表美国政府,所以反应激烈。我认为,你可以回骂他,选择不看CNN,甚至可以要求CNN不用这个人。这人之所以说极端的话,在我看来是为了让节目有意思,增加收视率。他只是一个评论员而已。

美国媒体喜欢负面报道,美国人也批评负面报道不具有代表性。其实媒体也有错误,并不代表整个国际社会的看法。中国人的感情不要那么容易受到伤害。中国人对国外的报道不要太敏感。

中国媒体担负了更多的民族和国家的重任,想帮助中国强大起来。大部分美国媒体和记者的使命,跟国家没有什么关系。但并非所有的记者都能做到。中国记者总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在做记者。而美国记者不会说自己是作为一个美国人在做记者。

松野丰:日本媒体就是做生意,喜欢故意寻找噱头,并不代表民意。一个中国年轻人问我:“你觉得日本的新闻报道是正确的吗?”这样的问题很奇怪,媒体只负责事实报道,并不负责观点对错。我想这是中日媒体的差别之一。中国记者一方面要注意国家的立场,一方面又要实践新闻报道的专业精神。

中外媒体也有相似之处

何诺:我发现一些中国记者非常聪明,他们写敏感话题,总会绕着说。比如《环球时报》就常常引用外媒的方式来说。法国记者也有不敢说的时候,这往往是一些记者不想放弃已得的好处,而一些与权力有密切关系的法国记者也不敢批评报道。

丘尔金:我觉得中俄记者从职业上来看大的差别没有,有的差别是跟民族特点有关。我们也有政府媒体,持政府立场,和你们的党报一样;也有一些民间媒体代表其他势力的利益,如寡头、党派等的利益。

松野丰:现在冷静想想,去年初的“毒饺子”事件,只是一个犯罪问题,而不是一个外交问题。而中日媒体却让民间敌意情绪高涨,这点是中日媒体都必须改变的。

“5·12”大地震的时候,中日媒体在报道上就达到前所未有的一致性。他们都客观报道了受难者的哀伤,对日本救援队的感谢,政府的救灾行动等。这是很好的例子。多做一些正面的报道,不要集中负面消息,这样可以促进两国了解,减少中日民众的误解。▲(本次对话由杨婷婷主持、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