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万里

一个半世纪前，林则徐、魏源等人在鸦片战争中国惨败之后提出了“睁眼看世界”的命题。经过百多年的启蒙、斗争与发展，21世纪的中国已经深刻地融入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进程。在这个时候，笔者再次呼吁“放眼看世界”似乎有些奇怪。事实是，面对今天伴随“中国崛起”扑面而来的各种外交难题的时候，中国学者往往只空谈理论和战略，一遇到现实的具体问题就哑口无言、束手无策。

新疆“7·5”事件引发的国际社会的反应已然是中国外交当务之急。在这个事件上最先挑起事端的并不是人们最担心的美国，而是土耳其，然后是日本、澳大利亚，随着热比娅的四处窜访，接下来恐怕还会有某些欧洲国家。面对土耳其这个在布热津斯基《大棋局》当中列为二等的“地缘支轴国家”的时候，学者们立即遇到了“书到用时方恨少”的尴尬。全中国竟然很少有学者能清楚地论述土耳其这个“二等战略支轴国家”与中国“过不去”的细节和诸多来龙去脉。相形之下，美国东西方研究中心近期发表了一份长篇研究报告，却详细论述了中国与土耳其关系中的维吾尔因素，作者是以色列海法大学的教授。如此及时、有针对性并为我所急用的研究竟然来自一个老外，不能不让人汗颜！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当前一系列问题上亮起红灯的澳大利亚，去年“3·14”事件之后的法国，甚至在学界不算冷门的日本。热比娅和达赖之流在这些国家的政府与社会关系结构中找到了四处窜访的空隙，而我们的国际问题学界却不能提供有效的智力支持，只能坐视外交上处处被动应付的局面。

外交实践急剧上升的知识需求与学术研究的供应短缺造成了当下学界的困境。除了达赖问题、热比娅问题之外，还有金融危机背景下的资产安全与贸易保护主义问题、中国企业“走出去”与海外公民利益保护问题、“三种势力”与西北安全问题、气候变化与后京都议定书问题、东亚经济合作问题、海洋权益保护问题、阿富汗与巴基斯坦的反恐与稳定问题、朝核问题、苏丹达尔富尔问题等等。在这一长串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清单面前，中国学者几乎都很少有人研究，处在国际话语的边缘。

从历史的角度看，出现这种尴尬局面有其必然性。一百多年前，带着救亡使命的“看世界”主要表现为首先是面向英美学习民主和国际法，之后转向学习苏联模式。改革开放之后，“欧风美雨”再度袭来，拷贝美国国际研究界，“三大主义式”的论文在学术期刊上泛滥成灾。

从中国外交的实践需求角度看，这种尴尬局面也有其客观性。在救亡图存和发展改革的时代，中国外交更多地处于被动、防御的状态，只能应付最有威胁性的主要矛盾。新中国外交，从“联苏反美”到“联美反苏”，甚至包括“文革”期间，都把注意力集中在苏联和美国身上。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美国研究自然成为“重中之重”。

过去一百多年，中国人“睁眼”实际上主要盯着最强的大国，往往是透过美国或者苏联的角度“看世界”。进入21世纪之后，大量的新问题都出现在过去相对忽视的地区和领域，如中国企业“走出去”最多的非洲、拉美、中东，对中国“崛起”最敏感的周边国家等。同时伴随着信息的透明化和国力的提升，公众对外交的关注度和期望值也在上升，这些新问题也成为外交不得不关照的“核心利益”。

崛起中的中国外交要求学者们的崛起，即回归学术研究的“中国关怀”，以自己的眼光关注中国、世界以及中国与整个世界的关系。在这样的大时代背景下，中国学者的崛起必须超越被动、跟随乃至盲从的“睁眼”阶段，以更加主动、宽广和全面的眼光“放眼看世界”。▲（作者是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