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正大

一

下了公交车后,时不时地摸摸衣兜里妻子从美国寄来的信,我兴高采烈地往白莲住的地方走。我走得很快,隔几步竟然像孩子似的蹦起来一次,嘴里还断断续续地哼着流行歌曲。

正是晚秋的初夜,天气渐凉。街边的霓虹灯尽管依然是闪闪烁烁,但不再像夏日那样迷离,显得清爽。路上仍旧是车流如水,只是这水流要比热闹的时节细了一些缓了一些。路旁的行人也稀少起来,给人一种略显冷清的感觉。

今天比平时下班晚。我上班的那个超市近些日子在筹备五周年店庆,作为美工的我手头活挺多。各个摊区的布置都要重新设计重新制作,所以最近我一直很忙。不巧,由于线路故障我们那一片儿下午停电,足有两个多小时,赶完任务都快八点钟了。

因停电而闹心的时候,有人喊我,文哥,你老婆来信了。我接过那封四周是蓝色花纹的信一看,确实是妻子武婷婷写来的,寄自遥远的美国遥远的加州遥远的一所大学。信是两页,一页是婷婷的客套话,劝我爱惜身体,多强化英语听和说的能力,有机会早日出国之类。一页是她写给我所在的太和区法院同意和我离婚的几行字,下面署有她练过多年的潇洒的签名。同武婷婷离婚是迟早的事,意料之中,我一点儿也不觉得痛苦,反而有种解脱的愉悦。

收到婷婷的信之后,我因停电而郁闷的心,真的轻松起来。

我想,应该把这个消息尽快告知白莲,她一定一直在等待这个消息。没有给她打手机,我要当面告诉她。这时手机响了,我就自作多情的以为是白莲打来的,心想我们之间确实存在着心灵感应。实际上是办公室小张打来的,通知晚餐店里要免费提供一份盒饭。我说晚上有应酬,就别带我的份了。写完了物超所值四个美术字,得意地自我欣赏了几秒钟,洗过手,把信揣进裤兜,我就乘公交车往韩国街方向来。

那一晚,我一门心思地要找白莲。

没有必要和大家隐瞒,白莲是歌厅陪酒的小姐。但她还是我的亲密朋友,我们是如何结识,又是如何增进感情,这是后话,慢慢的都会有交代。

远远的望见她所在KTV的霓虹灯招牌,我开始给白莲打电话,一直无法接通。打了有十次,都是如此。不用问她肯定在歌厅。包厢里的手机信号差,经常是无法接通。可我来到她店里的大厅,领班说她没过来,令我有些失望。领班身边那些陪唱小姐们懒洋洋地坐在沙发上,花枝招展,穿着暴露,散发着浓烈的香水味。她们都暧昧地望着我,弄得我反而感到浑身不自在。有一个穿旗袍的高个子,似乎认识,站起来扭着腰身走向我,捏着嗓子说,我陪你呗,文哥。我无动于衷,只微微动了动嘴角,算做示意。她觉得无趣,转身离开我。我转身离开这个叫浪漫驿站的KTV。

看来只好到白莲的住处去找她了。

白莲租的房子在繁华的韩国街北边,是六楼的一个一室一厅。楼对面有座清代乾隆年间修的白塔,标志明显,特别好找。我刚迈上单元里的楼梯,一下子想起来应该买两瓶啤酒带上去,一起喝点儿,高兴高兴,就又退出来,在楼后的食杂店买了青岛纯生,一手拎一瓶,大步流星地上了楼。

事情就是那么奇怪,你在最快乐的时候,往往会有不该发生的事情发生,让你从幸福的顶峰一下子跌入痛苦的深渊。所谓的造物弄人!

我兴冲冲的上了六楼,用左手拿着两瓶啤酒,腾出右手,敲白莲住的朝西的房门。敲的比较重,节奏也比较快,自然是由于我兴奋的缘故,加之门又是防撬的铁门,结果对面房间的老太太受了刺激,在屋里冲我嚷别敲了。我在门前静静地站了一会儿,白莲还是没有应声。我很失望,准备下楼时仍不死心,就又转身试着拽了拽门。门竟然没锁,我有点儿喜出望外。

推门进到白莲的客厅里,空无一人。客厅仅几个平米,但布置得井井有条,颇有那种温柔女人独有的温馨气息。白莲的干净利落是她吸引我的重要方面。我又扭头瞧瞧厨房,看她是否在做饭。厨房里没有人影也没有动静。我喊了几声,白莲,白莲,没人回答,我觉得有些奇怪,还有种不祥的感觉。我赶紧告诫自己别瞎猜。见挂着碎花布帘的房间的门关着,我估计她可能又在睡大觉。这是干陪酒这门职业的小姐常有的情况。头一晚陪客人喝酒喝多了,第二天总要大睡一场。

我将啤酒放在鞋架旁的地板砖上,熟练地、轻手轻脚地穿过客厅去推房间的木门。门虚掩着,被我推开一条缝。

我的脑袋嗡的一下,好像让雷击了一般。我看见了最不愿意看见的一幕,一个光头的男人光着身子侧躺在白莲的床上,睡得死死的,发出不大不小的鼾声。这个男的胳膊和后背上均刺满了纹身。胳膊上文的是一把战刀。背上纹的是一团花花绿绿的蟒和蛇,乱糟糟地挤在一起。

我在跷起脚跟儿边悄悄后退边轻轻掩门的时候,白莲懒洋洋地在床里边坐起来,系好胸罩,要穿内衣,不经意间从门缝瞥见了屋门外正要关门的我。

我就像到别人家中行窃的小偷让主人发现了一样,当时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夺路而跑。我的大脑一片空白,下意识支配着我赶快逃离白莲的房子。紧张和慌乱中,我踢到了我放在门口的那两瓶啤酒。瓶子的质量不错,两个玻璃瓶子倒在地砖上滚了好几圈后都没有碎。冲出她家的房门,冲下楼梯,站在一楼单元的门口,我是气喘吁吁,惊魂未定。

我听到白莲在身后一连声地喊着,文哥,你听我解释,文哥,你听我解释。声音中透着十足的焦急。我不想听白莲的任何解释,晕头晕脑跌跌撞撞地往自己家里走。什么样的理由、什么样的原因、什么样的借口,能够使我理解刚才在白莲屋里看到的她和一个赤条条的男人躺在一起的床上一幕呢,那该是怎样的荒唐、肮脏、无耻和下流,我实在不敢往下想。

前后也就间隔不到半个小时,再次走在韩国街上,我全然没有了来时的美好心境。整个世界在我面前仿佛坍塌了一般,霓虹灯失去了原来绚丽的颜色,歌厅里传出的靡靡之音竟哀乐似的低沉。

直到几个月以后的今天,无论如何都想不起来,那个晚上我是怎样回到了我七楼的那个冷清的家。我的家地点不错,位于繁华热闹的太和区,靠近香火鼎盛的太清宫和大佛寺。我住的房子和白莲租的房子差不多大,不到四十平米,只是没有她的房间那么整洁那么温馨。

单身男人的家总是非常的凌乱,我自不例外。床上的被子胡乱地堆在那里,一个礼拜也许都叠不上一次。换下来的衬衣、内裤皱皱巴巴,和臭袜子一起扔在床脚,还没抽出空去洗。茶几上是不折不扣的杯盘狼藉,早餐吃剩下的半碗豆腐脑儿、一根油条和昨天晚上啃了两口的方便面,外加几截干干巴巴的葱白,都原封不动地陈列着。

进屋之后,我一屁股坐到茶几后面的布沙发上,狼吞虎咽地吃掉了那一根油条和多半块方便面。我实在太饿了。肚子里充添了一些东西,我又觉得有点渴。我拿起暖壶摇了摇,很轻,没有水的样子,又试着往杯子里倒了倒,总算倒出来半杯。我一饮而尽。

一眼瞧见茶几下面酒瓶里还有少半瓶白酒,我马上想到喝了它,索性都喝了它。看来达尔文的条件反射理论是千真万确的。借酒消愁,一醉方休。四两白酒进肚,我麻木了的思维能力渐渐恢复,俨然冻僵的蛇被温暖之后开始蠕动。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和白莲的友谊彻底告吹了,我再宽容,再喜欢女人,也不会容忍她与一个纹身的男人鬼混,而且那个男人还是秃头。

原以为单身的历史很快就要结束了,看来还只是万里长征刚迈出了第一步。一丝孤寂袭上心头。我打开电视,又从电视下面的写字台抽屉里找出一盒烟。没有必要再为白莲戒烟了。我狠命地吸着,好像要把戒了七八个月烟的损失夺回来。不大一会儿,烟灰缸里就插满了烟蒂。我特意把电视调到了没台的频道,傻子一般地望着电视荧光屏上的雪花发呆。我没有注意到窗外的秋风强劲了起来,秋雨噼里啪啦地敲打着玻璃。我实实在在不愿意去想,我又要孤单寂寞地熬过一个复一个的漫漫冬夜。后来我大概就睡着了。

睡眠真是个好东西。你在睡觉的时候,可以忘掉一切烦恼、忧愁和沮丧。不过,只要你的生命没有完结,你总要醒过来,清醒之后依旧得重新面对那些依旧存在的种种不如意。

头一天睡得很晚,情绪又特殊的坏,我在超市的一天是昏头涨脑。本来打算画一棵雪中红梅,结果还是画了三次,撕了三次。下班的时间一到,我抓起包就走。

在回家的公交车上,白莲打来电话,用比平时更温柔的声音说,文哥,晚上过来吃呗,我给你做你爱吃的猪肉炖豆角。没听到我答腔,赶紧又说,还有韭菜炒鸡蛋,我们喝点儿,你不买了啤酒嘛。本来我就生气,一听她提到昨晚的啤酒,我就更是气上加气。我说,今晚加班。没容她说话,我就挂断了手机。她又打过来几次,我一律没有接听,后来我干脆关掉了手机。

在大佛寺站下车,我脚步沉重地往家的方向挪去。或许我提前衰老了,近来特别害怕孤单,也就特别不愿意回家。想找大学同学聚一聚,觉得在一起也没什么话说。人家都春风得意,当官的当官,挣钱的挣钱,而我要地位没地位要钞票没钞票。去看电影,实在没什么好片子。思来想去,没有好去处,只好回我那杂乱无章的高在顶楼的小窝。上楼之前,我买了三瓶二两装的北京二锅头、两包花生米和一大包非油炸的方便面。

我进屋先烧了一壶水,泡上面,然后打开电视。看了几个频道,都不感兴趣,就又习惯性地调到了无台的频道。荧光屏上满屏的雪花,伴音是滋拉滋拉的杂音。这古怪的习惯是我受恐怖片的启发,刚刚学会的。打开一瓶二锅头,我嘴对嘴地喝起来,时不时地就两粒花生米。

这种二锅头度数很高,喝起来很辣,咽到嗓子里很刺激。斜躺在软塌塌的沙发上,二两一瓶的小二锅头,不知不觉我就喝光了。一瓶不解劲,随手我打开了另一瓶。喝着喝着,看到堆满墙角、大大小小、各种形状的空酒瓶,我的眼眶里竟浸满了泪水,还夹杂着低声抽泣。我无意中看到对面一个草编的兔子,是白莲知道我属兔特意编好送给我的。我几步走到写字台前,一把抓起那个兔子,高高举过头顶,重重地摔在地板上,又甩掉拖鞋,光脚踩上去,把草编的兔子踩得扁扁的。我好像听到这只兔子嗷的叫了一声,这才解气地回到沙发上,同时自言自语道,我今天疯了,我今天疯了。

只有长期压抑、长期落寞的人才有种种离奇的举止。

我站起来,走到穿衣镜前审视自己的形象,近来我总爱对着镜子左照右照。个子还是中等但偏矮,眼睛很大但空洞无神,皮肤光滑但气色极差,纸一样惨白,全无一丝一毫的英俊和潇洒可言。闭上眼睛再想,我的工作只是超市的美工,月薪不足千元;我的妻子远在美国,离婚就在不远的将来;我中意了一个淳朴的陪酒小姐,她却和一个胳膊上画刀后背上画蛇的秃子上床。我还有什么值得自我安慰的,我还有什么值得留恋的。想到这里,我晃晃脑袋,一扬脖,喝干了瓶里剩下的白酒。

其实,尽管眼下我非常像鲁迅笔下穿长衫吃茴香豆十分落魄的孔乙己,但我还是有聊以自慰的东西。我是正规的本科大学生,而且还是研究先秦哲学的硕士生。尽管我现在成了孤家寡人,身边没有爱人也无情人,但我还有亲人,年过七旬的老母亲和一个疼爱我的大姐,她们现在生活在我的老家——偏远农村的山沟里。

二

我本是东北东部山区的孩子,父亲死得早,和母亲、姐姐相依为命。穷人的孩子大多数都自幼懂事,我亦如此。我学习刻苦,小学、初中乃至高中的成绩从来就是名列前茅。客观地说,学习这东西光靠用功还不行,我的天资也很好。

三年后的1995年对我来说是个吉祥的年份。这一年我高中毕业参加了高考,有幸成为清远县文科的高考状元。我刚好二十岁。

当县教委的车队放着音乐、燃起鞭炮、敲锣打鼓地来到我们村报喜的时候,全村的男女老少都来瞧热闹。这么多的人把我围在中间,目光注视着我,我很紧张,脸上直发烧,不知道说什么好,只低头看我穿着黄胶鞋的两只脚来回地搓动,但我的内心里是洋洋得意好不风光。

根据我自己估计的高考分数,报南京大学比较有把握。但校长和教委主任坚持让我第一志愿填写北京大学。他们希望我冒险试一把,一旦被录取,就可以改写我们清远县没有北大学生的历史。他们心是好心,可我成了一件不成功的试验品。等到高考录取工作要收尾了,我才收到了本省江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高分反而没有考进名牌高校,我躲进后院放苞米的仓房里大哭了一场。我原来是打算,拿着名牌大学的录取通知跪在父亲的坟前告慰他。告慰的话我在心里重复了好多遍,但考上一个不出名的江林大学,我没脸去跟爸爸说。

好在县教委为了补偿他们的过错,奖励了我一万元钱。学校和村委会又各补助了五千元。爸爸去世后,没有了主心骨和现钱收入,家里变得相当困难。妈妈和姐姐含辛茹苦,节衣缩食,靠养猪、养鸡的一点收入勉强维持着供我上学。

假如没有县里、村里和高中送来的这笔奖励和补贴,我的大学梦还真的难以实现。

可自打我考进大学进了城以后,我反而更不开心、更不快乐,好像革命歌曲里唱的,鱼儿离开了水,瓜儿离开了秧。看来,村东头的瞎子张说得确实准,我李学文是木命,木要生根、要发芽就绝离不开土。我只在农村的广阔天地才能大有作为。

江林大学坐落在省城的北郊,风景秀丽。东面紧靠郁郁葱葱的植物园,西面是波光粼粼的松花湖,背靠逶迤起伏的二龙山。校园中的教学楼、图书馆和体育馆等建筑虽然大半是近些年来兴建的,但多为仿古设计,古色古香,飞檐翘角的还真像那么一回事儿。校内的绿化搞得非常好,楼前楼后、路左路右,都是松、枫、杨、柳等各种乔木,绿树掩映,鸟语花香。校门前往南是一条笔直的马路,两旁是卖食品、文化用品、日用品和服装的大大小小的商店。江林大学可谓闹中取静,既适于学习又适于生活。

初到省城的江林大学,我多少有些手足无措,但还是新鲜了好一阵子。我,一个农村娃,从没亲眼见过这么多的汽车在城市马路上奔跑,也从没见过这么多的高楼开会似的挤在一块儿。就说大学的图书馆吧,小说、杂志摆满了一排排的书柜和书架,比清远县城新华书店里的书不知要多上多少倍。上课的阶梯教室,一次能装下一百多人,黑板可以升降,椅子扶手可以调节,老师在前面讲课用电脑和投影仪,既形象又省事。大学生们穿什么衣服、剪什么发型、长什么样的都有,年少气盛,风华正茂,无忧无虑,让人好不羡慕。而我,李学文,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新鲜的感觉很快就被陌生和苦闷所取代。人在城里、大学里显得那么渺小,湮没在城市和校园的人流里简直就像一滴水落在大河大海里一样默默无闻。别看周围的人拥拥挤挤,你可能一个都不认识,都不熟悉。最让我困惑的就是不管干什么,吃饭也好,洗澡也罢,乘公交车,连喝口矿泉水,样样都得花钱。一个农村孩子哪里有那么多的钱,往出掏钱的时候是真心疼啊!为节约开销,我只能限制、减少外出活动。遇上同寝室、同班同学搞聚会,我是找各种借口尽可量地不参加。几个同学在校门口的小饭店简简单单的吃一顿饭,就要三五十块钱。这要我妈卖几只鸡、大姐卖多少鸡蛋啊。

我开始变得孤独,而且是日益的孤独,加上本人读的又是枯燥无味玄而又玄的哲学专业,我是越来越郁郁寡欢、闷闷不乐。

每天我差不多总是最后一个走进学校的餐厅。没有其他同学在场,就可以买最便宜的饭菜,有时干脆就不买菜,把馒头撕成块儿硬噎进嘴里。赶巧了还能在靠近窗口的地上捡到一角、两角的饭票。如果中午买了一份贵菜,我一般只吃一半,剩下的另一半晚饭的时候吃。每到我吃晚饭的时候,师傅都下班了,食堂里只留下几盏灯,光线暗淡,四周的餐桌上散布着学生留下的残汤和剩菜。我孤苦伶仃地坐在空阔的餐厅里,咽着干巴巴的馒头,那真叫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初冬的一晚,快要期末考试的时候,食堂外面已经是北风瑟瑟漆黑一片了。我呆呆地看着餐桌上的两个馒头,没有一丁点儿的食欲,只机械地抖动着大腿。一位面目姣好、身材苗条、穿淡紫色羽绒服的女同学,端着托盘,径直坐到了我的对面。

她说:“怎么总看你穿着迷彩服啊,你毕业后想参军咋的。”

我无言以对。我心说,不是想当兵,只是没钱买衣服少啊!

见我的托盘里只有馒头没有菜,她很吃惊的神情,友好地说:“你是哪个系的,听说有不吃肉的,可没听说有不吃菜的。”

看我不好意思。她又说:“别客气,帮我吃点儿,我根本就吃不了。”

来到大学里几个月了,很少有人这么关心我。不知怎么搞的,我的眼泪忍不住扑簌簌地流下来。

就是那一天,我知道了她叫武婷婷,物理系的新生,家就是省城的。而她也知道了我,叫李学文,哲学系一年级的,是农村来的孩子。也是从那一天起,她吃晚饭就常常有意地姗姗来迟,好和我一起用餐。只要看到我,她就买两份菜,给我带出来一份。开朗漂亮的武婷婷像一缕阳光射入我灰暗的心灵深处,让我感受到人间仍存有善良和友爱。如果没有婷婷的适时出现,说不定我们这个社会就会多了一个潜在的或者发病的精神病患者,多了一起轰动一时的校园凶杀案。我真的想过,杀死几个嘲笑我的同学,以解心头之恨,还能闹个震惊全国。

放寒假了,经过火车、客车十多个小时的奔波,我终于回到了昼思夜想的老家。我给老迈的母亲买了一个电褥子,给哑巴大姐买了一块儿藕荷色的纱巾。妈妈见了我问寒问暖亲热得不得了,还一个劲儿地说买电褥子干啥,隔三差五地停电,铺上也白扯。妈妈又说大姐结婚了,嫁给前院的跛子王老三。王老三会做豆腐,大姐不用受穷。

起初几天,我呆在家里委实感到熟悉与亲切。过了三五天,就觉得还是城里好。在大学受同学的歧视不假,但冬天挨不着冻,去厕所也方便。春节一过,没等假期结束我就提前回了学校。本科后来的几个寒假,我就再没回过老家。虽然我渴望家里杀年猪时美美地吃上几顿猪肉、猪肝解解馋,但家里四处透风实在太冷了。

临别前,妈妈给我带了鼓鼓一袋子的炒板栗。我盘算着全都给婷婷。同寝室那些狗日的男生,谁都别想动,谁都别想吃。他们总是以一种不屑的眼神乜斜着我,好像农村学生个个都是贼,个个都讨厌得不得了。我确实曾偷偷听过他们的MP3,用过他们的洗发膏和洗衣粉,但我从没有拿过他们哪怕是一分一厘的钱。

新的学期,武婷婷还是经常和我在一起吃晚饭。我们总会按照事先的约定坐在同一张饭桌旁。春天、夏天和秋天,一般是餐厅里靠西边第三个窗户下面的那张桌子。透过窗子我们可以看到操场和操场四边的杨柳。成排的杨柳,春季抽出嫩芽,随风摆动;夏季绿树成荫,树影婆娑;秋季叶子透黄,纷纷飘落。冬天,我们就坐到挨着暖气的一张黄颜色的桌子旁,那里离门窗都远,感觉不到严冬的寒风。

婷婷爱听我讲读高中时的艰苦。我就毫不夸张地给她讲,星期六晚上下自习之后,我如何披星戴月光着脚丫走几十里路回家去取下一个礼拜的口粮和咸菜。徒步而不坐长途客车是因为可以节省三块钱的车票钱,光脚走路为的是省下鞋钱好去买教科书和辅导书。我还绘声绘色地给她讲,如何在寒风刺骨的三九天,站在没有窗玻璃没有暖气也就没有一丝热乎气的教室里,缩着脖袖着手背历史题、地理题和政治题,手脚冻得发麻,大脑一片空白。明知道根本不会有任何效率,但也不愿离开教室。以为多在教室站一分钟,高考时就能多得一分。

那苦读的日子,回想起来,简直就是痛不堪言的一种刑罚。

反过来,我也喜欢听婷婷柔声细语地给我讲物理学的那些知识。她说时间并非像常人所说的一成不变,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已经论证时间是可变的,并部分得到了实际验证。具体来说,就是一个系统的运行速度如果足够快,时间会变慢。宇航员遨游太空几年后回到地面上,可能再见不到他的父母,他们已经作古。他的妻子也会变成老太婆,说不定宇航员的儿子都比当父亲的宇航员的年龄大。

她还讲物理学家们认为光具有波粒二相性。光是由粒子组成的,还呈波动的特征。听婷婷讲过以后,我再看寝室的灯、路边的灯,乃至天上的星星,它们发出的光竟都由又蹦又跳的粒子束形成,好像还真的在上下震荡。

上大学的那些日子,我最有意义的时候,就是在学校餐厅和婷婷一同吃晚饭的那一段美妙时光。我总是装作心不在焉地偷偷看上她一眼。婷婷长得俏丽而不失端庄,头发乌黑烫着大波浪,随意地在脑后一扎,眼睛特有神,嘴唇小而红,皮肤细腻,戴上眼镜就更显得斯文。她的身材和嗓音都好,常参加学校的文艺演出。按理说,物理系的女生个个都该呆头呆脑,可婷婷比我们哲学系的那些女生都活泼而灵动。她是不是校花,我不能确定,但作为系花是绰绰有余。

但非常遗憾,我和她在一起的快乐时光很有限,人家毕竟有自己的空间。一周七天,我最恨星期五,因为婷婷下午该回家了。我最盼星期一,因为没有特殊情况,婷婷就会同我共进晚餐。周六和周日,我多数时间是逛街。通常自学校附近的江汉街的北头走起,直到路南端的东北大厦折回来,一家家商店装模作样地挨个参观,但从不买一件商品,空手而去,空手而归。我并非乐意淹没在川流不息的人流中,听乱哄哄的嘈杂声。我只是不愿独自一人呆在空空如也的教室或凌乱的寝室,体会那份孤独。谁不害怕孤独呢。

那时候的婷婷在很大程度上帮我消除了孤独感。只是我知道,婷婷给予我的还仅仅是同情,而绝不是那种我更期望的缠绵的爱意。

婷婷有喜欢的人。婷婷处朋友的人,叫王子彪,是体育系的一个男生。这个人足球踢得好,是我们江林大学校队的右边锋。王子彪体格健壮,膀大腰圆,肌肉发达,但有些流里流气的,在校园里名声不怎么好。同学们背地里把他的名字倒过来念,叫彪子王,简称彪子。听婷婷说,彪子他爸是军人,一个野战军的师长,归婷婷她爸爸领导。婷婷的父亲是军区的副司令员。她们两家是老相识,长期住邻居。婷婷和彪子自小就是同学,所以有些感情基础。

彪子长一头浓浓的头发,但他夏天习惯剃成秃子。彪子是我心中的情敌,所以我对秃头历来反感。

有时看见彪子骑着摩托车带着婷婷一阵风似的驶离校园,有时看见婷婷和彪子并排地走在宿舍楼下的甬路上。每逢这样的时刻,我的心针扎一样地难受,说万箭穿心也不过分。我会在心里说,典型的鲜花插在牛粪上。但我一个贫困山区的孩子,有什么资格去阻止婷婷恋爱呢。我只好暗地里诅咒,不止一次地诅咒,彪子这个王八蛋,他咋不撞死呢。

二年级的暑假回老家,帮妈妈打猪草,陪姐姐去卖鸡蛋,下河里洗澡,无论做啥,我都会时不时地想起远在省城的婷婷,特别是每晚睡觉前总想到婷婷对我的体贴和她美丽可爱的身影,自然也少不了想到社会二流子一样的彪子。我就愤愤地说,“咋不撞死他呢。”

我不幸言中了。

大学三年级开学没几天的一个晚上,我刷了牙洗了脚躺在床上,翻看一本婷婷借我的《读者》。班长风风火火地闯进我们寝室,跟我下铺的同学老黑说:“你知道吗?咱学校出事了,彪子骑摩托车撞死了,听说后边还带了一个歌厅的小姐,但小姐没死。他刚唱完歌喝了不少啤酒,在塔湾儿那儿跟一辆大货撞上了,浑身全是血,尸体还搁在安贞医院呢。”

我有种幸灾乐祸的快感,但很快想到了婷婷。我赶紧穿上衣服就到了婷婷宿舍的楼下。门卫用对讲机问过她寝室的女生后说她不在。我又赶往安贞医院。彪子的父母和朋友聚在一起,议论着什么。婷婷神情严肃,独自坐在外科走廊尽头的椅子上低头不语,一副孤立无助的神态。我悄悄坐在她的旁边,不假思索地握住了她的手。

我头一次握住婷婷的手,柔软而冰凉。她手掌冰冷是因为彪子死了而悲痛的缘故吧。婷婷把头靠近我的肩膀,低声地抽泣。我木讷地坐在那里一动不动,没有说也不会说一句安慰她的话。我只用我粗壮温暖的手握紧她那纤细冰冷的手。

婷婷体会到我从不曾也不敢表白的那份深情了吗?

从此以后,婷婷与我的感情有了升华。她对我好,不再只是城里女学生对一个农村男学生的同情。我也对自己做了调整,尽最大可能地改变以往自卑、内向的性格。我还开始注意自己的仪表,—改过去的颓唐和萎靡。为了让婷婷知道我除了物质上贫困之外,精神上是富有的,我开始口若悬河地给她讲叔本华和尼采,所谓的悲剧和意志;讲弗洛伊德和荣格,所谓的潜意识和里必多;讲萨特的存在主义,所谓的他人就是地狱,他人就是我们的一个约束。我还给她讲中国的本土哲学,什么老庄的避世与出世,什么儒家的入世与中庸,以及佛教的轮回与因果报应之类。

在图书馆、自习教室和操场看台上,包括学校餐厅,我都给婷婷讲过哲学。婷婷和我习惯并肩而坐,她的两只手握紧我的一只手,小花猫似的依偎着我,忽闪着那双大眼睛,总是听得津津有味。

一个多么令我心动的姑娘啊。

大学的第四年可谓是我生命中的华彩乐章。我和婷婷正式以恋人的身份出现在校园里,引来许多同学的羡慕和嫉妒,极大地增加了我的自信。其实我的长相还是很不错的,浓眉大眼,四方大脸,体形匀称,缺点就是口音重了一些,嗓子有点儿沙哑。

人在春风得意的时候常常会诗性大发,我写了几首新诗和古体诗,全部发表在校刊上。一次在图书馆门前,我将印着我作品的校刊自豪地递给婷婷。她看得非常投入,还抑扬顿挫地读起来,让来来往往的同学有些莫名其妙。

这一年国家实施村村通工程,老家安装了电话。十天半个月,往回打个长途就知道家里的情况。回家的次数少了,了解的事情反而多了。只是每次和老娘通过电话之后,我总要难过一阵子。妈妈不是告诉我姐姐又挨王老三打了,就是唠叨自己的胸口疼。我有时就恨自己为啥生在农村,生在山沟里。农村看来不仅生产粮食,也生产贫穷、生产疾病、生产苦恼。

自己毕竟是从山里走出来的,到什么时候也忘不了母亲和哑巴姐姐的养育之恩。我大学的学习成绩还是像小学、中学一样,数一数二,总能获得奖学金。只是由于我性格孤僻,同学关系处理不好,极少参加各种活动,经常是一流的分数,二流的奖学金。大家评的,你没办法计较。当奖学金发到手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就往邮局奔,自己留下一百块钱,好请婷婷吃顿饭看个节目啥的,其余的全部寄回家,让老母亲买种子、化肥和治胃病、心脏病的药。

在1998年国庆节的前一天,婷婷请我在校门口对面的一个酒吧吃饭。酒吧里节日的气氛很浓,墙壁上挂满五颜六色的饰物,彩色灯串明明灭灭,轻柔的音乐弥漫在周围。我们两人就着干果,喝了两瓶长城干红。我喝得要多一些。婷婷的小脸红扑扑的,水汪汪的大眼睛一眨一眨。婷婷和我相约同时考研。她还凑近我的耳边悄悄告诉我,如果我们双双录取就登记结婚,说完竟在我的脸上吻了一下。唉呀,当时我真有一种被幸福冲晕的感觉。

也许是对爱的憧憬,也许是对婚姻的渴望,我们两个相当认真地准备起研究生考试来。她学物理,我学哲学,一理一文,正好可以取长补短。自打决定考研以后,婷婷帮我复习高等数学,我帮她复习政治理论。我们共同强化英语,单词语法阅读和听力,再分头突击专业课。到年初全国统一研究生考试之际,我们两个可谓胸有成竹。成绩一公布,我和婷婷考得都很理想。结果,她考取了量子物理的硕士生,我考取了先秦哲学的硕士生。稍微有些遗憾的,就是我录取的学校是江林师范大学,而她仍在本校。

最后一个本科毕业后的暑假,我回了趟老家。村子变化不大,进村的那段土路还是那么泥泞。砖房多了几户,我家的房子因而显得越发低矮。人们不似过去那般麻木,看上去清闲了一些,也神气了一些。当然山里还是和过去一样的寂静,空气是一样的新鲜。我推开自家的木栅栏门,母亲颤颤巍巍地迎出来。她老人家更加衰老,脸上的皱纹又密又深,老眼昏花,腰弯得比前几年更加厉害。我的心猛地沉了一下,眼泪含在眼里。哑巴大姐自我回来后,每天都来给我送小豆腐,拉着我的手就不愿撒开,还比划着说她准备把妈妈接过去住,王老三同意了。

这一回,没给老妈和大姐带礼物,是怕我选的东西她们相不中。我分别给了妈妈和姐姐二百元钱。这钱是回老家之前婷婷硬塞到我兜里的。在家里住了不到十天,我就返回了省城。我说不清是自己厌倦了农村,还是离不开婷婷。虽然还没有结婚,想女朋友就想得这么厉害,看来我肯定是娶了媳妇就忘娘的不孝儿了。

在研究生没报到以前,特意选了一个周五,婷婷请我最后一次在江林大学一起吃晚饭,当然这不是散伙饭,而是加深感情的聚餐。还是过去四年里总去的那个餐厅,还是过去四年常坐的那张桌子,还是和过去四年一样周围空无一人的时候。

婷婷比平常多打了几样菜,有我爱吃的韭菜炒鸡蛋、红烧肉豆角炖粉,也有她喜欢吃的西芹腰果和一小盆麻辣烫。婷婷从家里拿了一瓶茅台酒,还细心地带了两只玻璃杯。我们没有像以往那样并排坐在一起,而改成了面对面。这样的坐法更适合两人喝酒,也很适合我们用目光交流。

环看餐厅周遭空荡荡的桌椅,再望望窗外正有一群学生在踢足球的操场,我百感交集。举起酒杯,强忍住泪水,我略带哭腔地说:“婷婷,将近四年的大学生涯,是你给了我莫大的物质支持。我一个农村穷学生,饭量大,又困难,要不是你经常帮我买菜买饭,我可能早就饿得挺不下去,卷起铺盖卷儿回清远老家了。我感谢你,敬你一杯。”说完,和婷婷碰了一下杯,我咕嘟就干了一大口。茅台酒火辣辣地流进嗓子眼儿,使我热血沸腾。

婷婷慈爱地看着我说:“赶紧吃口菜,压一压酒。这酒劲儿大,但不醉人,过一会儿就好。但也别多喝,你平时不怎么喝酒。”

我往嘴里夹了一块儿红烧肉,再次端起了杯:“婷婷,你让我再敬你一杯。你还给了我莫大的精神安慰。俗话说,穷在路上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我从偏僻的小山沟考进江林大学,一个穷光蛋,同学们都瞧不起我。其实我还不稀罕来呢,你知道,我是清远县的状元,本可以上南京大学的。我一直很苦闷。如果没有遇到你,我真的难以想象我是否会读完大学,说不定读不完大二,我就精神崩溃了。我无论如何得再敬你。”咕嘟咕嘟,我又喝了大大的一口。

婷婷也端起了酒杯。她撩了一下额头上散下来的一绺头发,轻声地说:“学文,你别太客气,也不用自卑,其实从你的身上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你的那份聪明,你的那份刻苦,尤其是你的那份淳朴那份真诚,在当今的年代已经很难寻得到了。和你相处了这几年,我也很高兴。来,我敬你一杯,你可以象征性地喝一口,你喝太多了。再有,我们的约定依然有效,找个时间,我们去办结婚登记吧。”

跟着婷婷我又喝了一大口,就有些不胜酒力,觉得天旋地转。但酒确实是好东西,酒壮熊人胆。我双眼直勾勾地注视着婷婷,我头一回认真地欣赏她那飘逸的秀发,有棱有角的脸颊,玉一样白的牙齿和玉一样滑腻的肌肤,我甚至还看到了她微凸的胸部。

坦白地讲,那一天在大学餐厅喝完了酒,婷婷把我带到了她自己住的一所房子,太清宫东边一座旧楼房的顶楼,就是现在我住的七楼的一室一厅。走进婷婷干干净净的房间,弥漫着淡淡的法国香水的味道,我似乎受到了某种诱惑。借助一斤茅台酒的力量,我将同样醉意蒙癤的婷婷抱上床。紧接着,两个青春男女便顺理成章地冲破了双方一直理智地固守的那道防线。

婷婷娇羞地倚在我的胸前。我轻轻地抚摸她光滑的肩背和胳膊。不知怎的,我的眼睛湿润了。

三

我热切盼望着和婷婷登记结婚的时刻早日来临。我以为那将是快乐的开始,可事实上那将是快乐的终结。

婷婷和我满怀信心地开始了硕士研究生的学业。大学比高中的压力轻很多,研究生比本科生的课程还要少。她在江林大学,我在江林师范大学,二人都觉得很轻松很自在很愉快。开学后没几天,婷婷便同我商量,很快就是1999年的9月9日,共有五个9,这样的吉利日子不多见,在那天去结婚登记吧,预示着我们会健康永久、爱情永久、真情永久、婚姻永久,最后是幸福永久。对婷婷的提议,我当然是发自内心地愿意。

那一天,在太和区民政局我们顺利地领取了大红的结婚登记书,我和婷婷成为了合法夫妻。

往回走的路上,想起了村东瞎子张说的话,我自言自语道,净扯淡,都登记了,还说我们没有姻缘。婷婷问我,说啥呢,扯淡扯淡的。我没回答。那是暑假回农村老家时,有一天闲着没事,我让张瞎子给我算算婚姻。他问了我和婷婷的名字和生辰,摇摇头说,命不该合呀。我问为什么,他歪歪脑袋慢吞吞地说,她姓武,你名文,文人和武官的脾气禀性都不合。再者她是金命,你是木命,二人相争,一定是你败,金必克木。当时我就想,一个瞎子就知道瞎说。

月底的一个晚上,婷婷父亲的司机来接我们去家里吃饭。这是我第一次去见婷婷的父母。她父母住市区东郊的一栋二层的别墅,环境清幽,依山傍水。院子里栽着几棵果树,还有块儿对城里来说就算挺大的菜地,种着水灵灵绿生生的大白菜、大萝卜和大葱。

她爸爸正在给一畦畦的青菜浇水。见我们走进来,婷婷的父亲赶紧放下手中的水管儿来迎接。这是一位慈祥而威严的长者,短发花白,身穿褪了色的军装。

他打量了我一会儿,就拉着婷婷的手乐呵呵地说:“眼力不错嘛,怪不得连我们长辈的意见都不征求。”婷婷的父亲又转过身来对我说,进屋坐,小伙子,叫什么文来着?”

我局促不安地说:“学文,李学文。”

婷婷的爸爸又喊:“老李,快出来,见见你的一家子,你的女婿。”

老李是指婷婷的继母,过了老半天才从楼里出来。婷婷的继母个子不高但长得挺年轻,衣着得体,还算漂亮,就是看起来冷冰冰的。

晚饭是纯礼节性的,很简单。我们四人喝了点儿红酒,夹了几口菜,就草草吃完了饭。晚饭要结束的时候,婷婷的爸爸说:“老李,你给孩子们拿5万元钱,就算我们老人的一点心意。“婷婷的继母从客厅南面的书房里拿出那笔钱,很不情愿地递给了婷婷。

有了这五万元钱,婷婷和我找了一家公司简单地装修了一下房子。从来没拌过嘴的我们,居然几次出现不一致,甚至还吵了一次。都是因为些顶灯的款式、窗帘的图案、茶几的颜色和地板革的价格等鸡毛蒜皮的小事。我们还新添置了彩电、冰箱和全自动洗衣机,买了几身衣服,最后剩下不到一万元钱。

婷婷和我明知人多拥挤,也在国庆长假去了辽宁的大连旅游观光。我们兴高采烈,形影不离,充满了对新生活的渴望。我们游金石滩,登白玉山,走滨海路和星海广场,逛大连商场和秋林公司,参观植物园、极地馆和贝壳馆。在这个美丽浪漫的海滨城市,我们照了一大堆照片,买了一大堆时装。七天后,我和婷婷高高兴兴地回到省城。我们的家庭生活正式开始了。

接近四年的大学生涯,婷婷和我一起吃晚饭、一起复习考研,那时候的我们可以说是相处默契,感情基础在临毕业前已经变得非常牢固。但吃饭和学习毕竟不是生活的全部,感情的投注也会随时间的变化而发生迁移。婷婷与我组成小家庭以后,总是摩擦不断,争吵不休,相互磨合得竟然十分艰难,而且最终都没有真正相互适应,直到她去美国留学。

现在分析其原因,就是我来自偏远的农村,家庭条件极差。而婷婷生在城市,是城里都不多见的高干家里的千金小姐。这种城乡的碰撞,地位的悬殊,文化和观念的差异,注定我们迟早要分开。钱钟书先生说过类似的名言,婚姻是一座围城,外面的人想进去,里面的人想出来。和婷婷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以后,我才感悟到钱老先生对于婚姻的深刻的洞察力。

婚后从一日三餐的早餐开始,我和婷婷就有分歧。结婚之初,我每天早晨都兴冲冲地跑下七楼,到附近的早市去买油条、豆浆或豆腐脑儿。七点钟之前我把一切都准备好了,再哄小孩一样的喊婷婷起床。她躺在床上穿着内衣,睡眼惺忪,看见我辛辛苦苦买来的东西,一点儿都不以为然,反过来还挑三拣四。她一会儿说早市上的油条都是剩油炸的,这种食物致癌。她一会儿又说小摊上的东西不能买,加工器具和加工过程极不卫生,吃了容易拉肚子。既然婷婷不愿吃买的,我就学着自己做。不到六点钟,我就起来做面条、蒸鸡蛋糕,可她却叨叨咕咕嫌我吵醒了她,连个安稳觉都不让睡。这也不行那也不是,总之,我怎么做都是错,只好不买不做也不吃早餐。

一年多过去了,她很适应,我却在体检时检查出了胆囊炎。

中午我们各自在自己的学校食堂用餐,所以相安无事。但因为晚饭,我和她也总发生矛盾。婷婷自小娇生惯养,不会做饭,但她也不让我做。她说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扎着围裙下厨房,让人笑话,也显得男女不平等。我们常年就在饭馆吃晚饭。那要多大的开销,我一个农村长大的孩子,心疼啊。小饭馆吃一顿饭的钱,足够自家做一个星期的。这时婷婷也不再管小吃铺干净不干净了。有时她还喊来要么初中、高中,要么大学、研究生的同学一起热闹,吃饱喝得以后还要去跳舞蹦迪或唱一通卡拉OK。我简直受不了她和她的同学如此经常的疯狂消费和如此疯狂的举止。婷婷她们有时候一个晚上的花销就是我老妈辛苦一年才养大的一头猪钱。

我们白天有矛盾,晚上也有纠纷。晚上快入睡时,她会埋怨我来回翻身翻得太勤。第二天早起她又会埋怨我睡觉时的呼噜打得太响。她就不说她半夜咬牙咬得多么恐怖,让我浑身起鸡皮疙瘩。她总说我牙刷得不干净,口臭难闻。她还嫌我洗澡次数少,一身汗酸味。听婷婷的语气,我根本就不是一个研究中国古代哲学的研究生,而和工地那些砌砖拉水泥刮大白的农民工没有什么区别,一样的一无是处,一样的一无所长。

这时我才想起老妈多次在电话里跟我唠叨的那些话,城里干部家的女孩子娇贵,咱尽量别搭边,找对象就找老工人的闺女。

我和婷婷在磕磕碰碰中迎来了千禧年的春节。婷婷还算通情达理,与我一起乘硬板火车转长途汽车,挤在返乡民工中间,不辞辛苦,回家看望我的母亲,也就是她的婆婆。大年三十那天,当我们坐姐夫套的马车回村后,关系近的乡亲们三五成群地来我家串门。他们早就听说我老李家的这个研究生娶了一个军区副司令的女儿,有文化还有模样。街坊邻居都说人家老李家的祖坟是冒青烟了。我五年前整个清远县高考考第一的时候,他们也是这么说的。

老娘、哑巴大姐,包括姐夫王老三,见我领回这么一个好看的媳妇,那真是眉开眼笑,笑得都合不拢嘴。妈妈让王老三现杀了一口大肥猪,又灌血肠又炖酸菜。大姐在一边儿则忙着焖大米饭蒸黏豆包。妈妈眼睛里闪着激动的泪花,高兴地说这回家里人全了,好多年都没这么热闹了。吃年夜饭的时候,姐夫一瘸一拐地戴着皮帽子和棉手套,在自家院里放了一挂一万响的鞭炮。噼噼啪啪的响声,把本已喧闹的山村搞得更加火爆。

天已漆黑,几颗星星挂在夜空,冻得直眨眼睛。

饭后,我们娘儿几个抱着叠好的黄表纸和元宝,去村东高岗南边的坟茔地给爸爸上坟,以示祭奠。我爸是我初中毕业那年得了怪病故去的,快有十年的光景。姐姐和我先是用铁锹给爸爸的坟上添了一层新土,然后一起跪下来,在石碑前虔诚地磕着响头。我几次拉站在身旁婷婷的手,想让她也跪下来,算我对爸爸有个交代,可她死活不肯。妈妈就在我身后站着,一切都看在眼里,满脸满心的不高兴。但我也不好同婷婷当场吵架。妈妈一定在想,城里的女孩子简直都比不上我们农村的狗,白有那么高的文化,连尊敬老人入乡随俗都不懂。

婷婷不给我死去的爹下跪磕头这件事,让我娘心里特别不舒坦,她老人家没和我们言语一声,扭头就先回了村。以后的几天里,对婷婷表面上还热情,问寒问暖问这问那,但心里有了隔阂。

这件事让我也觉着非常别扭。你婷婷是城里高干家的孩子不假,但你就是英国王妃戴安娜,不还是我媳妇嘛。你在咱自己的小家里瞧不起我,数落我,也就罢了,我也能忍,可当着我妈、我姐还有外人王老三的面,给我爸爸下个跪磕个头,能死啊,怎么就不给我学文这个面子呢。总之,这为我们关系的恶化埋下了隐忧。

我和婷婷正月初三就从清远老家回到了省城。

一天,我俩拿着从农村带回来的松蘑、栗子和榛子,准备去看望婷婷的父母。电话一联系,保姆说武司令上医院了。我们下楼打个出租车急三火四地赶往205医院。到了医院,听大夫讲才得知,婷婷的父亲是心肌梗死突然发作。经过几个小时千方百计的抢救,婷婷的父亲在当天夜里终于医治无效而死亡。

婷婷动了真情,万分悲痛,伏在我的肩膀上。握紧婷婷的手,搂住婷婷的肩膀,我这个拙嘴笨腮的人,想不出合适的话语安慰她。只是觉得婷婷的父亲好端端一个善良的人走得太突然,平常连一丝一毫的征兆都没有,让亲人没有准备,实在令人惋惜。

父亲的突然故去使婷婷受了极大的刺激,她似乎从此远离了欢笑。婷婷几次对我说,父亲一死,就觉得天空好像从头顶上塌了一个大窟窿,没有了人可以去依靠了。她还觉得生活失去了目标和意义,提不起丝毫的兴趣。婷婷对一切开始变得很淡漠很冷漠,对我也是不理不睬。我们这对新婚不久的夫妻陷入了持续的冷战状态,几乎一天、甚至一个星期都说不上一句话。

冷战迟早要爆发,只是需要有导火索来引燃。

一天晚上,和几个研究生同学吃完饭,我把剩下的软炸里脊、锡纸排骨和婷婷爱吃的西芹腰果打包带了回来。我特意起开了啤酒,斟满了两杯,准备和婷婷小聚一下。

她开始见我又买菜又倒酒很高兴,表扬了我挺能干一类的一两句,但听说菜是打包带回来的,马上就翻了脸,气冲冲地说:“李学文,你小气吝啬我不管,别让我和你一起吃剩的,你瞧不起谁呀?我从不吃剩的。”说着就把那几个餐盒一股脑儿地扔出窗外。

听她说我小气加吝啬,我勃然大怒,高声反驳道:“你有啥了不起的,不就你爸曾经是个破司令吗?”

婷婷听我提到她父亲,更是怒火中烧:“李学文,你别欺负人,过不了就散。”

那一夜我横竖睡不着,过去几年婷婷和我在一起的情景像演电影似的一幕一幕在眼前浮现。我至死都忘不了婷婷对我的好对我的恩,但我又实在忍受不了婷婷对我的漠视与歧视。

第二天清早,等婷婷一醒,我就索性跟她提出,想到师范大学的研究生宿舍去住一段时间。一夜不眠,我找出了三点理由,一是论文压力大,在寝室可以集中精力去琢磨;二是最近我烟瘾特别大,在学校可以放开了抽烟;三是我们双方分开一段时间,便于各自反省反省自身的缺点毛病。

婷婷听我主动要搬到师大去,差不多是恼羞成怒。从来都是她发号施令,她颐指气使,她说啥是啥,我俯首帖耳,我唯命是从,我点头哈腰。没想到我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率先提出分居。她冷笑着说:“好啊,学文,你个没良心的,你翅膀硬了,要分居,悉听尊便。”

当天晚上,我就住进了江林师范大学的研究生宿舍。宿舍的条件是俭朴了一些,但比预想的要好。木桌、铁床及床上的被褥都是新的。我一个人占一单间,自在而方便。在这个独立的小王国里,我可以为所欲为。我是拼命地吸烟,抽得屋子里烟雾弥漫,过足了婚后不得不一直压抑着的烟瘾。大学的时候,我一周也就抽个一两盒。现在因为看书看到半夜,一个晚上就要吸完一两包香烟。觉睡得也是非常踏实,我常常一觉睡到大天亮,不必再顾虑打不打呼噜,翻不翻身。婷婷给我买的鼾立停让我扔进了垃圾桶,再也不用吃了。

江林师范大学位于市内的闹市区,建筑风格与江林大学有所不同,教学楼和学生公寓多数是简约的现代的样式。但两个大学的操场基本是相像的,也许全世界大学的操场都是相像的。中间是椭圆形的塑胶跑道,四周是一排排的阶梯看台。每当吃过晚饭在校园里散步,走到操场的时候,望见校园中成排的杨柳,白杨挺拔,绿柳低垂,我会情不自禁地想起武婷婷,想起她那苗条的体态和俊俏的脸庞。旧情难忘啊!这时我就会拿出手机,给她挂个电话问候问候。隔个十天半个月,我也会回到她太清宫附近的七楼去住一晚,终归还是夫妻,总要享受享受年轻夫妻免不了的鱼水之欢。

2000年的暑假不期而至,意味着第一年的研究生学业顺利结束。暑假里,指导我硕士论文的教授带我去山东的一处风景名胜搞课题,我就没有回农村老家。所谓的课题就是帮助风景区管委会整理历史掌故、传说和神话,汇编成书,以吸引中外游客。教授和我、甚至管委会的同志都明白,历史的真实是次要的,引人入胜是主要的,增加游客数量进而增加旅游收入才是最最重要的。任务完成后,教授分给我三千元钱。

回到师大,我给老妈打电话,得知家里除了瘟死了几十只鸡外,一切尚好。妈妈还说,大姐盖了新瓦房,她已搬到大姐家住了一些日子,王老三别看瘸,人挺不错。我说给她们邮去二千元钱,娘说太好了,就缺钱,别的都不用惦记。婷婷慢慢从失去父亲的悲痛中走出,找到了新的目标,准备去美国留学。整个暑假里她忙得不亦乐乎。我们两个通了三五次电话,也见了两三次面。

又到了9月9日,我和婷婷结婚登记已经整整一周年。这一年间我们的结合磕磕碰碰,坎坎坷坷,苦辣酸甜,五味俱全。晚上下了课,快九点了,我请婷婷在江林大学校门附近的酒吧小聚,既是叙旧也为送别。还是我们常去的那个叫曼哈顿的小酒吧,播放着香港歌星周华健的歌曲,其中有一首是我俩都喜欢听的《朋友》。

我特意带了一瓶冰葡萄酒,是山东我暑假做课题的那个地区的旅游局送的。据说口感纯正,营养丰富。婷婷穿一身深色的西装,军人一样笔挺地坐在我对面,显得有些严肃。依然那么端庄美丽,只是消瘦了一些。我举起高脚杯百感交集地说:“婷婷,我们曾是多么好的同学多么好的恋人,我永远忘不了你对我山一样高海一样深的恩情。我们又曾是多么糟糕的夫妻,脾气秉性截然不同。也许我们只适合做同学做朋友,最好保持一定的距离,君子之交,平淡如水。不说太多了,我祝福你在美国继续你的量子物理研究,取得国际领先的成就,力争获得诺贝尔奖,实现你的理想,也为中国人争光。同时祝你永远年轻永远漂亮万事如意。”婷婷身子向前倾了倾,一只手握住玻璃杯优雅地晃了晃,抿了一口,淡定地说:“学文,我们甜蜜也好,争吵也罢,今天都不去提它。我们都很善良,也都很优秀,只是性格和习惯差异太大,所以相处得不很融洽,但我们毕竟有过美好的时光,你我现在也还是夫妻。我明天就去加州大学了,不管怎样,我还是希望你随后也到美国发展,那里的学术气氛、生活条件总要比国内强一些。”

婷婷同我碰了一下酒杯,喝了一大口,深情地望了我一眼,接着说:“我走以后,我的房子你先住。这里还有一万元钱,爸爸曾经单独留给我5万块钱,我花得差不多了,剩下这一万元钱你拿去用吧。你家里困难,用钱的地方多。”说着就从包里掏出一沓人民币来,从桌子下面递到我手里,根本就没容我客气。婷婷又把住房的钥匙递给了我。

我是个爱动感情的男人,见婷婷临别前又是借我房又是送我钱,心中涌起一股暖流,眼睛也湿润了。我在桌上的纸巾盒里抽出张纸擦了擦眼角,连忙表态,一定争取尽快办理去美国陪读的手续,在大洋彼岸让我们从头再来。

我拿出假期画的一幅婷婷的头像素描送给她留作纪念。打开画纸,我问她画得像不像。

婷婷揣摩了一会儿说:“眼睛和嘴最像,脸形、鼻子和耳朵也行,挺有神的,想不到你还有美术特长。哪儿学的?”

“小时候从五岁起就跟父亲学画画,还在县群众艺术馆参加过培训班。不谦虚地说,有一定的功底,参加过全国少儿美术大赛,得过铜牌。”我卷起画纸又用皮筋扎好。

这一晚,我没回学校住。我和婷婷在她七楼卧室的那间大双人床上鸳梦重温。大概是由于要远走高飞一隔数秋的缘故,婷婷格外地温存,出人意料地动情。我也不甘示弱,竭力展现自己的本事,还创新了几种姿势。我们两个结婚一年了,才摸索出一些彼此间相互促进的手法,才找到那种令人销魂令人飘飘欲仙的感觉。可惜为时已晚,天一亮,婷婷就要离开省城飞赴美利坚合众国了。

也好,留下点儿美好的回忆,让婷婷在异国他乡可资回味。

四

婷婷留学走了。

我重又搬进了靠近道教名观太清宫的顶楼。碎格粉花的窗帘静静地悬垂在西墙边,毛绒绒的大狗熊玩具懒洋洋地躺在墙角,婷婷和我的结婚照醒目地挂在正面的墙中央,她的几双拖鞋还规矩地摆在门口,秋日夕阳金色的余晖洒在屋里,一切还是那么熟悉那么亲切,但女主人很难再回来了。

睹物思人,回首往事,百般滋味千种思绪在我的心中起伏鼓荡。

研究生二年级上学期的课程相对少,我只选了《庄子十三篇》、《西方现当代哲学》和《自然辩证法》三门。回到家中,看得见婷婷的照片,但听不到婷婷的细语柔声,心里难免失落。我的性格是喜欢安静,婷婷不在,安静的夜晚,正好可以专心致志地读读书。

那一时期我很爱读道家的典籍,甚至有些痴迷。我从《易经》、《道德经》开始研读,一直到《黄帝阴符经》、《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和《黄石公素书》等。有时,我就胡乱猜想,自己莫非前生是一名道士,在太清宫、青松观、黄大仙庙或随便一个不出名的庙宇的中殿里,戴方形的青巾,穿宽大的道袍,轻捻一抹白须,正襟危坐摇头晃脑念念有词。

婷婷习惯在周五的半夜时分给我打越洋电话,美国和国内的时差大致是12小时,我一般在周六快中午的时候接听。每到周末我就睡得特别晚,写一阵子论文读几十页书再看一会儿电视,她打来电话的时候,我常常还在睡梦中。第一次听到婷婷远隔万水千山来自大洋彼岸的声音,我非常激动。撂下话筒很久我还在想象婷婷的模样。有时我们也偶尔在互联网上聊天,但我对网络天生的反感,后来就只通电话。我俩无论在电话里还是在网络上,谈得总是很投脾气。我就奇怪为什么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却总是针尖对麦芒互不相让。

婷婷受多年物理学的熏陶,逻辑的严谨表现在各个方面,打来的电话、发来的E-mail,每次侧重介绍美国的一个方面,大学的宽松、文明,教授的平易近人、实验设备的先进以及环境的整洁,使我对美国的了解愈来愈多。我也简要地告诉婷婷国内的形势和学校的近况。

这一年的冬天来得早,十一月还没到,已经纷纷扬扬地下过一场大雪,气温骤降。人们都武装上了羽绒服、口罩、棉手套一类的防寒装备。我住顶楼的缺点是夏天像蒸笼冬天似冷库,最难熬的就是冬月腊月。几片暖气是若有若无时有时无,仅能保证室内水池子不结冰水管儿冻不裂。

这天没课,太阳光有气无力地射进房间,估计快中午了,我半睡半醒地懒在被窝里不愿意起床。电话响了,一接是婷婷打来的。我有些纳闷,平时她一般是不打电话的。她语调低沉地说,美国刚过了万圣节,快过圣诞节了。她已基本适应了那里的生活,但就是觉得孤独。住异国情调的楼房,吃匹萨、汉堡和意大利面条,看英文说英文写英文,哪能不觉得孤单寂寞呢?她又说,自打爸爸去世,她在这个世界上只我一个最近的人了,希望我能去美国。她已经办理了有关的手续,用特快专递邮出的。

我虽然对美国不怎么感兴趣,但没有拒绝也不好拒绝婷婷。能到美国再陪陪她,可以增进我们之间曾有过裂痕的情感,同时也是她对我前些年无微不至关照的一种补偿和报答。

美国领事馆是一个临街的院落,院里种有四季常青的松柏,在一所三层的小白楼里办公。大门口排起长队,人们在刺骨的寒风中怀着近乎虔诚的心情赶来申请签证。俗话说,人往高处走。美国因为强大、先进和富裕,发财机会多多,就吸引世界各国的人纷纷前去生活或赚钱。我带着婷婷寄来的资料和我填写的表格,满怀期待地办理签证手续。签证官个子不高,但鼻子很大,蓝眼睛黄头发,看起来怪里怪气的。我有种不祥的预感。他问了我几个问题,怎么评价美国的民主,夫妻关系如何,在国内学什么等等。我一一回答。

两周后结果出来竟是拒签。我嘀咕了一句,狗日的,美国鬼子。

在电话里我把这个不愉快的消息告诉了婷婷。她沉默了一会儿说,等下次吧,总有机会。

签证失败并没有过多地令我烦恼。

同导师商量了几个回合之后,我开始提前撰写硕士论文。我确定的题目是先秦文化对当代工人阶级的心理影响。春节过后的那些日子,我只在图书馆和家里两头穿梭,通宵达旦地查找资料赶写论文。我对儒家、道家、兵家几个比较大的中国传统流派认真进行了分析,认为从民间传说、文学作品、家族遗传、社会取向等几个途径,我国的传统哲学思想有意、无意地左右着当代工人的思维,既有积极因素也有消极方面。

我还在论文中采用了弗洛姆的集体无意识理论,深受导师的赞许。导师姓安,是个学究式的胖老头。他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我国古代哲学,特别是先秦哲学的研究,就是在文革期间也不曾中断。他见解独到,著作等身,德高望重。当今的社会,如他那般潜心钻研学问不谙世事身上没有一息铜臭味的学者已寥若晨星。有什么师傅就有什么徒弟,我不仅从安教授身上学到了知识和研究学问的态度方法,也学到了他那种特立独行我行我素的处世态度。

我不仅提前积满了学校要求的学分,论文也获得了答辩委员会的一致好评,九个评委都给我打了优秀的成绩。我在2001年3月份取得了硕士学位。在安教授的大力推荐下,我来到省城的一家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这是差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工资和福利待遇很不错。

报到的那一天,天气特别地棒,风轻日丽,春风和煦,草木青青。我心情很爽,远望空中飘舞的风筝和飞翔的小鸟,快乐得想飞起来拥抱它们,融入碧蓝的天空。

很快就到了发工资的日子。衣兜里揣着第一个月的工资,自是特别的高兴。下班后我特意回到了江林大学旧地重游。绕过熟悉的教学楼,看到红墙绿瓦的图书馆,仿佛婷婷正从门口高高的台阶上和笑语喧哗的大学生们一起走来。看到灯火通明的餐厅,我心一酸,真想再到餐厅里常去的那张桌子旁坐一坐。从学校里转了一圈出来,我来到曼哈顿酒吧。老板还能记起我,微笑着向我示意。我点了一份西餐,要了一杯啤酒,听着周华健的歌曲《朋友》,格外亲切,就又想起美丽而倔强的婷婷,想她漂亮的脸蛋、纤细的手指和飘逸的秀发。

我给老家寄去了五百元钱,又和大姐夫通了电话。我大姐去城里卖鸡蛋没在家。大姐夫说今年春天雨水及时,庄稼长势不错,猪和鸡养得都挺好,就是卖不上价钱。他还让我联系个医院,说我大姐想来省里查查,为啥总也不怀孩子。他说我妈年纪大了,眼睛看不清东西,重活也干不了。老娘听说是我的电话,非要和我说两句,问我还什么时候回去,什么时候要孩子。

在婷婷的催促下,距上次办理签证半年后,我第二次忐忑不安地来到领事馆。我谦卑地站在窗口外边,小心地回答签证官的问询。女人总是比男人更善良,更友好,更善解人意。所以,这一次当我发现里面坐着的签证官是金发碧眼的美国女郎时,心里很有些底,直觉告诉我过关的可能性很大。尽管有了满意的新工作岗位,我还是觉得去美国陪读仍然是一个上乘的选择。去美国是很诱惑人的一件事情。再说,离开婷婷快一年了,我非常想尽快与她团聚。

事实证明,直觉是不可靠的。我又一次被莫名其妙地拒签。我吞吞吐吐地告知了婷婷这令人失望的消息。她说,不要责怪自己问题回答得太糟糕,美国的拒签率就是高,只能怪美国鬼子太傲慢了。

暂时断了去国外的念头,我全身心地投入了单位的研究工作。

所里年初接了一个省委的课题:“非经济因素对全省经济发展的作用与影响”。据说是省委书记亲自出的题目。所长很信任地让我拿第一稿。其实他是想摸摸我的底,看看新来的硕士毕业生究竟如何。搞这样的东西对我来说是小菜一碟,但我仍然是极认真地对待所长布置的第一项任务。掌握情况加上深思熟虑,我把课题分成三个部分,一是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二是摆脱传统观念束缚,树立全新的经济发展观;三是把握非经济因素的核心……确立科学的干部制度。我在文章中是旁征博引南北对比中西结合,有数据有分析有建议,送给所长审阅,稍加修改便呈送省委,反馈来的信息是深得领导赏识。

我很是得意了一阵子,说明我这个江林师大的研究生货真价实,绝不像当今社会上的有些人虽号称博士、硕士,实际上是冒牌货。但让我难以接受的是,最后确定执笔人的时候,我排在所长、副所长、研究室主任、副主任之后,列第五位。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在分配三万元的课题经费时,我只分得了区区的两千元。从财务那儿领来那笔课题费,回到办公室,我右手拿着那笔钱,在左手上摔得啪啪响,边拍边说,这叫什么研究所,简直比资本家的工厂还黑,比资本家的剥削还残酷还无耻。

第二天早上,我来办公室正在拖地,所长从门口喊我。我走进所长宽畅明亮的办公室。他靠在老板椅上从头到脚打量我,然后以一种领导惯有的居高临下的语气说:“小李,听说你昨天发牢骚了?”

我很吃惊,所长的耳目真多,消息传得是真快。

所长接着以教训的口吻继续:“年轻人,你刚刚踏入社会,还不适应。要知道服从组织、少说多做、谦虚谨慎是一个大学生——喔,你是研究生——的立身之本。眼下不是流行一句话嘛,不能改变社会,就改变自己。社会也好,所里也好,你都要适应。回去吧,小伙子,省里那个课题搞得不错。”

领导的谈话我暂时没工夫理解,我只关心是哪一位好事之徒打了我的小报告。室主任、副主任没有可能,他们在对面的房间办公。我们办公室还有一个硕士生、两个本科生外加一个苏大姐。这五个人当时都在,都有汇报的嫌疑。除苏姐外,有正规学历的其他四位同志都觉得我一来,成为他们晋升副主任的有力竞争对手,挡了他们往上爬的路。尤其是那个硕士最有可能,长得小鼻子小眼,看着就不地道。苏姐的可能性最小,她丈夫是省里某厅的厅长,五十岁调来我们单位就图个清闲安稳,工资又旱涝保收。她和我没有利害冲突。再说自打我来所里上班以后,苏姐对我是特别关心特别爱护。

近代史研究所和省接待办同在友好宾馆院里的一座四层楼里办公。我们全部集中在四楼。虽然楼下有时候乱哄哄的,但楼外的环境绝佳,草坪、鲜花、绿树,还有假山、喷泉、叽叽喳喳鸣叫的小鸟和水中嬉戏的红鲤鱼。外面大环境好使得办公室内的小环境也不甘示弱。所里每间屋子的窗台、办公桌和其他适合摆放的地方都摆满了花草,什么海棠、水仙、虎皮剑兰一类,颇有旧时书斋的韵味。

我初来乍到,桌子和旁边的窗台上只散乱地堆着薄薄厚厚的历史书。我家里倒是有一棵杜鹃和一盆鹤顶红,婷婷在的时候花开烂漫,现在都已枯干破败,拿到办公室来非让人笑话不可。苏姐是个热心肠。她今天送我一盆文竹,明天给我一棵月季。一天,她还拿来一个玻璃鱼缸摆在我桌子上,水里几只金鱼上下游弋摇头摆尾,让我心里暖洋洋地。看着自己的桌子上有花有鱼的,生机勃勃,就觉得苏大姐真好。

其实,苏姐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八月中秋前的一个下午,苏姐约我吃晚饭。我没多想就和她到了一家名为满庭芳的酒楼。苏姐特意预订了楼上的包房。我们点了三个菜,香煎银雪鱼、肉丝苦瓜和羊肉炖茄子,两瓶超干啤酒。苏姐一会儿夸我懂事有才,一会儿介绍家里的情况。我们喝得很尽兴也很开心。

后来又要了两次啤酒,苏姐就有些喝过了。几瓶啤酒进胃,苏姐越发显得风韵犹存。她捏细了嗓子细声曼语地说:“小李,咱俩交朋友吧。”

我说我非常愿意。

她看我不明白她的真实意思,又说:“就挑明了吧,赵厅长糖尿病就知道玩麻将,根本不顾及我的感受,你的妻子也在外国,孤苦伶仃的别总苦熬了。今晚你就上我家住吧,老赵去云南了。”

没想到苏姐竟然提出了如此的要求,我毫无准备,推说有事,慌慌忙忙就离开了包房。

从此以后,苏姐在办公室见了我有时是横眉冷对,处处找茬,有时又是含情脉脉,让我浑身起鸡皮疙瘩。不知她是变态了,还是更年期表现出的症状。

“学文,你过来一下,”刘主任亲切地在对面喊。

我有种受宠若惊的感觉,来所里半年了,这是第一次有人喊我学文而不是喊小李。肯定又有省委或政府的课题打算让我写头一稿,我猜测着走进主任的办公室。

“把门带上,快坐,学文。”刘主任略带神秘地看着我说。

“你妻子在美国留学吧,多长时间了?”刘主任边给一盆蝴蝶兰浇水边问。

“一年多一点儿。”

“‘9•11后通电话了吗?世贸中心撞得太出人意料了,本•拉登这伙人真是天才,惊世杰作啊。”刘主任又转身去浇榕树盆景。

“前天,妻子给我挂了电话。她在加州大学,美国民众只是有点恐慌,没啥大的影响。”我简单地回答。

“学文,我找你来有这么件事。所长的女婿也在国外留学,加拿大,去三年了,但前几天办离婚了。所长看你人挺不错,要才有才要貌有貌,想把姑娘嫁给你。”主任用毛巾擦了擦手,坐到椅子上。

“可我妻子虽然在国外,但没有离婚。我正办陪读呢。”我有些不高兴,又不敢直截了当地拒绝。想不到主任是在替所长逼婚。

“两口子一方出国,时间长了,没有不离婚的。你好好想想,今后如果打算在近代史所干下去,想生存想发展想提拔,全看你怎么权衡利弊了。年轻人,当断则断啊!所长说,如果你不反对,可以先见见面。”刘主任半是询问半是决定地说。

我考虑了一天一夜,第二天终于没有勇气回绝主任。我的身上确实有中国农民软弱的劣根性。先见见再说,说不准所长的姑娘还不同意呢。我自己安慰着自己。

在研究所隔街相望的满庭芳,所长夫妇和所长女儿共同请刘主任、苏姐和我一起吃晚饭。菜点得很丰盛,海参鲍鱼龙虾应有尽有,至少一千块钱。

我心里嘀咕,肯定是公款消费,先记账然后办公室来结账。

所长女儿小丽长得不丑,文质彬彬的,但脸色非常难看,很忧郁的样子,像一株枯萎的玫瑰,忧郁的近乎呆滞。整个晚上小丽没说一句话,总是若有所思,低头不语。不到一个小时,我们的饭就吃完了。

在饭店门口和所长他们分手后,苏姐走到我身边,我刚要转身离开。苏姐说:“小李,我不是那个意思。你不愿意和我处那种朋友,我不怪你,你是小老弟嘛。但我必须告诉你小丽的情况,你不了解。所长他女婿出国不归,对他们家打击可不小。那个男的家是农村的,贼困难。他和小丽在大学是同班同学,全都是所长家资助才念完的大学,出国也用了所长家好几万。哪曾想,一到加拿大,所长女婿就提出和小丽拜拜。小丽受了刺激,在精神病院住了好长一段时间呢。”

这叫什么研究所,所长不是明显地欺负人嘛,姑娘有精神病,却让我娶她,何况我还没离婚。借着刚才喝的两瓶啤酒,醉眼看着川流不息的汽车、灯火辉煌的街道和鳞次栉比的楼群,为什么总有不公平的事情发生呢,我愤愤不平而又无可奈何。

在研究所的日子开始不好过了。同事冷淡我,苏姐挑逗我,室主任挤兑我,所长刁难我。我真真正正领略到了人事关系的复杂。所里有省外调研的课题,大家都愿意去,可以借机会旅游旅游,我也有热情,但所长偏不同意我参加,说我家里就一个人,马上暖气要试水又要买秋菜离不开。所里需要选派一名同志去乡里扶贫,本来上边是要科级以上的。所长二话没说坚决推荐我,说我不仅有培养前途还熟悉农村情况有一定经验。

估计有十多天,我天天晚上失眠睡不着。思来想去,与其今后在研究所忍气吞声,还不如自己辞职再闯出一片新天地。我来了农村人特有的犟劲,毅然决然地向所长递交了辞职报告。

所长接过我的报告,扫了几眼,未加任何挽留,只冷冷地说了句:“同意。李学文,你记着我的这句话,你这种性格到哪都得四处碰壁,而且碰得头破血流。”

拽了拽领带,挺了挺胸,我一字一顿地对所长说:“我——愿——意,我愿意四处碰壁,我愿意碰个头破血流,就是碰个粉身碎骨我也愿意。”说完我来了一个漂亮的转身,雄赳赳气昂昂地离开所长办公室。

我重重地将房门关上。所长气急败坏地在里面说了句什么。

五

拿着毕业文凭、硕士学位论文和自己近来搞的课题,我开始为寻找新的岗位四处奔波。我雄心勃勃信心满怀,以为天生我才必有用。堂堂正正的江林师范大学的硕士,何愁找不到工作。我先走了官办的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机构,数十家,一无所获。无奈,我又走了大大小小的工商企业,同人事部门的人,偶尔还有老总约谈,结果依旧是无功而返。我还参加了几次全省范围的人才招聘大会,对我感兴趣的单位似乎不少,但均没有达成协议。夹着个公文包,我茫然地从一座陌生的大楼里出来走进同样陌生的另一座大楼,就像一个地地道道的推销员,费力地展示推销着自己,但总是遇不到合适的用户。

一时的冲动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冲动是魔鬼。冲动就要受到惩罚。我失望了,失眠失得越发厉害。我的眼前晃动着所长嘲笑的神态,耳边飘动着所长嘲讽的话语,有时也浮现妈妈那蹒跚的老态和期待的目光。如此一个偌大的省城,几百万的人口、上千亿的GDP、数不清的研究部门和工矿企业,竟然没有我李学文一个硕士毕业生适合的工作岗位。我恨自己,恨自己没有能力,恨自己没有社会关系,恨自己没有钻营媚上的本领,恨自己没有忍辱负重的心胸。

婷婷来电话的次数比过去少了,我觉察出了她的微妙变化。但我仍在她打来的电话里,头一回主动说想去办理签证去美国陪她。在国内没有用武之地,被逼无奈,只好远走他乡。婷婷没有拒绝。她得知我失业在家,一个劲地安慰我鼓励我支持我。婷婷到美国这么长时间,还和过去一样的富有同情心。

圣诞节前,我第三次走进美国领事馆。据说圣诞节对美国人很重要。这个时候,他们的心情相对好些,拒签率比平时要低。

同前两次比起来,我这一次最虔诚。签证那天起床后,从头到脚我是精心打扮。前一天新剪的头发,早上我又认真洗过并抹了摩丝。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穿西装扎领带,连衬衣和皮鞋也都不马虎。我还特意在脖子上挂上了一个妈妈送给我的祖传的翡翠麒麟。这是我奶奶亲手送给老妈的,据说既能驱邪还能带来好运气。来到签证的窗口前,我的心怦怦跳个不停。站在里面的签证官竟然是我第一次遇见的那个怪里怪气的小个子。

看起来就是凶多吉少!

他用英语问我,学历史的去美国有什么必要,美国的历史才几百年,何况你学的是中国古代史,出国是否多此一举。

我的大脑高速运转,搜寻着各种理由对付这个难缠的人。

他又用英语哇啦哇啦地问,夫妻之间的信件为什么这样少,是不是感情很勉强。

一时语塞,我没料到他会问这个问题。

美国佬以一种盛气凌人的口吻不怀好意地又问,这么长时间,你是如何解决性的问题的。怕我听不懂英语,他重复了sex这个单词。

听他问到涉及个人隐私的问题,分明是在刁难。一直强忍怒火的我被彻底激怒了。我用汉语大声回答:“你太不礼貌了。你们美国有什么了不起,还不是我们中国提供你们廉价的商品。恐怖分子撞世贸中心是轻的,要我就用原子弹,炸平纽约和华盛顿。”

签证官的脸扭曲了,瞪大了那双蓝眼睛,吃惊地说:“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同样吃惊的是我,因为他说的是流利的汉语。

我明白我的美国梦破灭了。我成为了不受美国欢迎的人。

我陷入了一种绝望中的孤独。这孤独比以往任何时候来得都要深都要切。

读高中的时候,生活艰难,学业负担重,但我对未来充满信心充满希望,因之苦也不觉得苦孤单也不觉得孤单。上大学和研究生的时候,由于我的性格是喜静怕闹,也由于农村孩子困难没有同富裕家庭的同学一起快乐潇洒的资本,形单影孤,离群索居,远离家乡的我尝尽了孤寂。好在有婷婷的呵护陪伴,苦中有乐,苦乐参半。

这一次,我主动辞掉了多少人艳羡多少人求之不得的研究所的工作。我辞掉的分明是到手的旱涝保收的工资待遇。这就像煮熟的鸭子在我惊愕的注视下扑扑地飞走了。雪上加霜的是,去美国与妻子团聚的希望,又恰好在我情绪最低落的时候破灭。自己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周围没有家人没有朋友,远方看不到前途看不到光明的未来。还有什么境况,能比现在的我更让人心灰意冷吗?

我的心真如死灰一般。孔老夫子似曾说过,哀莫大于心死。难道他周游列国兜售仁义和礼教,而各国君王全都不予理睬之时,也是我现在的心态吗?要不他说得怎能如此贴切。

2002年元旦后的一段日子,我的精神几近崩溃。

冬日的太阳把软绵绵的光线透过薄薄的窗帘投进卧室,落在我蓬乱的头发上。我无奈地揉揉眼睛,呆呆地看着淌了一片雾水的水泥窗台、刷了灰色油漆的暖气、到处都是鞋印的地板革,懒洋洋地坐起来,两脚半悬在床边。我侧着头,麻木地注视挂在迎面墙上的婷婷的照片,向下又扫了一眼摆在写字台上的彩电和杂乱无章的书籍。大脑中显示了一个极其微弱的信号,今天我不想吃东西了,实在没有胃口。我转过身又躺了约二十分钟,直到脑袋以什么样的姿势挨着枕头都不想再挨,才找到遥控器打开了电视。

从头至尾换了几次频道,下午的电视节目都不吸引人。我裹上羽绒服扎上围脖,百无聊赖地走在步行街上。我甚至想戴上从老家拿来的狗皮帽子,又怕过于另类而没有操作。我在麦当劳门前靠着那个戴尖顶帽子的小丑坐下来,目光呆滞地瞧着从连锁超市和百货商店中走出走进的人群。过了好一阵儿,有点儿冻脚,才发现自己没穿棉鞋,我将两腿交叉,又摘下围脖把脚腕子缠住。换了个角度,我望着街上走近走远的人流。这些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仨一群俩一伙的,要么时髦要么俭朴,穿什么的都有,有说有笑,好像生活得都非常快乐。

晚上的气温并不特别低,但肚子咕咕在叫,我在快餐店买了两个汉堡解决饥饿的问题。我又买了一杯可乐,解决渴的问题。还是店里舒服,桌椅板凳干净透亮,到处散发着洋快餐的香味。靠临街窗户的座位有一位女士在用餐,发式和婷婷的一样,大弯儿的黑发挽在脑后,脸形、肤色和体态也和婷婷接近。不知婷婷此刻在做什么?美国该是早上了吧。我了解她的生活习惯,早餐是不会去餐馆的,睡懒觉的可能性最大。她是一个人在自己的公寓里睡的吗,我找不到答案。

出快餐店时我又买了一个汉堡。天空开始飘起零星的雪花。瑞雪兆丰年,路边一位母亲模样的女同志对身旁的小男孩讲授着这句民间谚语。小时候一逢下雪,我的母亲也是这样对我说的。走进小区的红梅音像制品出租屋,我一口气选了七张美国和法国的电影碟。拿着物质和精神双食粮,我穿过灰暗、杂乱、陈旧的楼梯回到房间。屋内的电视还在工作,正在播新闻。看了看,没有重要的内容,我就去厨房打开了电热壶的开关,准备沏壶浓浓的红茶,然后就连上DVD看那些电影,直到困得两眼实在睁不开了。

没有理会我的沮丧和消沉,中华民族最重要的节日——春节缓缓走来。谁说得真他妈的准,穷人怕过节。我已好长时间没和老家联系,再不联系妈妈和大姐就该有病没病的胡乱瞎寻思了,而且也的确应该给老妈大姐她们汇点钱去。估计她们无论如何,也不会猜得到我这个堂堂的研究生失业已经好几个月了。

失业自然就拿不到一分钱的工资,我只好坐吃山空。幸好平时节俭,婷婷留给我的那一万块钱始终没有动。这回遭遇特殊情况必须动用这笔宝贵的库存了。我给大姐夫打了一次最短的电话,语言电报一样简练,就说,节前寄去500元钱,请查收。没等他想出来该问些什么,我已经把电话啪的一声地挂了。

除夕的夜晚鞭炮响个不停,午夜时分则达到了高潮。整个城市仿佛突然间变成了枪炮齐鸣的战场,成千上万颗礼花映红了苍穹。有几颗礼花挑衅似的就在我的窗前炸开。我一个人就想起了清远老家。头发斑白的妈妈和一年比一年显老的大姐、大姐夫,约莫三个人都盘腿坐在炕上,围坐在方桌旁边。红铜的炭火锅咝咝地响,猪肉酸菜粉条的香味勾起人们的食欲。冒着热气的三鲜馅水饺盛了满满的几大碗。还有炒蒜苔、蒸血肠、拆骨肉、炸丸子等摆到炕桌边上。这一切的一切让我越发感到孤独。喝了将近半斤的白酒,推一推茶几上的香肠和煮熟的速冻饺子,我蹬掉了拖鞋,歪在床上,稀里糊涂地睡着了。

电话的铃声惊醒了我,是婷婷打来的。她问我在干吗,我说睡了。她说她们几个中国留学生在唐人街的中国餐馆吃饭,大家向我问候。我说谢谢了。婷婷觉察出我的不高兴和不耐烦,就没了兴趣。我脱了衣服想好好地睡上一觉,但怎么都睡不着,索性我穿上衣服,拿起挂在东墙上的那把笛子站到窗前吹起来,曲声哀怨,竟然是——松花江上。

春节之后,我换了种形式来消除寂寞,不再采用以往那种机械的在街上观察过往行人的老套做法。我干脆揣上二三十块钱去乘公共汽车,255路或325路,通往郊区而后返回市内。往返一次大约就得两三个小时,冬天天短,跑三趟这一天就混过去了。和拥挤不堪的一车乘客一起消磨时间,就不像独自一个人那么觉得无聊,还可以漫不经心地浏览车外的景物。光那些商店招牌就够我读的,什么玫瑰大酒店、天泉桑拿浴、小王洗车房、懂你咖啡厅、老马汽车配件。中午在郊区政府门前买块烤地瓜,如果还是饿,就乘下一次公交车到郊外的三台子买几张卷鸡蛋和大葱的煎饼。几趟车坐下来我是筋疲力尽。

要上楼的时候,我便去报摊上买一份晚报和几本《读者》一类的杂志。晚报共32版,新闻就分国内、国际、社会、经济和娱乐等几大类,还有教育、楼市、文摘、博客、广告等专刊。报纸上的文章很难给人深刻的印象,在我脑海中留下些许记忆的是一条当地新闻。这篇报道讲述一个杀人犯的犯罪事实。杀人者是一个近五十岁的下岗厂长。他原来的企业生产电梯,效益挺好,自打失业后非常失落,心理开始变态。外貌老实厚道的厂长每晚都到歌舞厅找小姐跳舞,出手大方,小费一给就是一百二百的。和陪舞小姐熟悉一段时间,就领回家与之发生关系,再劫财再杀死再分尸。这个厂长前后一共用铁扳手砸死了十一名小姐,终被发现并逮捕。看完这则消息,我很吃惊这名厂长如此丧心病狂,也很吃惊小姐们的防范意识是如此之低。厂长常去的那个舞厅的名字是花之都,我一下子就记住了。

白天好过,长夜难捱。夜深人静的时候,我经常靠回忆打发难耐的寂寞。

长期闷在家里,远离人群与社会,我对时间,特别是星期几星期几的概念日益淡薄。我是农村长大的,只多少关注点儿农历。过了正月十五,到了二月二龙抬头的日子。我的心,猫了一两个月后,有些躁动不安。一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老呆在家里,窝在楼上,怎么说都不成个样子。我又开始四处找工作。但这一回,我把本科生、研究生的学历都扔在了抽屉里。到了一家单位,就说自己高中毕业,给点饭钱就成。这要求基本就是没要求,还算幸运,一家超市聘用了我。这家超市属全国连锁的那一种,楼盘很大,富丽堂皇,矗立在街脚。我在门前看到了招聘美工的牌子。我自小有美术天分,画啥像啥,又受过一段专门训练,干美工应该没问题。我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找到人力资源部的一个穿马夹戴瓜皮帽的老头。老头姓马,是人力资源部的部长。他坐在办公桌旁,一只胳膊倚在桌子上,翻看一本期刊。他让我当场画他的头部素描。完成后我小心翼翼地拿给马部长。他端详了个把分钟,抬起头说你明天就可以来上班,月薪八百元,单位给你上养老保险。我很兴奋,一连声地说,谢谢部长,好,好,我明天就上班。虽然工资不算高,但毕竟比没有强太多了。

我非常珍惜这份工作,这个叫万佳的超市离我住的地方不怎么远。步行也就十五分钟的路程。搞美术又是个技术活,不用挨累。我每天按时到单位,然后尽心尽力地画好每一件宣传画,写好每一幅促销广告。我还主动加班加点,帮同屋的人点货记账。有一天,我竟然不自觉地哼出了小调,想来已经是太长的时间我高兴不起来了。上司对我非常满意,第一个月开工资就给了我一百元的奖金。

拿到工资的那天下班的时候,我到食品柜台买了只烧鸡、一大根哈尔滨红肠、一斤花生米,又到楼下的小饭店买了木耳炒肉和尖椒干豆腐。回到楼上,我兴高采烈地喝了两小瓶北京二锅头。快半年的时间里,要么不喝酒,要么喝闷酒,头一回我自己喝的是高兴酒。喝着喝着,我有些晕,就望见了婷婷和我的婚纱照,就想起了婷婷的美貌和善良。看看手表正是晚上七点,婷婷一定还在睡懒觉。我鬼使神差地找出婷婷在加州的电话号码,并抄起了话筒。

这是我开天辟地头一遭主动给婷婷打国际长途。出人意料的是那边接电话的是个男的,说英语,问谁呀,还没等我回答,就极迅速地撂了。我摸摸后脑勺,以为打错了。核对了电话号码,准确无误。按重复键再挂过去,电话是通的,但过了老半天就再也没有人接听。

婷婷那边终于有新情况了。对此我并不感到突然,这是迟早的事情。

婷婷一个人长时期在异地他乡,有个伴侣是理所应当的。只是我原来一直都是推断,现在得到了验证,心里反倒不是滋味。

我抽了几根烟,想镇静一下情绪,又喝了瓶二锅头,欲麻醉自己。我抬头看见墙上婷婷的照片,她微笑地望着我,好像也在望着屋内的杂乱无章的一切。我走过去,把照片摘下翻过来立在写字台旁边。这当口,我不想看见婷婷的身影。然后,我茫然地坐回到沙发上,一夜无眠,眼睁睁地看见窗外朦朦胧胧地亮起来。

六

我自认为堕落了。标志是我进了舞厅,还找了位小姐跳舞。

初春的傍晚,春寒料峭,街灯发出无力的光亮,两侧楼上的霓虹灯倒是灿烂耀眼千姿百态。马路上东西方向的汽车一辆接一辆穿梭似的疾驰而过。南北方向的汽车则像一堆密密麻麻的甲壳虫,堆积在一起,无奈地等待放行的绿灯。

这天从超市下班回家,我快步自东向西横穿街道,无意间望见花之都舞厅几个笔走龙蛇的红色大字熠熠放光。农村人都对舞厅有种神秘感。尤其是近在眼前的、失踪过多名小姐的花之都舞厅,强烈地吸引我走了进去。

大玻璃门里面是卖票和收票的地方。门票很简单,又薄又脆的一方红纸,上写贰元字样。右前方一个半人多高的柜台,上边挂一玻璃牌——存包处,实际上也可以存衣物。里面摆着七八张麻将桌和两张台球桌。玩麻将的人神情凝重,看麻将的人漫不经心。不管看的还是玩的,都有人大口大口地抽着烟,喷云吐雾,搞得屋子里乌烟瘴气。只有一伙人在打台球。全都是不到二十岁的年轻人,男的多,女的少,穿着打扮很新潮,动作也很夸张,分明就是想与众不同。

上了二楼是一个大厅,中间竖着几根水泥柱,各色人等来来往往熙熙攘攘,如果不是熟悉的音乐和暗淡的光线,简直和市场没有两样。大厅分两个区域,左区的灯光亮一些,舞池中的人相互保持一定距离,跳得比较正统;右区基本上就没有照明,黑灯瞎火,成对的男女搂得挺紧,说不上是在跳舞还是在干别的,极不雅观极不般配。乐队靠近左前方,一架电子琴、一组架子鼓和一位披长发的男歌手。歌曲都是最新流行的,由庞龙、沙宝亮、刀郎等歌星唱红的歌曲。偶尔也有只怀旧的,如邓丽君的《美酒加咖啡》、李谷一的《边疆的泉水清又纯》。

心情复杂地坐在靠墙的塑料椅子上,我在观察与思考。婷婷去美国一年多的时间里,没有哪一位女性走近我。研究所的苏姐有那么点意思,但我对她没有那种感觉。我还不到三十,正是血气方刚如饥似渴的年纪。看见舞厅中间站着的陪舞小姐,个个花枝招展,要么穿一件超短的皮裙,露肩的小毛衫,要么脸擦得粉白唇抹得鲜红。我几次有走上前去请她们跳舞的冲动。但我不懂得舞厅的规矩,兜里的人民币有限,我不敢轻举妄动。

一位中年小姐,脸上擦了厚厚的一层粉、浑身上下都是颤动的脂肪,满脸堆笑地走到我旁边坐了下来,直盯盯地瞅着我说:“老弟,咱俩跳几曲呗。我看你挺有档次,一看就是机关的公务员。不贵,跳三个曲,五块钱。”

见我无动于衷,她又劝说道:“别人我还不爱和他跳呢。你看那些民工,一身汗味,衣服又脏又破。”说着就拉起我的手。

我挣脱开她布满皱纹十分粗糙的胖手,拒绝道:“我先歇一会儿。”

这位中年小姐刚走,马上又过来一个穿松糕鞋的小姐。她年龄不大,但是个讨厌的短粗胖,小眼睛小塌鼻子小撅嘴。越丑的女孩越脸大越不害臊。她竟一下子坐在我的大腿上,两只手也都没闲着,一只手勾我的腰,另一只手摸我的脸。

我赶忙说:“你快下来,我累了,歇一会儿。”

她悻悻地说:“歇啥呀,我注意你半天了,一来就坐在这儿,压根连一曲舞都没跳过。”

我动了怒,低声吼着:“别缠着我,行不行?”

掏出一根烟,用打火机点燃,我狠狠吸了几口。我有些纳闷,成群成排的小姐,远远地看起来都挺让人动心思的,难道走近了,都像刚才那两位那样令人作呕吗?心想抽完这根烟就回去。

我正要下楼,背靠楼梯口栏杆的一个女孩儿引起了我的注意。她穿着黑绒的紧身上衣,蓝色绣花的牛仔裤,将身体的优美曲线衬托得越发流畅。她害羞地低着头,系着条水红的纱巾,让你不由得靠近想看看她的脸,看她究竟长得如何。

突然间来了勇气,我小声说:“跳个舞吧?”

我担心她会拒绝,紧张地等待她的选择。

她看了看我,天真无邪的样子,流露出肯定的神情,顺从地跟我走向舞池。在她抬起头的时候,我看清了她粉嫩的脸,眉毛黑而细,睫毛密而长,眼睛明亮有神,鼻子小巧,嘴巴性感,脸形和皮肤均绝好,像雕刻大师罗丹精心策划的一尊美妇的雕像。

我怦然心动。

她气质不俗,但没有拒人千里之外、让你感到冷冰冰的感觉,像我的姐姐李新芳一样,扎了一条很粗的麻花辫,看一眼就特别亲切。我一手轻轻地勾住她的细腰,一手轻轻地托起她的手。她的腰和她的手都很柔软,此时我才体会到女人是水做的这句话的另一层含义。但女人绝不仅仅是水做的,和她接触,唤醒了我内心深处的什么东西,就觉得整个身体好像在燃烧。

舞池里的人真不少。他们的各种舞步跳得是各具特色。我和她不时与别的舞搭子又撞腰又碰脚的。其实我没跳过几次舞,大学的时候基本都忙着功课,上研究生以后也就跳过有数的几次。由于缺乏自信,我有些慌乱。这位陪舞小姐很善解人意地说,这里人太挤,咱们到那边坐一会儿聊聊天也好。

我赶紧领着她走出了舞池,来到一处稍微安静的地方坐下来。通过简短的交谈得知,她的名字是白莲。巧合的是竟然也是清远人,怪不得她的口音听起来那么熟悉。我有种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的喜悦。可惜的是她说晚上有事,没唠多长时间,拿了我递给她的五十元钱就匆匆忙忙地离开了。

我意犹未尽。从舞厅出来,就想着第二天再来会她。

自从头天晚上遇见了美貌的白莲,我的生活便开始充满了期待、希望和想象。夜里的睡眠格外踏实和香甜,白天在超市干活的效率增加了许多。那天我给林格牌女装画了幅广告,一次成功。这是一个全身牛仔开怀大笑的青春妹子,双臂上伸双腿弯曲地跃动起来,动感十足且活力四射。绘画的时候,白莲清纯的形象在我的脑海里浮动,在我的眼前闪现。她激发了我的创作灵感。我对自己的画作非常满意。

当晚收工,我在超市一楼草草吃了碗扬州炒饭,就兴冲冲地登上花之都二楼的舞厅。我四处寻找,反复查看,始终没有找到白莲,令我大失所望。我只好坐在一个角落里痴痴地等待,听着时高时低的音乐,索然无味地看着舞池里那些男男女女鬼魂一般地扭动着身躯。一直等到舞厅里已经冷冷清清,勤杂人员开始洒水扫地,确定白莲肯定不会再来,我才无奈地离开。

我也许患上了单相思,每晚日复一日地在花之都舞厅痴情地等待着白莲的出现。我选了一个能够最先看清上楼人模样的位置,一连数日呆呆地坐在那儿。或高或矮、或胖或瘦、或妖冶或文静的陪舞小姐走马灯似的来请我跳舞,我一概拒绝。她们有的说我没钱,有的说我有病。我听之任之,没有做也不想做任何解释。

苍天不负有心人,五天之后,我终于看到了白莲。她上身穿红毛衫下身穿黑色七分裤,抚弄着胸前的辫子,娉娉婷婷地站在楼梯的栏杆旁。我急不可待地走上前,拉起她的手,没容她同意不同意,就走进了舞池。边跳边谈,才知道她那天晚上回清远老家了,刚回省城一下车就来了花之都。舞厅里嘈嘈杂杂的,听不太清她说什么。大概是她女儿受了惊吓,是邻居的大狼狗吓的,不吃东西,不睡觉。她回去后和父母一起领女儿去邻近的村子,看了一个大仙,吃了几粒大仙给的小黑药丸儿。别说还真见效,她女儿现在基本上不哭不闹,吃饭睡觉也正常了。孩子一见好,她马上就回来了,因为看病吃药花了五百多块钱,得陪人跳舞挣些钱。

楚楚动人的白莲说得很伤感。我是既爱又怜,有心帮助她,只是自己的工资太少。当即,我还是咬牙从衣兜里掏出一百元钱,硬塞到她的手里。我说,你坐了一天的车,很辛苦,今天早点儿回去休息吧。明天我再来约你。

看得出白莲很感动,她的手紧紧地握了我的手一下,又抬起头深情款款地注视着我,似乎在表达她发自内心的感激。她晃了晃手中的移动电话说,那我今天回去了,确实累了。明天我等你,可以给我打手机,并告诉了她的手机号码。

为和白莲联系方便,翌日上午,我痛下决心又买了一部二手的国产手机。我原来的那部手机因为长期不用,都不知道丢哪里去了。此时的我真真的是囊中羞涩。有一句俗话形容家里穷:有钱买酱油,就没钱买醋。我真到了这样的地步,有了买手机的钱,就没了去跳舞的钱。按照白莲留下的号码,我下午打过去,撒谎说要出差几天,回来再去舞厅找她。白莲似乎挺惋惜,但没有多问。

我在等着超市给我开工资。一个多么可怜的男人,连进舞厅跳舞的钱都不充裕。

我突然意识到了金钱的极度重要,开始绞尽脑汁地琢磨增收的办法。走过彩票发行站,我又折回去,买了几张福利彩票。夜里就幻想自己能中个大奖、二奖的。一开奖,根本不沾边。投机看来不行,还得凭本事吃饭。我每天都要买晚报和杂志,看看上面的文章,觉得自己写些情爱故事不会比他们差,于是心血来潮搞起文学创作,目的很明确,就为挣些稿费。作为一个文科的研究生,业余时间进行文学创作,可谓专业对口。上班的时候边工作边构思,夜深人静了就秉笔疾书。我的写作速度飞快,不到一个星期就写完了一篇五千字的言情小说,选了一份自认为适合的报纸投了过去。

开支了!腰包鼓了起来,有了同白莲见面的资本。我提前跟她通了电话,约好晚上见。

我春心荡漾地来到了花之都舞厅,见到了朝思暮想的白莲。乐队的电子琴奏出舒缓的民族音乐,歌手唱得很投入。我拥着白莲翩翩起舞,小心地躲闪着舞池中其他的舞伴。在昏黑的氛围里,仍能看出白莲的美丽。

我们两个就像交往多年的老朋友,一切都那么自然与和谐。贴近她的耳朵,我轻轻地说:“整个舞厅你最有气质。”

女人都喜欢赞美。白莲好像遇到了知音,遇到了发现她出众魅力的人。她装作没听清我的话,明知故问:“文哥,你说什么呢?我没听见。”

白莲原先叫我李哥,现在叫我文哥。称呼的小小改变大大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

我提高了嗓音:“整个舞厅里,你最高贵,最有气质。”

看得出我的夸奖,白莲很受用,忽闪忽闪的大眼睛更明亮了。她娇嗔地说:“我想听你再说一遍。”

我顿了顿,来了一个深呼吸,差不多是在喊:“花之都舞厅,你最高贵、最典雅、最妩媚动人。”

我和白莲象征性地跳了几曲舞,就在舞池外坐了下来。与跳舞相比,我更愿意同她聊天。我渴望了解她的过去她的现在她的未来以致她的全部。

白莲说她原是一所乡级小学的英语教师。这份工作是乡党委书记安排的,交换条件是同书记的儿子结婚。没想到书记的儿子结婚以前看起来人模狗样,婚后是原形毕露。喝大酒,抽大烟,赌大钱,什么坏事都做。这位公子品质恶劣,经常是深更半夜才回家,每次都喝得一步三晃,进家还要耍酒疯,摔碟子摔碗,破口大骂。后来,见白莲生了个女孩,书记的儿子是变本加厉,酒喝得更甚,烟抽得更勤,钱赌得更凶。他还动不动就挥拳头打人,把白莲打得伤痕累累,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书记夫妇假装看不见,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万般无奈,只有离婚。她把女儿送回娘家,半年前来省城投奔姑姑。白莲中专毕业,在城里找一份像样的工作谈何容易,逼上梁山,只好来舞厅陪舞。

说着说着,白莲的眼角流下了晶莹的泪珠。她从包里抽出一张纸巾,擦了擦眼泪,继续说,陪舞挣钱确实容易,一个晚上挣一百块钱没问题。但这里比旧社会的妓院强不到哪儿去,都是藏污纳垢的场所。常碰上流里流气、贼眉鼠眼的男人,有几个人像你这么规矩。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舞厅大了什么人都有。有的男人,嘴本来就能臭你个跟头,再加上喝得酒气冲天,搂着你就是不松手,还硬要和你亲嘴,又摸屁股又摸胸,恶心死你。还有那些民工,半年半年的不回家,确实挺可怜的,值得同情。但他们一年就洗有数的几次澡,衣服脏兮兮的,头发乱蓬蓬的,找你跳舞就想占你便宜,你说烦人不?你看没灯的那边,那帮人摸啊摸蹭啊蹭的,都没干好事。听说在KTV陪酒还不错,客人的档次要高一些,下一步我打算去歌厅。但听说那里的客人一样色,也都动手动脚的。男人没一个好东西,天下乌鸦一般黑。

白莲坦诚相待,把她的身世对我一五一十说个明明白白。我受到感染,也向她敞开了我的心扉。从考进江林大学,生活拮据,幸遇武婷婷,到我考上研究生,同婷婷结婚成家后,直至闹矛盾分居婷婷出国。我是滔滔不绝,毫不隐讳。我还讲了到研究所以后,所长如何逼婚不成转而刁难,我一气之下愤而辞职。

从某种意义上讲,白莲我们两个都是生活的失败者,至少是不如意的人。同是天涯沦落,我和白莲在感情上产生了深深的共鸣。那一晚,我们谈得十分投机。

投出的第一篇小说被采用了,编辑部寄来了登有我小说的报纸和稿费。我马上就给白莲打手机,报告好消息,并约她一起吃晚饭。她很爽快地答应了。我还将报纸拿给几个要好的超市的同事,他们对我开始刮目相看。小说发表,除了有稿费,写作水平得到认可,虚荣心也得到了满足,真是名利双收的好事。我创作的积极性空前高涨,盘算着一个月起码写上两篇三篇的,多赚点稿酬。

我在花之都附近找了个小饭店,用稿费请白莲吃晚饭。我们选了一张临街靠窗的桌子,视野很好。外面春风乍起,灯火阑珊。共要了两个炒菜一个汤菜,还要了一斤水饺,白菜馅和三鲜馅的各半。我喝白酒,白莲喝啤酒。我把载有我作品的报纸递给白莲。

她看了看题目《舞厅错爱》,开玩笑地说,“写的是我吗?”

我说:“有你的影子。”

她说:“可别丑化我呀。”就将报纸叠好放进包里,说睡觉前一定好好欣赏欣赏。

喝了半斤多白酒,酒酣耳热,看到饭店墙上挂了一首古诗,草书王维的七言绝句。猛地想起来,最近几天我在床上路上班上苦苦构思了一首新诗,表达我对白莲魂牵梦绕的思念之情。从上衣兜里拿出那首我写的诗,低声念给白莲。

花之都的荷花印象

灯光如老迈的妇人摇曳昏黄

空气浑浊黑暗中一团团的肮脏

乐曲得了哮喘一会儿缓慢一会儿疯狂

就在乱七八糟的舞池

我惊见一朵荷花

高雅而不致傲慢妩媚又不失端庄

款款动人袅袅飘香

她让我忘记了季节这季节本该是寂寞是空旷

她让我忘记了年龄和身份不该再轻狂与荒唐

一日不见三日思想

三日之后我心怅惘

只好无奈地承认

花之都变成我真正的情场

荷花温柔凄美的眼神

织就了一张密实的情网

情网中注定是天堂的模样

山清水秀一派春光

绝没有猜疑和争吵也无需心机和设防

鱼儿结伴嬉戏穿游在清澈的溪水中央

鸟儿快乐地双飞翻飞在碧蓝碧蓝的天上

还有一只蜻蜓痴情不多情的蜻蜓

守望着这株带露的荷花

让我的心湖

刹那间

幻化成了铺满莲叶的池塘

白莲听得动情。我读完了好一会儿,她还沉浸在我的诗中,不声不响。她试图找出合适的语言,但没有成功,只怀疑地问了句,写得太棒了,是你写的?又似乎觉得听一遍不过瘾,从我手里拿过那首诗,反复看了几遍。没征求我的意见,她把诗和报纸夹在一起,都放进了她的带条纹图案的坤包里。

饭店里的吃客基本走光了,饭店老板和几个服务员在闲聊。白莲和我有些依依不舍,就又点了两个下酒菜,鸭蛋黄裹茶树菇和小葱拌蚬子。白莲很兴奋,主动又要了一瓶纯生啤酒。

她脸上泛起红晕,略有醉态,迷离的眼睛迷离地望着我,慢条斯理地说:“文哥,没想到你是一个很有内涵的人,会写小说,还会写诗歌,还有没有别的好东西,藏着掖着的没拿出来,今天要全部交代。”

我想了想,“我记的日记你感不感兴趣?念大学和研究生的时候抽空写的,只是写得有点乱。”

她挺直了腰板,来了精神:“那你不怕我发现你的隐私?”

我咽了一口白酒,无所谓地说:“没有什么值得隐瞒的。你要喜欢看,喝完就跟我回家去取。”

白莲一扬脖干了最后的一杯啤酒,站起身,穿上外衣,围上纱巾,非常随意地说:“走,这就走。”

饭馆离我家只十分钟的路。我和白莲穿过又黑又脏的楼道,爬上七楼,来到我凌乱的家。换下来的袜子东一只西一只地扔在地上,内衣短裤堆在床下,茶几上杯盘狼藉残羹剩饭,烟灰缸里插满了烟头,烟灰弹得到处都是,窗帘半开半掩有气无力地挂在窗前。看我不好意思,白莲安慰我说,别难为情,男人都这样。说着就收拾起屋子来。

女人真神奇。经白莲的手一拾掇,屋子立刻变得整洁而又温馨。

我拿出日记,坐在床边,自己随意地翻看着。白莲帮我干完了家务,紧挨着我坐下来,一起浏览我的日记。她说我的钢笔字很有特点,记的东西挺浪漫。说着说着,她就沉默了。屋子里静得只听到我们越来越急促的呼吸。她的头发撩拨着我的脸,周身散发着好闻的淡淡的体香,娇美的身躯极具诱惑力。她近近的存在使我血管鼓胀,热血沸腾,一股几年都不曾爆发的原始的欲望从内心深处升腾,我顺势搂住白莲的杨柳细腰,嘴对嘴地与她热吻起来。

我和白莲一对孤男寡女,深夜独处,发生了身心健康的异性之间必然发生的事情。没想到看起来文静的她,做起本能之事来出人意料地主动。她的舌头,又细又软又湿又滑,紧紧缠住我的舌头,仿佛要吞进她的嗓子里。她的呻吟,时而轻缓时而湍急,起到了烘托气氛和催化剂的作用,大大地调动了我的情绪。我变得威猛而阳刚,紧紧地搂住她,两只胳膊铁钳子一般。我在惊诧,她能否承受如此强大的力量。白莲出奇地柔软,像条大蟒蛇紧紧地盘住我,不停地、激烈地扭动着身躯。我使足全身气力再一次死死地顶住白莲,瞬间后我突然放松,面条一样瘫软下来,呼吸从未有过的顺畅,四肢有种透明的感觉,舒服而美妙。我体验到了人生的崭新境界。

白莲侧过身,因满足而幸福,很乖地伏在我的胸前。她诚心诚意地说:“文哥,咱俩结婚得了。”

七

结婚,与白莲一起正正经经地过日子,这个念头在我的头脑中一经闪现就扎下根来。

我觉得我和白莲挺配的。她不像武婷婷。人家是城里的娇小姐,高傲得有些冷漠,对农村人有种骨子里的蔑视,于我就如同天上的星星,宜远观不宜近玩,可望而不可即。我和白莲身上都带有浓郁的乡土气息,与她的交往是水乳交融,亲近自然,好像天生的自家人。我对婷婷的爱是一种敬爱,爱中夹敬;我对白莲的爱则是一种怜爱,爱中带怜。尽管白莲眼下的身份是陪舞小姐,沦落风尘,但她毕竟做过英语教师,又是天生丽质,气度不凡。我是研究先秦哲学的硕士毕业不假,目前连个体面的工作都没有,屈居在超市做画匠,每月挣寥寥的几个钱,和白莲结合我觉得不亏。我实在是过够了寂寞、冷清和没有规律的生活,白莲的到来能立刻改变这一切。

婷婷远在美国,我又隐约知道了她有了同居的男友,我确实没有必要一个人再苦撑苦熬。

一旦萌生了娶白莲为妻的想法,我烦躁的心情一下子平静了下来。原来我老是像只无头苍蝇没有目标地乱飞乱撞,现在我仿佛一只空中盘旋的老鹰紧紧地盯住了地面上奔跑的猎物。人生有了目标,人生就有了意义。我每天不再觉得空虚,而是充满希望与活力,步伐轻快了许多,常有歌声在嘴边和心中萦绕。

我开始增收节支。多收入少支出,节约下来人民币好给白莲消费。因为我知道白莲虽然与婷婷有很多不同之处,但有一点是十分相像的,就是爱穿着打扮追赶时尚,这也可能是女人的天性、女人的共性和女人的特性。我要让白莲跟着我过上满意而自在的生活,至少不需要她再去舞厅,跟着那些说不上什么意图的男人陪舞卖笑。

白天在超市我勤奋工作,晚上我就秉笔疾书进行小说和诗歌创作。休息日我也不休息,分别给两位员工上高中读文科的孩子做家庭教师。我戒了烟,也基本戒了酒。尽管没有烟草的刺激,我大脑的运转依然飞快。我是文采飞扬,奇思妙想不断地涌现。这也许是爱情的滋润吧。我写小说的速度明显加快,投中的次数明显增多,间或还有新诗发表。超市的工资、兼职教师的收入和稿费几项加总,我平均每个月到手的钱超过了二千元。

这些钱尽管不算多,但也算有了同白莲相聚的资本。虽不足以我和她天天见面,但一周聚一次是足够了。我基本上是每个周六都请白莲吃顿简单的晚饭。遇上她心情好,就会和我一起回到我的六楼,温存一番亲热一番快乐一番。那时候,我就觉得白莲是我最喜欢的女人,是上天送给我最好的礼物,是我一生不可多得的慰藉和依靠。

人要是顺利的时候,顺风又顺水,一顺百顺一切都顺。一天晚上,和白莲小聚后回家的路上,大概快十点钟了,我偶然看见一家卖福利彩票的网点还没有关门。我从兜里七找八找掏出了十二块钱,借着肚子里一瓶啤酒的力量,稀里糊涂地买了六张37选5的彩票。过了三天一开奖,中了三千多元的奖金。我用这笔飞来的外财包装了一下自己,在百货大楼买了一件蓝色的休闲夹克衫、一条带条纹的黑西裤和一件格衬衫,还选了一部小巧的MP3送给白莲。

我和白莲的感情一步一步地加深。她真的很认可我。她几次依偎在我的身边说,文哥,现在的社会讲究包装讲究宣传,像你这样实在的人,实在太少了。你这么善良,还有才,怎么就发挥不出来呢?要是我姑夫活着就好了,他在市委组织部,是常务副部长,安排个人贼方便。我小时候上我姑家串门,给他家送礼的人在门口排号,送的好烟好酒,还有呢毛料都堆得小山似的。我临回家,就大包小包地往回带。随便拿,不怕拿,就怕你力气有限拿不了。可惜,我姑夫得了食道癌,没了好几年了。他是个老正经,当时帮助了那么多人,愣没帮我姑找个好工作。结果,我姑在一个小纸箱厂退的休,单位效益不好,药费都报销不了,手里现在压了四五千块钱的药费条子。我姑的事不说,要是我姑夫活着,替你选个像样的部门、像样的位置,我多高兴啊。要是那样的话,你这个研究生、高才生有了用武之地,我也有了依靠。有个当干部当局长的老公多神气呀,就不用去舞厅陪舞了。可惜,你我都没那个命。唉,人不能与命争啊!

过去,我一个星期能见一次白莲。后来,我可以天天同她见面了。她主动让我晚上去接她,再陪她一起走到她姑姑家的楼下。那些日子,下班之后,我就专心致志地在写字台前爬格子,写小说。写累了,强忍着烟瘾,坚持不碰烟。站起来伸伸胳膊伸伸腿活动活动,或者洗把脸精神精神。一到十点钟,我准时下楼,去花之都旁边的一个十字路口等白莲。

初夏时节,和风微暖,喧闹了一整天的都市安静下来。我和我心仪的白莲肩并着肩,手挽着手,一路有说有笑,形容不出的惬意。偶尔,白莲还凑过来,用她温湿柔软的唇,吻一下我的脸,或沾一下我的唇。白莲的存在,白莲的举动,让我心旌摇荡,浑身鼓胀,就觉得内心中升起了一股说不清的东西,就有些不能自持。

我仿佛体会到了人生真正的美妙。

躺在床上,入睡前的一段时间是我的思绪天马行空恣意云游的时间。有时我回忆童年,回忆校园往事;有时我构思作品,构思作品的情节和人物的语言;有时我又幻想未来,幻想我和白莲生个一男半女的,三口之家和和美美,共享天伦之乐。自从每天送白莲回她姑家之后,我想得最多的是结婚的事情。我应该在适当的时机和婷婷说明情况,同她离婚。最关键的是,该给白莲找一个合适的工作。我无论如何不能让自己的妻子在乌七八糟的舞厅干那样不入流的工作,供那些胡思乱想的肮脏男人们消遣。

我又一次留意报纸、电视的招工信息。连着几个周末,跑人才市场,参加市里组织的招聘会,为的是帮白莲找份体面的工作。遍寻无果,最后,还是和我们万佳超市的马部长说明了情况。这个瘦小的老马头一听想找工作的是我的女朋友,还做过英语教师,就很爽快地表示可以想想办法,比如在办公室做文秘。超市经常同美国总部有业务联系,正需要懂英语的女性。超市的经理本来打算从刚毕业的大学生中招用,马部长说他同经理沟通,这事不难。

一天晚上,我请白莲在一个还算豪华的洗浴中心洗澡。她一直有个心愿就是进洗浴中心看看,就像我曾对舞厅感到好奇一样。那天我收到了八百元的稿费,一咬牙一跺脚,我就约白莲来了一个叫地上天的地方。我们各自冲洗完了之后,在三楼的休息大厅相会。休息大厅里方亭小桥,水流鸟鸣,音乐悠扬。

我和白莲一同坐在一个靠墙的竹秋千上,很是满足。遗憾的就是手头的钱少,这样休闲舒适的地方不能想来就来。浴后的白莲冰肌玉肤,犹如出水的芙蓉,格外的妩媚动人。

我兴冲冲地跟她说:“近期咱们选个日子结婚登记吧。然后就去我们超市上班。”

令我意外的是,白莲并没有如我想象的那般,猛地搂住我的脖子,一通狂吻,只是没有明确反对。她望了我一眼,低声说,“文哥,怕你着急我没告诉你,我爸有病了,脑出血,抢救就花了六千多块钱,命是保住了。但勉强能下地,手和脚都不利索,走路磕磕绊绊的,月月得买药,一个月的药钱要五六百。和你结婚我不反对,我是求之不得,但近期不行。眼下我咋能去你们超市上班呢,工资太少了。我得拼命挣钱,好给老爸治病。”

近来只是看白莲不太高兴,没想到是她的父亲竟得了大病。我恨自己无能,空有满腹经纶,却没有一点经商的才干。我手中的全部财产就只是婷婷临走时留下的一万元钱,还花了一部分。拉着白莲的手,我喃喃地说:“我手里有八千块钱,你拿去用吧,先回家一趟看看你爸。现在要求你不再去舞厅,也是强人所难,那你就再干一段。我不是那种不理解人的人。”

“文哥,你真好。”白莲的眼里充满了感激。

她向我身边挪了挪,把她小巧柔滑的手放在我粗壮的手上面,又低声地说:“文哥,我几次想开口都没好意思,但我不能瞒你。”

我疑惑地看着白莲,不知道她会告诉我些什么。

白莲低下头,仿佛做了见不得人的事情,声音更低了:“我不准备再陪舞了。我想去歌厅,去陪人喝酒唱歌。这几天我和刘姐接触得多一些。她原来在一个叫浪漫驿站的歌厅当小姐,因为胃不好,喝不了酒,才来的花之都。刘姐在舞厅干了几天,觉得客人二十三十的给,没劲,一个晚上弄好了才挣一百。她还想回去陪酒,让我也去。刘姐说,浪漫驿站那里的客人挺有档次,不是大款就是经理和干部啥的,还有韩国人。那里给的小费多,环境也幽雅。她说我这么年轻,又有漂亮的脸蛋,在舞厅白瞎了。”

听白莲说完,我不置可否。和婷婷一起生活,还有在近代史研究所的时候,我去过几次歌厅唱卡拉0K,知道那里是大大小小的包厢,但没找过小姐。我只是觉得在那密闭的小屋子里,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我就劝她:“你还是别去了,人生地不熟的,上歌厅的好人坏人都有,碰上个二流子或黑社会的,多划不来。”

白莲没有回答。她扭头装作没听见。

本来,洗浴中心晚上为招揽生意有免费的二人转表演,白莲和我都没有心情,就各自回了各自的住处。

白莲执意要去浪漫驿站的歌厅去陪酒,我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她刚去的那几天,我的心里总是空落落的,总有一种要发生令人不快的事情的预感。等到她去了一个星期之后,去了半个月之后,乃至去了一个月之后,都没有什么坏消息,我的心才慢慢地安定下来。

白莲上班的歌厅离我住的地方比较远,离她姑家就更远,分属两个城区。我不能再每个晚上都接送她。白莲只得在歌厅附近租了一个小两室。这就减少了我们两个接触的机会。白莲刚去的头一周,我去歌厅看过她。从声音从语气从直觉判断,她对歌厅的工作还是适应的。

尽管白莲和我是天天都通上几次电话,发送几条短信,但百闻毕竟不如一见。我十分留恋过去的那些夜晚,小说写累了,就站起身下楼去等白莲,然后一同亲亲热热欢欢笑笑地送她回她的姑姑家。

唉,过去的日子不再有。

一天下午快下班了,我在画板上勾勒完一张广告的草图,正要洗手准备下班。我的手机响了,是白莲打来的。她要请我吃饭。我心想,这本身就说明白莲在歌厅还是挺滋润的。

我们选了一家韩式烧烤店,这里离白莲住的地方非常近。白莲要了煎牛肉、烤板筋、烧香菇和石锅拌饭,各两份,还点了啤酒。

白莲一边给我用生菜卷着牛肉,一边津津有味地讲歌厅的事情。她和其他的小姐一样,一般每天都能陪两三拨客人。一拨客人至少要给每位小姐一张百元钞票。一拨,用她们的行话是一台。如果一个晚上接了两台,就可以拿到二百元,三台就是三百元,收入是相当的可观。

白莲说着说着眼睛放了光,很兴奋的样子。她说:“文哥,你说我运气不运气?”

没等我回答,她接着兴冲冲地说:“昨天晚上我接了台韩国客人,估计都是大老板,特别有钱。他们喝的是洋酒,马爹利,总共喝了五瓶,又喝了一箱啤酒。喝得是个个东倒西歪,晃晃悠悠。临走给了我们小费。你猜多少?”

她顿了顿,在制造效果。

白莲给了我答案:“四个小姐每人一百,是一百美元。”

“他们说了,过几天还来,就找我们几个。”白莲意犹未尽,又补充了一句。

白莲从钱包里小心翼翼地拿出那张美钞递过来。这之前我还真没见过花花绿绿的美元。但我没有马上去接。我的心情很复杂,说不清是一种什么滋味。看着桌对面曾经那么熟悉的白莲,仿佛隔着几道山又隔着几道水,就觉得十分的遥远与陌生。

那一晚,我的话说得特别少,酒喝得特别多。我一杯连一杯,就想喝个酩酊大醉,人事不省。那一晚,我喝了有生以来最多的啤酒。桌子下边堆满了酒瓶子。我甚至叫来服务员,说还想喝瓶二锅头。白莲直给服务员使眼色不让拿。后来,我只恍惚记得白莲过来摇晃我,大声喊着:“文哥,你别喝了,你喝多了。我扶你回家。”

五月末的时候,正是省城气候最好的一段日子。夜晚冷热适宜,街树在抽出新叶。白莲搀扶着醉态十足的我,踉踉跄跄地走在韩国街上,引得路上的行人或侧过头来或扭过头去。初夏的习习微风迎面抚来,我的酒醒了七分。不知怎么搞的,我竟挣开白莲的双手,先是跑到一处墙根哇哇地大口吐了一地,然后又走到一个闭了店的药房前的台阶上坐下来,呜呜地哭泣。弄得白莲有些不知所措。她给我捶背,又拉着我的手,一个劲问,文哥,你没事吧?文哥,你没事吧?白莲担心我一个人醉酒之后回家不安全,就带我来到了她新租的六楼的房子。房间不大,像主人一样干净而温馨,有股淡淡的清香轻轻地弥漫。她赶紧扒下我吐上不少脏东西的衬衫,泡在脸盆里,又打开煤气灶烧上一壶水,然后就忙着给我沏茶。我站在那个小厅里,看她在厨房忙前忙后,心中暗想,要是和白莲结婚成家,一定会万分万分的幸福,只可惜我今生恐怕是没有这种缘分了。

白莲一切安排妥当后,我们坐在沙发上喝着她新沏的绿茶,互相都没有言语。

屋子陷入了一种极度的寂静,只听得见石英钟时针滴答的声音。忽然传来墙上石英钟的报时,抬头一看,已经午夜十二点了。我起身打算告辞。白莲含情脉脉地望着我说:“文哥,今晚别走了,喝了那么多的酒,又是后半夜了。我先去冲一下淋浴。”这正是我渴望而不好意思表达的想法。

白莲就是如此的善解人意。

那一晚,我和白莲颠鸾倒凤,高潮迭起,令我销魂,令我难忘,令我回味。我们都使出了浑身的解数,分明是在进行一场不可能再上演的告别演出。回想起来,那一晚就是我人生快乐的顶峰。往后的时日不会再有那么美妙的结合,那么动人心魄的缠绵,触及身体和灵魂那么深处的快感。

但从那一天以后,我和白莲的关系就像飞速而下的过山车一般一下子跌到了谷底。问题明摆着,白莲目前最需要的不是感情不是品德,而是金钱。而我所能提供的恰恰相反,情感、操守、层次、才华都不缺,唯独就缺人民币。男女双方供应和需求的错位,怎么能造就和谐美满的婚姻呢?

我们虽然也通电话,也发短信,但没有了激情,甚至没有了感情。我尝试了一些努力,试图挽救我们的关系,但连我自己都怀疑会不会奏效。我将晚报上发表的我的一首新诗输入手机传给白莲:

爱的诉说

当你不在我的身旁

你一定是充满诱惑的女妖

你的倩影于我的脑海中缠绕

缠绕又缠绕

像被青藤拥抱的水杉倍觉美妙

当你投入我的怀抱

你是惹人爱怜的羊羔

你的清纯你的活力

让我的青春再次燃烧

燃烧复燃烧

心中升起凤凰快乐而自豪地鸣叫

渴望摸你的冰肌玉肤

见你的回眸一笑

感觉你兴奋时的颤抖和刺激人的肉跳

愿我们的情如夜的北斗将前路照耀

照耀永照耀

心贴心笑对笑手挽手走那鸟语花香的阳光大道

短信发出后一直没得到白莲的回应。三天后,白莲给我打来电话,说手机让客人酒后泡在了酒杯里不能再用了。那个酒鬼又给她买了一部新手机,号码也变了。听她说完,我只淡淡地说了句,你要注意身体,少喝酒。我觉得有些不妥,又打给白莲,问了问她父亲的情况。

这年的夏天出奇地热,暴雨频频。我则心静如水,专心致志地搞我的文学创作。除了都市言情的故事,我还模仿《聊斋志异》写些神仙鬼怪一类,没想到大受读者欢迎。几家报纸和杂志的编辑把我当座上宾,主动约稿,稿酬从优,且时不常地请我吃饭,谈稿子的得失谈读者的口味谈改进的方向。一个机会往往连着更多的机会。一家晚报的编辑听说我是学历史的出身,还为我特设了一个专栏,《学文谈史》,约我每周写一篇东西,反映东北区域内辽金明清政权的更迭和统治者上层的明争暗斗,趣味性和学术深度兼顾,力求达到雅俗共赏。

我和白莲的交往还在不冷不热地维系着。今天她给我发个荤笑话,明天我给她回个短诗或顺口溜的。一周也能通几次无关痛痒的电话。但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是基本没有,更别提一起共枕而眠了。我约过她几次,都没有约成。她都要么推说有老客户,要么推说不舒服。当然,旧情难忘。每天上班也好,在家也罢,无论是站在画板前,坐在写字台边,还是躺在床上,我在工作和构思的过程中,白莲娇媚的身影白莲俊俏的脸庞白莲渴望的神情,总是悄悄溜进我的脑海,融入我的作品,走进我的梦中。

国庆长假的前一天,我到超市一楼的共享大厅悬挂标语。标语有十多幅,忙了两个多小时才回到办公室。翻开手机,发现一排未接电话的号码,都是白莲打来的。我连忙给她打过去。

白莲冷嘲热讽地说:“文哥,咋才接电话呀,人机分离,必有问题。你一个老实人,不会也学坏了吧。”

我说:“怎么可能呢,我去一楼干活,把手机忘办公室了。”

“你说话有气无力的,是不是有病了?”我接着问。

“还是你关心我,文哥。我真的病了,上吐下泻的,刚打完点滴。你来陪陪我,好吗?”白莲的态度很诚恳。我合上手机,跟老马头请了假,打车就到了韩国街。我买了几串葡萄、一大盘香蕉,还买了两盒蜂王浆,然后快步来到白莲的房间。

白莲打开门后就又躺到床上。她上下打量着我,我也端详着她。白莲消瘦了许多,脸色灰白,头发很零乱,成了一位病美人。她强装笑脸,但无法掩饰内心的苦闷。我的心里酸酸的,不是滋味。

就在那天,白莲又一次提到要和我结婚。她说,有钱的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品位极低,素质极差,就是有两个脏钱,再在浪漫驿站呆上两个月,她的胃就彻底喝坏了。

见白莲回心转意,我极其高兴,只是有些怀疑。因为我注意到,床对面的桌子上新添了一台42英寸的纯平彩电,屋子里并非像每次那样清香缭绕,似乎有烟草和男人脚臭的味道。临走时,我的确在门口的撮子里看见了几个烟头。

但这些我都没有特别在意。我内心里太想和白莲结合了。

从白莲那里回来,我马上在我的住处附近找了个网吧,给婷婷发了一份E-mail。四周都是痴迷于网络游戏的少男少女,只有我在慢吞吞地敲击着键盘。

我大致介绍了半年来和白莲相处的过程,以及我们准备结婚登记的打算。我措辞委婉,期望婷婷能再帮我一次,同意离婚,给我和白莲的合法结合提供方便。后来的事情,我想,大家可以猜出一些。向来大度的婷婷给我回了信,同意离婚,还慷慨地将那所七楼的房子赠予了我。当我美滋滋地向白莲报告好消息的时候,却在她租的六楼目睹了不堪入目的场景:白莲和一个秃头纹身的男子相拥而卧。于是便回到了本文开头时的一幕,我重新陷入了孤单的境地。

我的初恋女友及妻子——婷婷,由于同我观念、性格、习惯存在差异而屡生不快,远飞北美;这之后我的又一位真心所爱——白莲,因为生活所迫,由陪舞、陪歌、陪酒直至陪睡,做了令我不能容忍的事,使我再次受到了难以承受的刺激。同白莲分手后,有一两个月的时间,我是萎靡不振,不思茶饭,心灰意冷。我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命运,觉得自身的存在是否具有任何的意义和价值。我对前途差不多彻底丧失了信心和勇气。

可以告慰读者的是,有一个机会改变了我生活的轨迹,使我这个在万佳超市打工的先秦史研究生没有一直打工下去。2003年春天,经人力资源部马部长爱人的介绍,我参加了省城组织的最大范围的一次县级干部公开选拔。我笔试、面试均全市第一,最后被任命为市地方志办公室的副主任,级别是副县级,归宿还算不错。知道喜讯后,我第一时间给大姐打电话报喜。大姐夫吞吞吐吐地告知我母亲脑溢血生命垂危。待我风尘仆仆赶回清远的时候,她老人家已撒手归西。

婷婷去了美国,白莲跟了别人,母亲离开了人世,只剩下了数百里外大山沟中的哑巴大姐,成了我这个世上最亲最近的人。奔丧后回到喧嚣热闹的都市,白天工作也好,黑夜休息也罢,我怎么觉得都是孤单,都是挥之不去的孤单。

唉,重又孤单。

责任编辑 吴 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