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　米

这些年张爱玲也渐渐红起来了。上世纪40年代写就的小说，在现在的人们看来，无疑有了超前的意义。

当我发觉自己在初中一年级就开始读张爱玲的时候，我的心情十分复杂，不知该吃惊还是该自豪。听内行人指点：张爱玲是传奇作家，缪斯信徒不可不读。于是我便找来她的书，满脸虔诚地翻开《倾城之恋》——

倾城之恋，多美的题目啊!深受才子佳人小说熏陶的我，未看小说光看题目就已经想入非非：莺莺张生，梁山伯与祝英台，倾国倾城的大美女加上貌比潘安的大才子，整一个就是千古绝唱荡气回肠嘛!所以，这种符合广大长期生活于小农社会的中国人民之审美观，使我在拜读了《倾城之恋》之后的失望情绪不亚于小学五年级时读白居易的《长恨歌》——我查字典查得满头大汗，终于弄明白，大诗人用了那么多华丽词句歌颂的原来是老夫少妻的爱情，而且还是公公娶媳妇的畸恋!多丑恶啊!

我把这种失望情绪归根为我读不懂。我竭力想在这久负盛名的文字背后寻找有关“浪漫”和“崇高”的字眼，或者诸如此类的概念，然而读来读去，明明就是一个寡妇找丈夫的故事嘛!没有月光与星星，没有玫瑰花瓣和雨丝，彻彻底底地颠覆了琼瑶式的爱情理念。

中华民族是热爱面子、讲究传统的民族，因而无数的现当代作家都有着坚定不移的文学观：“文以载道。”并且或多或少都有着神圣的使命感，实质上是政治情结。国家民族的宏大叙事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大行其道，而日常生活的凡人小事却登不了大雅之堂，就如同现在《金瓶梅》仍然被广大群众视为黄色小说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