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继武

近日，日本和澳大利亚先后给热比娅签证，为其窜访从事反华分裂活动提供便利。尽管中国强烈抗议，但日本和澳大利亚无动于衷。这不能不让我们反思，除了愤怒与不满，我们还能做些什么？笔者认为，中国外交既要坚持道德诉求，也需讲究策略应对，仅限占领道德制高点，未必能够“名利双收”。

在冷战时期，中国外交借助强烈的道德诉求，如反对殖民主义、支持民族解放等，赢得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患难真情，也为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提供了舆论支持和群众基础。可以说，高举道德大旗，为新中国打开外交局面，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通常在外交博弈中，弱者会更多地诉求于道义力量，来弥补自身力量的不足。但在中国实力与日俱增，本来就天经地义享有道义支持之时，如果只通过道义批判和情绪表达，很难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

在意识形态对抗的高峰时代，道义谴责是一种灭敌威风，扬我英姿的良策。但在全球市场经济化时代，中国外交目标应该更加理性，承诺应更具可信，手段也要更加多元。

第一，底线公开，毫不含糊。外交博弈时对自己的底线，一定要让对方“摸清”。如底线不明，反而会“诱使”对方“犯错误”。就如在台湾问题上，中国的底线已让美国人“烂熟于胸”。上世纪90年代的台海危机，让美国人知道了台湾问题的敏感性，而《反分裂国家法》的颁布，更让美国人清楚中国绝不会在事关核心利益问题上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