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　玮

做官，他造就了震惊学界的“云南现象”，铸造了世人瞩目的“云南模式”，使文化产业成为云南的金字招牌，中宣部、文化部领导频频竖拇指肯定；写文章，作品频频获奖，电视、电影剧本广受欢迎；做学问，注重把相对复杂的理论问题引申到实践层面上。

回首身后路，丹增这位新闻记者出身的省部级官员深有感触地说：“我现在才觉得，官位并不太重要，财产也并不太重要，真正的财富是经历。无论是磨难，还是曲折，或是多么飞黄腾达，一个人最难忘、最宝贵、而且最值得记忆、最引以自豪的就是经历，其他都是身外之物。”

拄着拐杖摸清“文化家底”

2002年4月，正在西藏工作的丹增被调任中共云南省委常委、副书记。虽然云南与西藏毗邻，此前丹增却从未到过云南。“我的夫人卓玛曾在世博会期间到过昆明，她回来告诉我说：云南太好了!中央调我到云南，当时我非常高兴。”

丹增赴任云南省委副书记不久，就给著名导演谢晋打了个电话：“云南有着得天独厚的影视创作拍摄条件，我想发展云南电影事业，把云南打造成全国乃至世界一流的影视剧作拍摄基地，你是电影界的前辈，希望一如既往地支持我，关心云南电影事业的发展。”

丽江束河古镇影视拍摄基地落成之时，谢晋受丹增邀请，专程从上海飞抵丽江，出席影视城挂牌仪式和丽江题材的一个故事片开机仪式。期间，谢晋几次与丹增长谈云南电影事业的发展。一次，谢晋拍着丹增的肩膀说：“你来云南来对了，云南不仅是一个享受生活的好地方，更是一个发展电影事业的好地方。你看这大理、丽江处处都是天然的摄影棚。我听说云南有许多好题材，比如滇西抗战、滇越铁路、西南联大、讲武堂等等，要组织人研究。这么好的一个地方不利用就是最大的浪费，就是对不起这块风水宝地!”

其实，丹增对文化的思考早在西藏工作时就开始成型了。1976年，丹增揣着复旦大学新闻系的毕业文凭回到西藏日报社工作。很快，成长起来的他出任西藏日报社驻山南记者站站长、采通部副主任及主任，工作干得有声有色。1980年，34岁的他被提升为副总编辑。

1983年1月，丹增被任命为西藏自治区文化厅厅长兼党组书记，开始步入政坛。同年6月，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兼文化厅厅长、党组书记、西藏自治区文联副主席，成为当年西藏最年轻的省部级干部。1985年11月，丹增出任西藏自治区委副书记。在西藏抓文化时，丹增所抓出来的电影《红河谷》被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反映西藏最好的影片，所策划的藏族器乐作品《雪域大法会》被音乐理论界称道，所组织的大型史诗性民族乐舞《珠穆朗玛》至今仍被誉为“代表西藏艺术创作的最高水平”。

一到云南，丹增就开始摸云南文化资源的“家底”。他除了看资料、听介绍，还主动同当地文化人士接触，了解云南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现状，并深入调研。当时，丹增组织云南省内专家和相关职能部门组成广播电视、新闻出版、文化娱乐、新型文化产业等4个专题调研组，分赴省内9个地市州及14个兄弟省市，展开了为期一个半月的考察调研，召开大小研讨会14次。

一次，丹增领队带着几位民俗学家、作家和音乐家，带着干粮，拄着拐杖上路了，向西盟、澜沧、沧源等地进发。“在乡里住，在村里住，前后果了22天。别的不说，单说佤族文化，真是精彩!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太深了，我与人后来还合写了一个电影文学剧本《司岗里女人》。”紧接着，丹增又去了丽江、大理、迪庆、红河、临沧、昭通等地，他边走边看边问，用笔、用镜头——记录下来。

不看不知道，云南厚重的历史与多彩的文化吸引着丹增。很决，丹增就得出了个结论：云南是中国乃至世界文化的聚宝盆。他意识到：云南处于中华文化圈与印度文化圈、东南亚文化圈的交汇点上，加上气候、地理及生物的多样性，构成了独特的多文化形态共生带和迷人的自然风光。这时，丹增陷入了沉思：在区域性分工越来越细、文化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今天，云南文化产业完全可以凭借自身的特色文化内涵，在市场竞争中实现大的发展。

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酝酿文化产业的发展“说句老实话，是有风险的，当时中央对文化产业还没态度，而且在中国，文化和政治关系密切，你要把跟政治很密切的文化，当作产业来做，这是多大的风险?多大的转变?但是，全世界都在做，欧洲在做、美国在做、日本在做、韩国在做，而且他们的文化产业产值在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很高。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增值接近或超过GDP总量50％，而中国当时的文化产业增加值所占GDP只有零点几，2002年云南是0.8％，面对这么丰富的文化资源，简直不可思议!”丹增说，看到了世界的趋势，又看到了云南的现状，该干还得干，你表扬也行。你批评也行，反正是为了云南文化艺术的繁荣。

好在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要积极发展文化产业。听到这个消息，丹增“高兴坏了”。

2003年7月，云南省委正式提出要把文化产业作为新的支柱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来培育。于是，一枚沉甸甸的“帅印”交到了丹增手上。从事了20多年文化部领导工作、堪称文化多领域专家的丹增。无疑是云南文化产业推手。何况，他当时还是全国唯一同时拥有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头衔的省委副书记。

作为云南省主抓文化产业的领导，为了解情况，丹增在短短时间里走过了云南的山山水水、村村寨寨。每到一处，丹增都被秀美雄奇的景色折服，都被热情、真挚的各民族兄弟姐妹的盛情所感动。

调研归来，丹增决计开发云南这个文化宝藏，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正式组建了云南省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开始规划，并对全省的文化发展规划作部署，在全国率先出台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第一个出台了《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经济政策》，第一个制定了《文化产业统计指标体系》。

“云南现象”升格为“云南模式”的总导演

2003年，在丹增的主倡下，云南省委、省政府提出建设民族文化大省必须首先发展文化产业，并确定了文化产业发展的“三年三步走”战略，即2003年为“统一思想年”，2004年为“文化繁荣年”、2005年为“产业发展年”。

2003年那个燥热的夏天里，除了肆虐的SARS疫情外，那时的人们还被一个干净的灵魂之舞感动着。舞蹈家杨丽萍创作的大型原生态歌舞集《云南映象》，在全国150场次的商业演出场场火爆，创造了中国舞台上阵容最大、巡演城市最多、上座率最高等多个第一。那一年，云南的文化产业增加值达到了100多亿元，占当年云南省GDP

的4.15％，而这一年是丹增调任云南的第二年。

可是鲜为人知的是，在《云南映象》创作之初曾饱受争议，有人嘲讽农民演员不专业，举着牛头太原始、粗俗，磕头求神是封建迷信——面对种种非议，丹增却敏锐地意识到了这部作品在艺术上的创新价值。

而今，从中国南北民歌擂台赛，到轰动海内外的少数民族歌舞《云南映象》，再到中央电视台青年歌手大奖赛首设“原生态唱法”，我国近年来吹起了一股“原生态”之风。回应“一旦搬上了舞台，‘原生态就走了味儿”的说法时，丹增不赞成把“原生态”钉死在山间地头，因为以原汁原味的形式为基础，按照现代艺术理念加以提升，“原生态”的作品会更能被人们接受。面对商业化日益明显的“原生态”，丹增说，目前还是以积极的一面为主，“如果‘原生态能被市场接受，艺术家与经济部门的联合就可以把更多的‘原生态音乐舞蹈作为艺术产品，通过市场运营的模式向外流行，对于‘原生态艺术的继承、发展、弘扬都有积极的一面。当然，如果太功利化了，把‘原生态艺术全部变成一种商品，对于它的继承和发展是不利的，所以要把握好这个度”。

来到云南的几年里，丹增大大推进了云南文艺创作，代表性作品如期开花结果：除了《云南映象》，还有歌舞《云岭天籁》、小说《好大一对羊》……

文化品牌效应也带动了云南文化产业快速发展。昆明的《天地之上》、丽江的《印象·丽江》与《丽水金沙》、大理的《蝴蝶之梦》、西双版纳的《勐巴拉娜西》、迪庆的《香格里拉》等等，不仅让七彩云南处处飘扬着文化大旗，并且很快提升了云南旅游业的核心竞争力。

过去，人们总是习惯于把繁荣文化事业和发展文化产业对立起来。丹增在云南的实践说明，通过文化产业的发展。一方面可以增加经济的文化附加值，增加文化对地方生产总值的贡献；另一方面可以带动文化的全面繁荣。他说，民族文化的繁荣，能够为文化产业提供良好的发展基础；文化产业的发展又可以促进民族文化的繁荣。“要像抓烟草产业一样抓文化产业，把云南省打造成为文化大省。”

为了使文化产业理念深入人心，丹增在云南曾先后举办了多期高级研修班，把全省16个州市的党政一把手、省直22个厅局主要负责人及县(市、区)主要领导、文化企业负责人全部进行了轮训。用丹增的话说，只有领导重视起来，文化产业才能迅速发展起来。几年里，他先后约请了600多位名家到云南献言献策。云南省原省长徐荣凯在全省文化产业会议上讲道：“丹增同志担任云南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总导演、总领导，干得非常出色，我们要感谢丹增同志。”

2003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到云南考察时说：“云南把美丽的自然风光、丰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族文化和发展文化产业、旅游产业紧密结合，走出了一条文化与经济结合、加快云南发展的特色经济路子……”

云南省文化建设在全国异军突起，捷报频传，获得全面丰收。谈及自己在其中所做的工作或所付出的心血，丹增避而不谈，只是笑了笑，说这得益于云南发展文化产业的潜力和优势，强调云南文化资源的原始性、丰富性、厚重性在世界上都是非常罕见的。

文化入主倡“文化要吃市场饭”

这位身兼数职的省部级领导干部，由于从政时间较长，让很多人忽略了他的作家身份。工作之余，丹增曾创作过报告文学集《来自世界屋脊的报告》，《太平洋风涛》和小说《神的恩惠》、散文《可爱的家乡》、电视文学剧本《驼峰飞虎》、电影文学剧本《司岗里女人》等作品，广受读者欢迎。至今，他的笔没有停下来。

由于工作分工的原因，丹增始终关注文化产业、教育事业的发展以及文艺创作的繁荣，他不断在实践中获取新的认识，得到新的启迪，丰富自己的理论思考。为此，他出版了《文化产业发展论》、《文化慧眼读云南》、《为了人人都享有的权利》等学术著作，无不表现出独特的思想和语言，部部作品材料翔实、论述深刻、文字轻松活泼。在他的学术作品中，既有对实践的总结和展望，又有深入的理论思考，同时更注重把相对复杂的理论问题引申到实践层面上，文字之中充满着思辨的激情。他谦逊地说：“如果能对理论工作者有点启发，对实际工作者有点参考，哪怕只是一点点、一丝丝，亦足以慰我心矣!”

丹增不仅从领导者的角度对云南文化产业发展进行了战略性的思考，提出并主导云南独特的文化产业发展思路，而且从实践者的角度，在云南文化产业发展中亲历亲为。在《云南映象》、《丽水金沙》、《蝴蝶之梦》、《云岭天籁》等一批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俱佳的文艺精品的打造上，丹增更是倾尽心血，充分体现了他对打造全国文化品牌的极端重视。为此，他曾被推为“2006文化产业年度十大人物”之一。

“发展要吃文化饭，文化要吃市场饭。”这些年来，丹增大力倡导并实践文化产业化，让文化进入市场。让文化要素成为活性因子进入产业，经过商业动机的刺激和经济链条的衔接，把无形的文化像自然资源一样开发利用，实现经济增长，成为社会生产力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自离开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的岗位后，作为成就“云南印象”与“云南模式”背后的推手。丹增对云南文化的关注并未减少。依然以巨大的精力和热情去灌溉这片蕴藏着丰富资源的土地。作为中国文联副主席和中国作协副主席的他，现在的工作和生活安排得繁忙而充实。他说：“一个人从妈妈肚里来到世界上，是赤条条的，到死亡的时候，也是赤条条地离开，财产、房子都带不走。但如果能把经历提升到文化和艺术的层面，那是人生最大的成果。”

(来源：《中华儿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