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燕明

1957年11月2日，毛泽东率代表团第二次访问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纪念活动，并出席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及68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史称“莫斯科会议”。这是毛泽东第二次出国，也是最后一次出国。

苏联邀请毛泽东出席莫斯科会议

朝鲜停战后，中国由军事斗争转入了以孤立分化美国和发展国际和平统一战线为主要内容的外交斗争。1954年7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全国政协常委会上决定调整外交方针，提出新的局势“需要我们走出去”。50年代下半期，中国以特殊的外交风格在国际舞台上独树一帜，且成果显著。

与这一总体状况相适应，中国的对苏外交也突破了以往只同苏联讨论双边关系或中国相关问题的界限，上升到与苏联平起平坐地讨论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事务和国际共运的共同性问题。

这一变化来自苏共二十大造成的苏联影响力的下降。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二十大，赫鲁晓夫在会上做了秘密报告，揭露了所谓斯大林问题。它的文本传出后震惊了世界。斯大林在各国共产党人和群众心中享有极高的神话般的威望，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打破了这个迷信，在世界各国共产党当中都造成了一些思想混乱。又由于苏联在各方面的伟大成就都与斯大林的名字分不开，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在损害斯大林威信的同时也损害了苏联的威信。针对这种情况，3月12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作出了“揭盖子”和“捅漏子”的两点论断。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在国际上首次树起一面理论旗帜。毛泽东主持了此文的写作过程。他指示要支持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迷信，同时补救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失误，对斯大林既保护又批评，用中国的历史经验正面阐述中共的观点。6月30日苏共中央做出《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为秘密报告纠偏。决议引述了《人民日报》文章对苏共的劝告：“苏联共产党有必要在肯定斯大林的伟大功绩的同时，又尖锐地揭露斯大林所犯的错误的实质，号召全党以此为戒，坚决地消除这种错误所造成的不良后果。”

波匈事件是苏联影响力下滑的必然结果。事件发生后，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深感指挥棒不灵，自信不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大问题，因此非常需要中国党的支持和帮助。整个事件从头至尾，赫鲁晓夫一直把中共中央当作最重要的咨询伙伴。这使得调停苏联同其他兄弟党的关系就成为中国对苏外交的一项新内容。

1957年1月，周恩来应邀访问苏联，同布尔加宁、赫鲁晓夫、米高扬等苏共领导人进行了多次会谈。从目前透露出来的资料看，这实际上是中共中央与苏共中央的首次交锋。周恩来严厉批评了苏联在世界战略方针和大国主义问题上的观点和做法，建议他们采纳毛泽东提出的“世界讲和，长期防御”的方针，说这个方针有利于争取更多的国家，推动反殖民主义的斗争。他还阐述了毛泽东的中间地带理论，说第三阵营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可以成为我们的同盟军，但是他们害怕社会主义，“所以我们强调反对大国主义，使他们安心”。

1月24日，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报告了这次访问的情况。他说：“中苏两国可以平等地坐在一起开始讨论问题了。”

恰在这次访苏期间，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提出了召开社会主义各国党和政府代表会议的建议。他约见南斯拉夫驻苏大使米丘诺维奇，并打电话给正在南斯拉夫访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彭真，要他们向铁托转达这个建议。周恩来希望知道铁托对这个建议的态度，南斯拉夫是否愿意出席会议，是否愿意同中国共同提出这个建议。当米丘诺维奇问起这是谁的倡议时，周恩来答复说，这是中国提出的。

鉴于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苏共中央新领导班子已不同于斯大林时代，再加上他们当时的处境和对中国党的期盼，中共中央越来越相信，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尽管有缺点错误，但却是可以被说服的，召开这次会议必能推动社会主义阵营的体制朝理想方向发展，也必能推动社会主义阵营的广泛团结。

苏共中央对这次会议的态度应当说更为急切。当中共的建议被南斯拉夫拒绝后，苏共中央选择了邀请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派代表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并在庆典活动之后召开国际会议的方案。这个方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争取毛泽东到会。

波匈事件后，苏联领导人为争取中国最大限度的支持，多次表示希望毛泽东亲自来苏一趟。毛泽东早就应允了，但坚持要苏联国家元首伏罗希洛夫回访中国之后他再访苏。为排除这一障碍，争取毛泽东出席莫斯科会议，苏联政府提前半年，于1957年4月派遣伏罗希洛夫对中国进行礼节性回访。伏罗希洛夫离开北京时再次邀请毛泽东访苏，毛泽东留有余地地接受了邀请。

但是不到一个月，又出现了新的障碍。6月间，苏共中央发生党内斗争，赫鲁晓夫差点下台，反对派莫洛托夫等被打成反党集团。这件事非同小可。苏共领导班子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集体。斯大林逝世后不久便发生过清除贝利亚的事件。这次斗争是第二次政局变动，而且发生在波匈事件之后不到一年。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怎么看这件事？殊难预料。赫鲁晓夫最担心中国共产党的反应，于是急派米高扬于7月5日来华向毛泽东当面解释，希望中共中央再次支持以他为首的苏共中央的立场。

当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这件事的是非曲直颇为怀疑，认为赫鲁晓夫的胜利，以力压人多于以理服人，对莫洛托夫等人的处理太粗暴，但为顾全大局，还是对他们表示了支持，公开发了支持电。毛泽东还向米高扬表示，他将出席莫斯科会议。

恐怕毛泽东本人也没有想到，赫鲁晓夫把这次中共中央对他的支持和毛泽东的到会看得如此重要，以至于主动向中国提出增加对华的援助项目，并一口答应帮助中国发展核技术，甚至提供一枚原子弹样品。

既维护团结，又坚持原则

11月2日，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抵达莫斯科。苏联党政主要负责人赫鲁晓夫、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等到机场迎接。毛泽东在机场发表简短讲话，对苏联的热情邀请表示感谢。最后说：“以伟大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是保证世界和平的坚强堡垒，是一切不愿受帝国主义压迫和奴役的人民的忠实朋友。”

11月5日，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拜谒了坐落在莫斯科红场的列宁和斯大林墓，6日，出席纪念俄国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并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毛泽东说：“苏联的道路，十月革命的道路，从根本上说来，是全人类发展的光明大道。”之后，还特别讲到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问题：“在我们胜利前进的时候，我们时刻也不能忘记，继续努力，保护和增强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保护和增强全世界劳动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团结。”毛泽东的讲话，受到与会者热烈欢迎。

莫斯科会议的任务是修复苏共二十大以来苏共与各兄弟党之间受到损害的关系。对这个问题，中苏两党的理解不完全一致。苏共中央将其理解为恢复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运中的领导地位。中共中央的目标则是改造阵营体制，推动兄弟国家兄弟党的关系向完全平等的方向发展，以增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中共中央主张新体制仍然以苏联为首，但不赞同全面恢复苏联过去的“老子党”地位。此外，在共同纲领方面，两党也有一些分歧。

苏联原来设定的会议议程包括三项。一是制定共同宣言，二是讨论成立国际组织的问题，三是创办一个指导各国运动的国际刊物。

就在毛泽东到达莫斯科的第二天（11月3日）晚上，即同赫鲁晓夫等举行会谈，就这些问题交换意见。赫鲁晓夫再次向毛泽东提出成立国际组织和办国际刊物的问题。毛泽东说，这样的刊物用处不大，也不容易办好。评论其他国家很难，评价也不容易恰当，过去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又说，我们原则上不反对成立组织，但暂时不搞组织，可以使一些国家安心一些。毛泽东建议，用定期召开会议的方式交换意见，由苏共作会议召集人。毛泽东的回答比较委婉，实际上不办刊是中共中央早就定了的事项。1957年1月，周恩来向南斯拉夫建议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时，就已表明中国反对创办国际刊物的态度，但同意将此议提交国际会议决定。在这次会议上，尽管中国表明了意见，但赫鲁晓夫仍坚持办刊。最后，这件事变成了谁想参加谁就参加，参加不参加由各党自己决定。至于成立国际组织一事，结局更妙。由于毛泽东的谋略，各国党把不成立国际组织当作了接受以苏为首的条件。

苏联的三项议程，否了两项，还剩一项，就是共同宣言问题。实际上，毛泽东对这个议程亦有考虑。1957年10月29日，他约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就这个议程提出了两种方案，要他转告赫鲁晓夫，请赫鲁晓夫考虑二选一。一种是不搞宣言，搞一个简短的公报，写上几点大家都接受的东西，争取包括南斯拉夫在内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能签字。另一种是让大家充分讨论修改宣言草案，争取大多数国家签字，准备一两个国家不签字。还要考虑如果各国党不能取得一致，这个宣言草案以不提出为好。后来会议按第二方案执行，除南共外，12个执政党在宣言上签了字。

共同宣言是苏联实现其目标的唯一希望。会议前夕，苏共中央起草了准备在会议上签署的共同宣言，先拿给南共征求意见，遭到拒绝后，又把目光投向了中国。

在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交换意见时，赫鲁晓夫说，尤金已经把你们的意见转告给苏共中共，我们同意你们提出的意见，比如说，宣言中不要提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的名字，把文件搞短一点等。毛泽东则建议，由中国代表团的一些同志和苏联同志一起研究修改这个宣言，并指定邓小平、陆定一、陈伯达、胡乔木参加。他还建议推迟会议召开的时间，使宣言的修改时间更加充裕。赫鲁晓夫表示同意。

1957年10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为中国代表团规定了如下工作方针：对苏共以保为主，以批为副，尽可能去掉他们起草的宣言草案中有害的东西。采取的方法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达到新的团结，以斗争求团结，协商一致，求同存异。从这个方针可以看出两点，一是双方的分歧相当大，二是中国希望影响这次会议。

看来，苏联并不刻意反对中国发挥作用。由于恢复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地位需要各国党支持，更有赖于中国党说服各国党接受以苏为首，赫鲁晓夫宁可对中国乐观其成，让毛泽东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在会议期间发挥主要作用。会议期间，当出现意见分歧时，赫鲁晓夫的态度一直比较谦和，经常做出妥协，以至毛泽东深有感触地说：“现在我感觉到有一种平等气氛。不知同志们有这么一种感觉没有？”

宣言起草与台下协商

毛泽东和中国代表团怎样围绕共同宣言来实现自己的目标？今天来看，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要不要坚持把自己的意见或把多少意见写进宣言，而在于制定宣言的过程能否体现平等协商的原则。早在会前准备阶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就紧紧抓住了宣言起草这个环节，就势把起草过程变成了新体制创立和运作的过程。

共同宣言产生的基础是协商一致，而不是少数服从多数。要做到这一点，中国党需要首先争取宣言修改的主动权。当苏共中央将事先拟定的草案于10月25日交中国党征求意见时，毛泽东不甚满意，但他没有像南斯拉夫那样简单否定这个草案，而是在肯定草案大部分内容的同时提出不同意见，并指定胡乔木对草案进行修改。10月29日毛泽东在约见尤金时请他先把中方意见带给苏共中央。中共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后在毛泽东主持下审定了胡乔木（3日到5日）的修改稿。11月5日苏共也拿出了他们修改后的第二稿，它与第一稿差不多。6日，中苏两党各出几人，中方以邓小平为首，苏方以苏斯洛夫为首，共同研究双方的稿子。经协商，苏联同意接受中方的修改草案。10日下午3时，苏方代表苏斯洛夫等六人到我方住处协商，8时达成共同意见，决定以两党名义提交会议讨论。至此，宣言修改的主动权已由苏共手上转到了中共之手。接下来的工作是扩大协商范围。11日，修改后的草案印发各执政党征求意见，各兄弟党协商开始。14日，12个执政党会议正式开幕，决定成立各党参加的宣言起草委员会。16日会议结束时达成基本一致的意见，但还没有完全消除分歧。这一天，60多家执政党和在野党会议开幕，起草委员会继续工作，直到19日下午会议闭幕时，宣言才最后定稿，交12个执政党表决和签字。

在程序上，宣言产生的路子类似于中共中央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即会前反复酝酿，充分讨论，广泛征求意见，达成一致后再正式开会表决。苏共中央非常不适应这种做法，按照他们的习惯，所有重大分歧都应拿到正式会议上争论表决。毛泽东关注宣言修改，就抓台下协商一条，抓住不放，直到最后一刻。毛泽东先后同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哥穆尔卡、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以及法国共产党、英国共产党领导人谈话，交换意见，做了许多工作。于是会议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台上，苏共主持大会，台下，毛泽东主持宣言修改。吴冷西后来谈到，离会议正式开始前还有几天，苏共就不耐烦了，“从12日起各兄弟党开始协商。在协商过程中间各种各样的意见都有。还没有协商好，苏共提出要开会。我们建议：一边开大会，依次发言，各自念预先准备好的稿子；一边开小会即起草委员会，讨论宣言草案，以取得一致意见”。就整个会议来说，宣言的修改主要靠台下协商酝酿。具体做法是在起草委员会（最初是中苏两党的起草小组）和各党之间几上几下反复磋商，交换意见。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兄弟党提出意见，起草委员会研究反馈，各党双边磋商，中方代表向毛泽东请示汇报，中国代表团还要与国内中央保持沟通。其他党亦如此。可以说，各党之间的重大意见分歧，都是在这个层次利用这个机制解决的。大会干什么？一是起草委员会向大会报告修改情况，二是各党代表就宣言目前情况表明态度，三是决定继续协商下去，还是原则通过或正式通过。14日、16日和18日毛泽东利用开大会的时候就宣言内容发表了三次重要讲话。台下的协商基础，再加上毛泽东的大会动员和说服，会议终于取得了圆满的成果。

在协商中怎样达到一致？宣言修改以中国文本为基础，毛泽东作为宣言起草方采取的策略是求同存异。所谓求同，是指在原则问题上说服各党赞同或不反对。会议期间，波兰、南斯拉夫、意共反对我党提出的以苏为首，其他党也不高兴这么提。毛泽东专门讲了为首并不是苏联说了算，而是只要它召集会议，还解释了这个为首只能是苏联而不能是别的国家。他说，苏联有40年经验，大部分是正确的，有一部分是错误的，这两部分都是有益的。我们的敌人是全副武装的，我们只有一个苏联有全副武装。要把资本主义世界抛在后面，这首先要依靠苏联。这就是大局。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毛泽东这么讲是非常实际的。因为苏联的力量超出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各国的总和，各国都离不开苏联的援助，苏联为首是符合实际的。其实，各党不是不明白这个道理，但是他们害怕苏联干涉内政。经毛泽东解释，加上苏共代表在这个氛围的压力下表示决不成立国际组织，大家才接受了以苏为首的提法。

所谓存异，是指在形成共同纲领时，一方面要争取文字表述能够被不同意见者接受，另一方面也要说服后者顾全大局而保留自己的意见。如波兰不愿意宣言提美帝国主义，反对把它说成是世界反动势力的中心。毛泽东通过与哥穆尔卡协商，多次修改宣言文字，直到后者接受。毛泽东说：“这次共同宣言实际就是我们的纲领，它不涉及具体事，提的都是原则问题，并不管波兰和中国怎么做法。”就整个宣言来说，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大部分原则都坚持住了。其中包括九条共同规律，辩证唯物论问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干部群众，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同时，强调在目前条件下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等。只是在和平过渡等个别问题的表述上，中国党做了必要的妥协。

妥协与共赢

苏共中央在这次会议上十分低调，几乎在所有问题上都愿意妥协，愿意听取或接受不同意见，并放弃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但是有一点，他们始终坚持，就是要求会议宣言肯定苏共二十大，说它做出了“历史性决议”，“开辟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阶段，促进了它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

按照中国的理解，宣言作为共同纲领，讲的是普遍原则，不妨碍各国党的具体做法。但对苏联来说，这有一个悖论。作为“为首党”，苏共到底执行自己代表大会的决议，还是贯彻各国党协商一致的纲领？这个问题对其他党也存在。但是，在苏联，这个问题最为尖锐。原来，苏联还是把“为首党”理解成对社会主义阵营负有全面责任的领导党。就是说，它不仅要管自己的事，还要管各党的共同事务，只要宣言肯定了二十大，苏联就能用其二十大的精神解释宣言。中国却认为，宣言根本不同于苏共二十大，组织上它由各国党协商产生，高于二十大，内容上它纠正了二十大的一些错误。尽管如此，由于苏联在大部分问题上都同意采纳中国和其他兄弟党的意见，中国也就不坚持了，同意满足苏共这个愿望。

关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中苏之间也存在分歧。宣言讲了和平与非和平两种可能性。中国认为不够明确，建议写上用什么方式过渡取决于资产阶级，而不是无产阶级。中国的意图很明显：宣言应当否定苏共二十大的观点。苏联竭力反对，理由还是那个，要求中国照顾苏共二十大的提法。中国也妥协了，表示可以保留意见，并将把意见写成备忘录，提交苏共中央备案。

宣言是一个令各方满意的共赢文件。苏联收获了“以苏为首”和对二十大的肯定，也就等于获得了它最需要的东西：恢复领导地位。

各兄弟党也很满意，不仅因为宣言在提法上尽可能地照顾了他们的意见，而且会议本身，苏共的谦和低调，不再板老子党面孔，中共的公正与通融，尤其毛泽东的魅力、智慧以及他在各方面所起的决定作用，使大家看到了希望。

当然，最满意的还是中国。毛泽东在11月16日会议上发言说，这次会议的成功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成功，是集中和民主相结合的成功。可以这么说，会议近乎完美地实现了中国党的想法：各国一律平等，一切问题都要协商一致，为首者不再具有发号施令的权力，有理有德者的意见才能占上风。中国的最大收获是在阵营内树立了崇高的道义形象，这使中国党产生了一种新的前所未有的国际主义使命感：当苏联出现偏差时，中国党有责任推动苏联回归正确道路。

1957年莫斯科会议，是共产国际解散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重大事件，显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力量，也是中苏关系达到顶峰的一次国际会议，是中国起重要作用的一次会议。它真正实现了各国党一律平等和协商一致的原则。这次会议所以能够召开，从根本上讲是苏联软实力的下降和中国国际威信的上升这两种因素促成的。赫鲁晓夫需要借助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力量恢复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运中的领导地位。而中国则想抓住这一机会把社会主义阵营的旧体制改造成各国各党一律平等的新体制。目标虽然不同，但是中苏双方都把维护相互团结看作大局，并在必要时作出妥协，这是会议取得成功的最重要的原因。

11月16日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结束的那一天，召开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64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出席了会议。会议共开了三天，19日结束。在18日的会议上，毛泽东发表长篇讲话，集中论述国际形势和团结这两个问题。他的精彩发言一结束，立即爆发出长时间的热烈的掌声。会议期间，11月17日，毛泽东看望了在苏联学习的中国留学生，并发表著名的和青年留学生的谈话。

11月21日，在圆满完成出访任务后，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乘专机回到北京。

（责编 肖 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