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欣捷

俞渤，曾名俞兆海，1926年6月出生于天津一个军人家庭，父亲原为国民党陆军中将，是白崇禧属下的一名军官，曾任桂林行营参谋长、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处处长等职。俞渤从小生活条件优越，并受到完善的文化教育。不幸的是，在他14岁时，父亲遭侵华日军轰炸身亡，年仅47岁；不久母亲也饮恨病逝。俞渤悲愤异常，在长兄的教育下，他认识到要“拯人类于水火，举中华于强林”。随后，他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的外围组织，经常阅读革命书籍，从事进步活动。

18岁时，俞渤考入中山大学中文系。不久，长兄在广西避难途中又遭日寇枪杀。家仇国恨，驱使他投身抗日战争洪流，并考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第23期)。然而未及毕业，抗战就结束了。

良知猛醒，反对内战

1945年，俞渤被派到美国接受飞行训练。期间，他阅读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以及进步书报《从延安回来》《华侨日报》等，从中了解到不少救国救民的真理。俞渤与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学唐宛体、禹庆荣、王玉珂、魏雄英等后来相约回国，寻找共产党，到解放区参加革命。

1946年12月，俞渤乘坐轮船横渡太平洋回国。船上听说国内正打内战，同学们议论：“咱们打日本鬼子没捞上，倒打起自己人来了！”

当时的国民党空军是从四面八方拼凑起来的。俞渤被分配到国民党空军第八大队，驾驶B—24型轰炸机，先后驻扎上海和北平。淮海战役时，第八大队一部分调往南京大校场机场，已经是中尉飞行员的俞渤等也随调南京。当时，中共地下党组织分析认为俞渤是一个有胆识、富于正义感的青年，经过工作，在1948年8月份发展其为中共党员。并告诉他要“保存自己，发展力量，待机发动起义”。俞渤首先挑选了相熟的郝桂桥和周作舟，作为争取发展的对象，并团结了中尉飞行员陈九英、中尉领航员张祖礼和一批思想倾向进步的人员。

俞渤知道，这个时候每一颗年轻的心正经受着多种考验。有一天，郝桂桥像要审查考验俞渤的勇气似的，眼睛直直地望着他说：“我们走吧！我呆不下去了：我们可以走天津、沧州到冀中解放区去。北平许多学生都是走这条路到解放区去的。衣服、证件我可以弄到，北京大学我有熟人。”俞渤摇摇头说：“不能就这么便宜了国民党！”他们两个人，四只眼睛直愣愣地对望了好一阵。郝桂桥慢慢地明白了俞渤的意思，咬着牙说：“对，要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

周作舟则完全是另一个类型的人。抗战开始时，他刚念完小学，就在“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歌声中，到国民党空军当了机械兵，过几年当了机械员，后来改行学了轰炸，任中尉领航轰炸员。周作舟恨透了这个充满着狡诈、诡计、倾轧的环境，反对国民党打内战。俞渤刚到八大队时，周作舟就对他发牢骚，骂道：“老子不干了，不打这昧良心的内战！”

有一次，俞渤和周作舟被编在一个主勤组里执行任务。俞渤驾驶着B-24型轰炸机，带着10个500磅的炸弹，飞临一个村庄，执行轰炸任务。此刻，田野上的农民兄弟正在耕作，孩子们在玩耍。轰炸这些手无寸铁的农民，俞渤于心不忍。这时，周作舟已经把轰炸诸元计算出来了，站在俞渤座椅背后，正对目标看了看，在俞渤耳边轻轻地说：“我们往外扔。”俞渤点点头，周作舟就钻进轰炸舱里去了，这时，在右座打盹的分队长忽然醒了，他用手抹了一下流到下巴的哈喇水，向四周看了一下，很惊奇地问道：“怎么，到了吗？”便连忙用两手把住驾驶盘，将两脚放在脚蹬板上，以便必要时修正俞渤的动作。

“左！左！好！右一点，右一点！”周作舟在机内通话器上发出口令，俞渤便随着动作。分队长还以为两人协同得很好，便转过去，只顾欣赏“战场风光”去了。目标慢慢移近，已经到了该投弹的时候了，他却没有听到炸弹的声音。当机头滑过目标时，耳机里响起了周作舟有气无力的江苏口音：“炸弹——投下——！”

分队长听到炸弹的响声站起来，侧着身子往下寻找着弹着点。俞渤也站起来顺眼望去，只见空旷的白茫茫的田野上出现了几个黑点，上面还飘起一团尚未散尽的灰烟，周作舟从轰炸舱里爬出来，分队长瞪着眼睛朝着这位刚刚单独工作不久的轰炸员骂道：“啧！啧！你看你怎么炸的，真饭桶。我光凭眼睛也比你炸得准！”周作舟搔了搔脑袋，没有吭声。

分队长说完后，手掌像刀似地朝前一砍，意思是咱们该返航回家了。

俞渤和周作舟就这样“完成”了一次轰炸任务。

黑虎掏心，建立地下党支部

1948年10月和11月，俞渤先后介绍周作舟、郝佳桥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们三个人组成一个党支部，由俞渤担任支部书记；三个人真切地感到组织起来力量大，顿感有了坚实的依靠。大家都坚持自己的信念，勇敢地生活。他们像亲兄弟一样互相关照，在敌人的心脏里机警地工作。

党支部与上级组织的联系是通过俞渤和王嘉进行的。王嘉是惟一负责和俞渤联系的上级组织代表。王嘉向俞渤传达党的指示，传达毛主席《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讲述人民解放军胜利的形势和世界动态，鼓励大家前进。

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俞渤和王嘉的每一次会见都是在极端秘密状态下进行的，有时是在公园一角偏僻的草地上，有时则是在一间阴暗的小屋里。为了按照约定的时间会面，俞渤经常在风雨交加的深夜，扶着墙，艰难地行走在泥泞不堪的弄堂里。每一次会见，俞渤都从王嘉身上得到党的关怀和温暖。

12月上旬，国民党黄维兵团被紧紧包围在双堆集。国民党空军每天三四次地从南京大校场起飞，为被包围的地面部队空投食品，并疯狂地轰炸扫射解放军的部队，国民党空军副司令王叔铭对第八轰炸大队下了狠令，要他们炸平地图上的红色圈圈，也即是解放军部队。国民党正作着最后的挣扎。然而，国民党许多机关已经开始撤退，国民党空军也已经给各大队分配了在台湾的住处，部队开小差的人也日见增多。这时，俞渤等接到了党组织下达的“组织起义，炸毁大校场和伪总统府”的任务。他们迅速研究可能争取来参加起义的对象，制定了详细方案和步骤，直到确信执行这一任务是可能的，每个人都充满了必胜的信心。由此，争取起义对象的工作展开了，成果显著，不断有人表示愿意参加这一行动，首批起义将迅速实施。12月10日，俞渤等把这一情况向上级党组织作了汇报。党组织给了他们以极大的鼓励，确定辽宁省安东为起义后的飞机降落场，并决定立即把他们的组织关系先转到解放区去。与此同时，党组织再三叮咛他们要提高警惕，头脑清醒，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变化。

共产党节节胜利，大陆马上就要解放，每一个国民党空军飞行人员都在考虑自己的去向：是跟着国民党逃往台湾？还是留在大陆？

就在许多人对去留问题还没有作出决定之前，国民党使出了毒辣手段——将空军飞行人员的妻儿老小用船运到了台湾作人质。敌人捷足先登了，俞渤等感到失去了主动。危险关头，有些人动摇了，包括原来准备首批起义的人员，虽然他们一再表示“绝对不出卖朋友”，但是很明显，组织很快就会暴露，敌人只需要很短的时间便能闻出“气味”来。空前的危险时刻可能来到！俞渤等并不怕被逮捕和枪杀，但是，面对这一新情况怎么样才能继续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呢？他们决心争取一分一秒的时间。在这紧急关头，俞渤等没有可能找到王嘉。根据先前约定，如果起义失败，就在18日见面。这时距离约定的时间还有好几天，情况很紧急。到了15日夜晚，俞渤和郝桂桥、周作舟三人在南京最热闹的夫子庙地区，选择了一家饭馆楼上僻静的单间，召开了紧急党支部会。会上作出三项决定：1.放弃原来组织大规模起义的计划；2.夺机起义，不成功便打飞机、扔炸弹，与敌人同归于尽；3.单独轰炸大校场机场。会后，俞渤等把这一决定告诉了志同道合的陈九英、张祖礼。陈是八大队的中尉飞行员，张则是中尉领航员。这两位同志也都是热爱祖国和人民，强烈不满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热血男儿。

驾机起义，回到党的怀抱

1948年12月16日，机会终于来了。由于国民党在淮海战事不利，杜聿明兵团即将覆灭，蒋介石为了振作士气，决定晚上接见八大队飞行成员。这是个开溜的好机会。天黑之后，俞渤等人乘着大部队乱哄哄地钻进大卡车的空档溜开，在目睹其他人走后便潜回宿舍，收拾装备，奔赴机场。

当时，俞渤等人心里既兴奋也紧张，兴奋是因为终于有机会离开黑暗的石头城，投奔共产党；紧张则是对在机场将要面对的情况心中没谱，几个人是来自不同机组的副驾驶，配合是个问题，而且要夺取飞机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可这一刻，想到拥抱光明的机会就在眼前，他们别无选择，只有迎难而上。

到了机场，国民党防空部队的探照灯不断地向天空横扫，气氛十分紧张。在通往八大队停机坪的路中间，停放着蒋介石的C—46型座机，周围有几个专门负责警戒的宪兵。不远处，B—24型轰炸机巨大的身影整齐地排列着，显然是机务人员的工作已经结束了。俞渤等快步向停机坪走去。

“口令！”就在将要靠近B—24飞机时，突然窜出一个哨兵，凶恶地朝他们喊着。当时，俞渤等谁也不知道今天的口令是什么，可又不能不回答，俞渤便冒出一句话想搪塞过去。哨兵显然不满意他的回答，横端着枪走了过来，用更大的声音喊道：“口令！不许动！”

“什么口令口令的，告诉你是出任务的，你没听见？！”俞渤灵机一动，凶狠地把航行图往哨兵面前一扬，干脆大声嚷道。

果然，这一招起了作用。在国民党的军队里，官大一级压死人，何况又是飞行员。这个哨兵不再朝前走了，但仍站在那里，一直用眼睛瞪着他们。为了监视敌人，他们让身高力大的陈九英过去盯住哨兵，其他人急忙挑选飞机，他们需要挑选加满油、挂满炸弹的飞机，好对国民党控制的南京机场实施轰炸。

好不容易找到一架514号飞机，油弹均有，机下还外挂着5颗吨级炸弹。俞渤抬起手看了看表，萤光针正指向9点10分。有些晚了，便大声说：“大家动作快点，周作舟打开炸舱，其他的人拿走轮挡和夹板，不要耽误时间！”俞渤确实着急了，又喊了一声：“快点！”突然，一阵阵轰隆隆的汽车马达声传来，两道明晃晃的灯光把飞机照得雪亮，一辆汽车正沿着八大队的停机坪开过来。俞渤紧张地拉着周作舟，并叫大家赶快蹲下，躲进机身下巨大的黑影里。幸好汽车没有停下，在距他们四五米远的地方一阵风似地飞驰过去了。周作舟悄悄告诉俞渤：“炸弹舱锁了。”俞渤回答说：“钻前轮舱！”但舱门也被一块木板堵得严严实实，并且加了锁。周作舟猛地用劲一拧，木板“啪啦”一声断裂了，周作舟的手指破了。但他忘记了疼痛，首先钻了进去，其他四人也都跟着往里钻。不一会儿，辅助发电机“扑扑”地叫起来了。俞渤向外一望，只见那个哨兵正朝他们走来，大概哨兵是看到他们的可疑动作，有所怀疑。可是哨兵迟了。这时，四台发动机相继转动起来了。俞渤加上油门，驾着飞机迅速滑向跑道，越过一架正在跑道头上试车的运输机，从滑行道半路插进主跑道就起飞了。飞机离地后，俞渤等按照预定方案，飞到南京城上空轰炸，可因为飞行仪器故障而未能成功，炸弹落到了长江边的燕子矾附近，石头城为之大震。蒋介石等国民党高层顿时变色，纷纷四处躲避。

俞渤等迅速撤离，加大油门向北飞去，直奔解放区。由于油箱没有加满，油量不够，最近的解放城市只有石家庄，他们当机立断飞往石家庄。在万籁俱寂的深夜里，只有飞机的马达在欢唱，只有星星陪伴着他们。飞了一程之后，天气有些坏了，四周雾气腾腾，一片昏暗，睁大了眼睛才能看到地面偶尔出现的一些星火。午夜零点10分，俞渤等根据地面火车机车头喷出的白烟，找到了平汉铁路，随即向右转。不一会儿，石家庄的—片明亮的灯光出现了，俞渤等决定开始下降高度。然而此刻，他们起义的情况，解放军地面部队并不知晓，四周突然一片漆黑，解放军的高射炮开始对俞渤等驾驶的飞机实施射击，—道道暗红色的火光，在机头前面划过，俞渤等不断用无线电呼叫，说明来意，地面却毫无反应。接着，他们又打开航行灯和着陆灯，一亮一灭，表示是自己人，但是地面的同志并没有领会俞渤等的意思。俞渤等只有再降低高度，庞大笨重的B-24型轰炸机紧贴着屋脊和树梢，寻找着陆地机场。这时，地面的炮火也停止了射击。俞渤等驾驭飞机在黑夜里一遍遍艰难地寻找跑道，不知不觉近两个小时过去了，飞机快没油了，但俞渤等仍不愿弃机跳伞，他们要把飞机交到人民的手里。经过不懈努力，加之地面同志在明白他们的来意后，为其提供了地面灯光，到凌晨两点多钟，俞渤等驾机顺利降落。他们终于回到人民的怀抱。

1949年的春天，在万人瞩目的怀仁堂，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聂荣臻司令员等领导同志接见了所有在北京的驾机起义飞行人员，并且设宴招待。俞渤等同志深感幸福。他们久久地望着穿着一身黄色旧棉军装的朱德总司令的面容，听着聂荣臻司令员风趣的谈笑。这一天，周副主席说：“希望大家和我们一起建设人民空军，我们一定要有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对周副主席的嘱咐，俞渤一直深深铭记在心，并以实际行动投入到解放后的工作中。新中国成立后，俞渤在人民解放军历任军委航空局教官组副组长，上海军管会军事代表，华东军区航空处代理科长，第一航校训练处副处长、处长、团长，航校副参谋长、参谋长、副校长等职，1964年被授予中校军衔，1970年停飞。

“文化大革命”中，俞渤坚决与林彪集团作斗争，受到政治迫害，曾到五七干校劳动。九一三事件后恢复工作。1974年1月19日因病情恶化去世，年仅48岁。

（责编 兴 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