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国栋

在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e Produet，简称GDP)，是最基本的总量指标，它从总体上反映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水平，随着GDP这个概念的广泛应用，这项用于衡量经济增长水平的总量指标，逐渐演变成为评价各国经济繁荣程度、指导政策走向的重要工具。而GDP作为一个最基本的总量指标，在衡量国家总体经济水平、科技水平和居民生活水平方面还存在一些缺陷或不足。如果盲目地追求和崇拜GDP。将导致社会层面、经济层面中真正需要关注的领域被忽视。特别是在这次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世界各国全面下调今年经济增长预测时，有必要对GDP指标进行反思和完善。

一、GDP指标的缺陷与不足

(一)GDP不能全面地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活动

一是GDP是按商品和劳务的市场交易价格计算出来的，而非市场交易活动则无法计入经济总量。因为世界国家，特别是市场经济落后的国家，大都存在着不少非市场性的商品和劳务活动。比如，生产者自给自足性质的劳务、家务、物物交换等经济活动所创造的产品和价值，由于没有通过市场交换而没有体现出其交换价格，因而遗漏于GDP之外，而这些自给自足性质的经济活动，如果改为由雇工或保姆来承担，并由雇主付给雇工或保姆工资，通过工资来体现这项经济活动的交易价格。有了交易价格，这些经济活动创造的价值就可以记入GDP总量了。这时，一国的GDP就上升了，但国民经济实际产出并没有增加。事实上，一个国家市场化程度越低，GDP遗漏的可能性就越大，GDP也就越低；反之，一个国家市场化程度越高。GDP遗漏的可能性就越小，GDP也就越高。

二是非法交易活动也是GDP的遗漏点。不论是发达国家或是发展中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些非法经济交易活动。比如，非法的地下工厂和地下生产，各种形式的黑市交易。为偷税、漏税的走私活动等。虽然这些非法经济活动也经过市场交换，有其交易价格，但因为是黑市交易、是暗中私下进行的，因而也无法计人GDP，成为GDP的一个遗漏点。

(二)GDP不能真实反映经济发展及其国民福利

希冀依赖经济的增长，以获得更多的社会福利是国民的希望。虽然GDP指标能反映一国的经济增长水平及经济总量的变化，但实际上人们的收入却不一定能随着每年GDP的高增长率而提高，人们所得到的社会福利也不一定能随着经济总量的增加而得到应有的改善。比如。在GDP高速增长、经济总量大幅增加的同时。人们却忙于工作、苦于加班而无奈放弃假日和休闲，从而造成人们闲暇时间和感受人生、享受生活时间的减少，而闲暇时间的减少，就从一个角度说明了在GDP增长的同时。人们的社会福利在减少：产品质量的提高和产品结构的优化升级，有利于优化人们的消费结构，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但却不一定都能表现为GDP的增长和经济总量的增加：产品分配制度也是决定和影响人们社会福利水平和状况的主要因素，但经济总量作为一个衡量经济增长的数量指标，却无法反映社会分配制度和产品分配情况，因而无法体现社会公平和社会福利。比如，A、B两个GDP相等的国家，如果A国收入分配制度科学合理、社会平等，而B国则贫富不均、贫困两极分化严重。那么，A国由于分配制度科学合理、社会平等，国民福利就好；而B国则由于分配制度不合理、社会不平等。国民福利就差了。因为B国财富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即在GDP增长和财富增长的同时。贫穷也在累积。又如。A、B两个GDP相等的国家，如果A国行政费用庞大，而B国则卫生、文化教育、公共事业、社会劳保投入多，显然，B国国民的生活水平和福利状况就比A国好得多了。也就是说，社会财富的分配和投向不同，给A、B两国国民带来的生活影响和福利是不同的。可是GDP指标恰恰不能反映这些问题。

(三)GDP是一个“数量”概念，不能反映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增长的质量

GDP仅仅记录和反映以价格为条件的市场交易活动，也就是GDP只是反映了经济增长的数量，不能反映经济增长的质量和经济发展水平。比如，某国或某地区赌博业和色情业昌兴，由此带动了该国GDP水平的提高，但不能凭此就说该国或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实力和国民福利都提高了。此外，GDP不能体现一国的产品或劳务类别和内容，即不能说明一国的经济结构。比如，两个GDP相等的国家，一个国家以开发和生产电脑软件为主，而另一个国家以生产或加工民用产品为主，显然。这两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技术发展水平不在一个档次。

此外，在一个工业社会里，经济总量的增加往往伴随着环境的污染、城市噪音、交通拥挤的产生；同时，GDP也未能对经济活动的社会价值进行道德判断。比如我国假冒伪劣产品，有毒、有害产品同样招摇和欺骗市场；而昂贵的医疗费用甚至使得病者成为拉动GDP的动力。如此种种，都是GDP指标的缺陷。

二、GDP指标的改进

(一)提出衡量国家财富新标准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国际社会通常以“国民财富”或“国民收入”作为衡量一国经济实力的主要指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改用GDP或国民收入(GNP)指标来衡量一国经济总量及其经济实力。世界银行专家比较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两种统计方法之后，于1995年公布了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财富的新标准。新标准将一个国家的经济产出减去机器折旧和生产过程的自然资源消耗，计算出一个国家的财产净值。其内容是从人力资源、自然资源和生产资本等三个方面计算一个国家财富的总量，然后按美元计算出国家财富的人均水平。显然，人均国家财富指标越高。国家越富。反之。国家越穷。新标准把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融为一体，是一个综合性、能比较全面地衡量一个国家财富状况的总量指标。

(二)构建福利型GDP

基于GDP指标在反映国民福利方面的局限性和缺陷，一些经济学家先后提出了“经济福利尺度”和“纯经济福利”等新概念或指标，以对GDP指标的统计项目进行校正和调整。“经济福利尺度”和“纯经济福利”都是反映人们实际福利的指标，其内容是GDP统计还应加上闲暇和地下经济，减去环境破坏和国防开支，以作为反映人们实际福利水平和福利状况的指标。美国经济学家诺德豪斯、托宾和萨缪尔森根据美国的统计资料分析得出：按人口平均的“经济福利尺度”或“纯经济福利”的增长远远落后于GDP的增长。因此，为了提高“经济福利尺度”或“纯经济福利”，需要对GDP的增长做出必要的调整，即需要适当放慢GDP的增长速度，以保障国民的福利，不能以牺牲国民福利为代价追逐GDP的增长。

(三)建立绿色GDP的考核指标

GDP作为一个经济增长的总量指标，由于没有考虑在生产过程造成的环境污染和资源耗费所带来的损失，也就是GDP忽略了经济增长时所付出的沉重代价。因而存在重大缺陷。为了弥补GDP的这一缺陷，1997年世界银行设计和推出了“绿色国内生产总值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即将一国经济产出中的能源耗费和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等记录于绿色账户，再将其从GDP中核减。从而形成绿色GDP。由于绿色GDP是在扣除了能源耗费、环境成本之后的国民财富，因而绿色GDP比较真实可靠。如果绿色GDP占GDP的比重越高，则表明一国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越大，而负面效应也就相应越小：反之，如果绿色GDP占GDP的比重越低，则表明一国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越大，而正面效应也就相应越小。绿色GDP是对GDP指标的一种调整，从保护环境的角度来说，启用绿色GDP的指标有利于防患于未然。虽然目前世界上还没有出现一套科学的、可操作的绿色GDP统计模式，但绿色GDP指标的提出。弥补了传统GDP在统计中的一些不足，对于构建一个能充分反映在经济产出过程中资源成本和环境成本的总量指标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四)优化GDP内涵

对我国来说，还应该优化GDP内涵，提倡和实现有效的GDP。长期以来，我国遍地开花搞所谓开发区、工业园、跑马圈地式招商引资竞争。但由于不少项目并未真正投产，造成许多开发区、工业园及其设施的闲置，有些园区还长期杂草丛生、蛇鼠为患。尽管如此，园区里一些早期的基础设施投资。如厂房、围墙等的投资都已记入了GDP，也因此“创造”了GDP。而这样的GDP实际是由浪费或耗费造成的，并未是经济产出的结果。所以，这是一种毫无实际意义的GDP，也就是一种无效的GDP是消失的GDP。说其是无效的GDP，是因为这样的投入没有任何经济产出。是一种犯罪和浪费，但其确实又记入了GDP：说其是消失的GDP，是因为这些投资所耗费的成本都是以前的GDP积累，而这些长期以来累积起来的GDP由于转为投资后不但没有任何产出，反而白白浪费掉了、流失了，因而又是一种消失的GDP。之所以产生这些无效或是消失的GDP，除了投资决策失误之外，GDP统计指标本身及其统计过程的缺陷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如果在GDP增加的同时却是GDP的大量消失：或者在GDP不断增加的过程中，同时伴有大量的无效GDP。那么，再高的GDP增长速度率、再快的GDP增长速度也不能有效证明经济增长和财富增加的真实情况，而只能反证这个这国家在经济决策上有更多的、甚至是更大的失误和失策。同时，也说明了该国GDP的社会成本和国民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多么沉重。因此，需要对GDP的指标进行修正和完善，以增加GDP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对我国来说，提高GDP总量和优化GDP内容，都迫切要求依靠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来优化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增长方式的质量，以降低能源消耗、环境成本和社会成本，提高投资效益、社会效益和GDP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