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可威

摘要：如何客观公正地评价斯大林模式及其核心组成部分——军事工业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是个饱受关注又极其复杂的问题。对苏联三四十年代斯大林模式的考察，离不开考察其赖以生存和发挥作用的时代背景。作为极端困难条件下的危机应对手段，这一模式是当时苏联内外因素综合作用下唯一可行的选择。这一选择具有特殊性和被迫性，不宜过于神化和僵化。卫国战争中，这一模式在严重危机局面下展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针对性、灵活性和有效性，成为从根本上实现苏联人民集中力量克敌制胜的制度保障，但并不能由此代替和取消必要的外部合作与支援。二战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这对我们公正评价历史和吸取苏联经验教训，做好自身危机应对准备，都有参考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卫国战争；军事工业；苏联

中图分类号：K512.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0961(2009)03—0064—07

20世纪见证了两次世界大战，同时也见证了交战各国为实现战争目标而对国民经济实施总体动员的战时体制。苏联在卫国战争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实行的就是典型的战时经济体制，其核心就是通过对全国工业的整体化改造(其中也包括非工业生产部门)而将其纳入国防工业各部门的战时生产轨道。

苏联早在1941年6月30日就成立了国家国防委员会，其人员构成如下：斯大林(主席)、莫洛托夫(副主席)、伏罗希洛夫、马林科夫和贝利亚。随后，布尔加宁、沃兹涅辛斯基、卡冈诺维奇，米高扬等人也进入该委员会。随着战事的吃紧和后勤保障任务的加重，国防委员会的权限不断扩张，几乎囊括了政府拥有的全部权力，同时还直接领导组织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两地的防御工作。但其最为核心的事务则是向各企业随时下达武器弹药的生产任务，并对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和指导。

战争爆发前，苏联已经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正是这一体制使国民经济的迅速转型成为可能，从而导致整个社会总产品的65％－68％在实物形态上都属于军需物资。此外，战争在导致国民经济基本结构发生巨大变迁的同时，还改变了工业生产力的地区分布。战争结束前夕，东部地区的工业生产规模翻了一番，其中军品的生产规模增加了4～5倍。

1941—1945年间的战争支出总计达582亿卢布(其中预算支出占5018％)。为了保障国防，来自居民的税收一再增加(包括发行战时公债、开征战时税种等)，然而支出部分的主体则来自各企业。

回顾历史，实事求是的历史学家已经给出无可辩驳的公正结论：苏联经济主要依靠自身力量胜利完成了战争的物质技术保障任务。同时也必须指出，来自苏联盟国的军事经济援助也为此做出了不容低估的贡献。

可以把苏联工业在这一时期不同阶段的发展方向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疏散——工业向东部的巨大跃迁(从1942年1月起又有部分企业进行“再疏散”和生产力向偏重于乌拉尔一西伯利亚以东各地区的重新布局。

第二，动员——将企业生产重心纳入军品生产轨道，包括完全改变企业的生产专业和产品的品种、类别等方式。

第三，组建武器生产的大型专业化基地，其内容包括：对战前早已设计好的并具有实际应用前景的武器样件进行更新改装，并迅速投入工业生产；加强科研机构一设计局一工业部门一前线部队四者间的沟通与协作。1943年的战时生产能够取得突飞猛进的增长，正是实施这一系列举措所致。

一、疏散再疏散之旅

根据国防委员会1941年10月10日发布的决议，从“前沿”向“后方”地区疏散工厂、物资和人力资源成为落实经济转型任务的前提和关键。截至1941年年底，被迁走并迅速投产的工业企业已达1523家，其中有1360家属于国防工业部门。为了保证对疏散搬迁工作的统一领导，随后又成立了疏散工作委员会，以什维尔尼克为主席，柯西金和别尔乌辛为副主席。从此，凡涉及企业疏散问题的法令，都由该委员会或国防委员会以决议的形式发布并自动生效。

搬迁的实际情形是这样的：莫斯科、列宁格勒以及国家“中心地区”其他工业城市的特大工厂的设备全部或部分迁移到目的地企业所在的空地上，或者暂时安置在其他生产机构和仓库里。如果还容不下，那就干脆放到后方地区的学校和市政机构的房子里。例如，原来位于哈尔科夫的航空工业人民委员部所属3800号工厂拆迁后。其设备被分别安置在库尔干市的乐器厂车间、名贵服装商场、烟草总局以及车里雅宾斯克百货大厦、纺织品门市部、农村供销合作社、工人生产突击队所在地等不同场所。

在搬迁过程中，工厂生产设备往往不止一次地被拆散并发往不同地点，其中部分设备还经历了“再疏散”。

据统计，到1941年底，国防人民委员会下属企业中只有约30％仍留在原地，其余全部被疏散。

对工厂设备的拆卸和重新安装都有明确的规定，必须严格执行。以位于图拉市隶属国防委员会的66号工厂为例：该厂一部分设备被搬到南乌拉尔铁路上的乌尔姆茹车站所属的64号工厂，一部分则被并入兹拉特乌斯特市的385号和54号工厂。这些合并成立的新企业被重新编号，该编号通常和被疏散企业原有编号相一致，如原编号为183号的哈尔科夫拖拉机厂将用于坦克生产的装备、生产骨干和库存物资疏散到下塔吉尔的乌拉尔车厢厂之后，二者合并组建的乌拉尔坦克工厂即以疏散来的工厂号183命名。但也有采用主客企业双方的编号混编的方式重新编号的，这种编号方式比较少见。疏散安家后的军工生产企业立即被移交国防人民委员会。

疏散之路极其坎坷，以前的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的战时命运就是例证。从1941年1月起，该厂在生产拖拉机的同时，开始生产KB型坦克，到1941年的第四季度，拖拉机的生产完全终止，工厂开足马力全力投入坦克生产。同时，它还要生产坦克发动机，这是因为从哈尔科夫疏散来的原75号发动机厂被安置在该厂辖区内。与此同时，该厂仅1941年一年内就接纳了数家从莫斯科迁来的企业，包括著名的红色无产者磨床工厂和哈尔科夫市莫洛托夫钢材构件厂等。1942年初，这两家工厂又被“返疏散”至莫斯科，但部分设备仍留在该厂继续效力。此外，在该厂空地上很快又搬来列宁格勒基洛夫工厂(前身为著名的普梯洛夫工厂)生产设备的主体和骨干人员，为此该厂还获得“车市基洛夫工厂”的称呼。

那些留在原地没有疏散或疏散残留下来的工厂，一开始主要从事武器维修任务，然后转入新的生产阶段。比如在上述列宁格勒基洛夫工厂疏散后留下的厂房里，先是安排了重型坦克的维修，然后进行弹药配件的生产。从1945年3月起，该厂又转而从事重型自行火炮Cy-152的生产。

疏散过程中形形色色的困难层出不穷，有的相当严重。这些困难一部分来自运输过程，一部分来自抵达目的地后的重建过程。国家计委在提交的报告《关于各人民委员部下属疏散企业的重建进程(1941年9月10日)》

中指出：迄今为止，大多数疏散到乌拉尔、西西伯利亚、哈萨克和中亚地区的国防企业尚未按疏散重建进度表上规定的日期安装并投产。

这个《报告》着重指出，安装和投产延迟的原因有如下几点：“第一，工业设备的疏散和从‘近前沿地带向指定地点的运载工作组织得不能令人满意。在许多企业的疏散过程中存在对设备的胡拼乱凑和任意取舍现象，比如在拆卸环节往往忽视相关设备的配套性和兼容性。”大多数人民委员部把设备疏散和路上装运的全部事务都移交给交通人民委员部负责。然而，“交通人民委员部却没有确保及时调拨足够的空车皮……也没有确保所规定的一路上设备运送的速度。交通人民委员部事先规定火车运行速度为每昼夜400公里，但实际上火车速度只有200公里，在个别情形下还不到100公里。”

“第二点不能令人满意的是，疏散企业到达目的地后重建的组织工作。”

迁移后重建工作的困难在于严重缺乏技术熟练的工人，特别是施工、铣工、磨工及钳工。正如《报告》所指出的那样：“各人民委员部在运载企业设备的同时，未能保证将必要数量的熟练工人也随之疏散。”

随企业一同疏散的工人总体上占疏散前企业工人总数的30％～40％。这样一来，为重建疏散企业并使之全负荷投入规模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力缺口通常在50万人左右。仅古比雪夫航空工厂集群一家的劳动力缺口就在3万人上下。大多数疏散企业内的情形与此不相上下。

为了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该《报告》建议吸纳“与原先工作单位失掉联系的疏散人口”中的劳动力后备力量，以及妇女。“根据初步计算，处于16到40岁年龄段，同时又有条件参加生产的妇女人数总计不下30万。”

工人住宿问题也亟待解决。为疏散人口建筑简易生活住所的任务落在各所属人民委员部肩上，其完成情况普遍“极不令人满意”。《报告》举例说，军械人民委员部到1941年第四季度本来应该为26个疏散工厂的6.9万名工人建成简易住宅，可事实上，到1941年11月15日建成的工棚和窑洞总共只能容纳2.1万人，仅占计划入住人数的31％。

此外，还有别的困难制约着重组投产工作的迅速推进，比如许多企业在新安置地点还经常面临电力供应中断的问题，尤其在疏散前后工业生产力分布的重点——乌拉尔电力系统服务区域内。仅以1941年12月上半月为例，向该区各工业企业供电只能定时定量，因为电力人民委员部没有按计划将新建发电站如期投入生产作业。

管理方面的混乱，也一再加剧了这一严重局面。“在弹药生产人民委员部下属的众多企业里，列入疏散的设备拆卸工作直接露天进行，往往因此使设备受损(如259、316、78、254、179号工厂)。”该《报告》还指出，弹药生产人民委员部缺乏“必要的政府性纪律”，为了说明该部门的混乱达到何等惊人的地步还举例佐证，“比方说，第三联合生产企业101号工厂的装备被发送到98号工厂，然而根据国防委员会的决议疏散目的地应该是580号工厂。而本来应发往98号工厂的1130号第三联合工厂却被送到392号联合工厂。尽管国防委员会已多次做出决定要将260号工厂的设备疏散至莫洛托夫市的10号工厂，可居然被所属人民委员部发送到萨拉托失市的572号工厂，然而到了572号工厂才发现那里没有足够安嚣的空闲场地，才不得不重新疏散至原来的目的地——10号工厂。因此，耽搁了大量宝贵时间，直到现在该厂没备仍在路上颠簸，不知何时抵达。”

在许多企业的疏散过程中，还普遍存在遗失相当数量生产设备的现象，其中最为突出的足武器生产人民委员部的314号工厂。事后，无论是武器生产人民委员部，还是交通人民委员部都很少找同这些同一工厂但散失在不同车队和车厢的设备。

寻找散失设备的任务由内务部机构专门负责。关于这一方面记载的档案文件堆积如山。比如，1942年2月27日，内务部管理局局长里亚斯诺伊在从高尔基市发给苏联内务人民委员见利亚的电报中报告说：“围绕80号工厂的设备失散事件，我们采取了许多措施，以找到发往该厂的载有米格—13专用火药的车片韬。目前，12个车厢已找到，并于2月24日送还给80号工厂。”

尽管面临以上种种困难，然而在1942年一年时间内，规模之大令人惊叹的疏散工作总体上以胜利告终。正如1942年12月国家计委提交的报告中强调指出的那样，1942年机器制造业取得的最重要成果莫过于在国家东部地区的辽阔土地上重建了疏散企业。这是一个地理分布方面的巨大飞跃，机器制造业和金属加工业1940-1942年问在这方面的变迁可从表!数据中清楚地看到：

疏散企业主要安置在五个地区：奠洛托夫州、斯维尔德洛大斯克州、车里雅宾斯克州、古比雪夫州和新西伯利亚州。机器制造业企业在这些地区的重建，为军用和民用产品的增加创造了前提。仅以1942年前八个月为例，这些地区的产品总值已经达到344亿卢布，而1940年全午也只有480亿卢布。因此，国家计委的报告得出结论：“疏散企业在东部地区的重建没有扩大机器制造业和金属加工业的生产能力，但是的确导致了这些生产力在全国范围内的重新布局。”

为了弥补战争给生产设备带来的损失，国家计委的专家选择以下途径加以补充：1将尚未到位的疏散设备加快拨运并交付使用，合计将近1.5万台乍床、冲床和汽锤(其中包括从列宁格勒运出的设备)；二、征集机床制造工厂生产用的衾属加工设备，包括车床、冲床和汽锤，总计达3万台左有；三、向国外订购输入金属加丁设备，大约5万套。

正是有赖于这些措施取得的积极成果，设备数量迅速增长。1942年全年设备增量达2万台左右，到1943年则达到3.5万台，仅仅这两年增加的设备便足以弥补整个战争期间机器制造业和金属加工业所蒙受的损失”，何况这一增量还不包括英美盟国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的战时援助。

为了尽可能减少疏散给生产带来的中断和干扰，也为了就近支援和保障前线，早在1942年就开始了把疏散到外地的企业设备部分迁回莫斯科的所谓“返疏散”进程，这些企业包括航空企业、弹药厂等。据统计，1941—1942年问从莫斯科迁走的企业有211家，其中有80家部分或全部先后返迁了回来，那些剩下的企业经过长期发展。最终形成了179家新兴企业。

“返疏散”或“再疏散”面临的问题和疏散中遇到的困难相似。国防委员会在1942年1月15日的1152号决议中向内河航运人民委员部发出指令“在莫斯科重建已疏散的纳甘金工厂(原来以生产导航仪器为主)，以研制弹药配件。”而从内河航运人民委员部的文件中可以得知，该厂部分返迁机床此时正随驳船冰冻在疏散途中，因此只能在别尔哥罗德州的修船码头越冬。为丁尽快完成1152号决议赋予的任务，鉴于路上积雪成堆，该人民委员部向上级提出请求：“请责成商尔基人民执行委员会……拨出3辆车里雅宾斯克产的拖拉机和50匹马，同时带上

汽油和饲料，以供将该批机床搬离别尔哥罗德州的修船码头之需。”此外，为使纳甘金工厂尽快重建投产，内河航运副人民委员弗·拉赫马宁多次向上级请求批准从萨拉托夫修船厂向纳甘金厂调运20台旋床(萨拉托夫修船厂“从疏散基地获得了19台车床，另外还从疏散到该厂的扎波罗热工厂获得了4台，实际上该厂原有车床数量足以保证其现有订货任务的完成”。因此，这些额外的23台车床理应拨出)。当时企业之间复杂异常的设备搬迁和“借调”程序就是这样进行的。

另外，战争尚在进行之际，针对解放地区的生产恢复和重建工作就已启动。根据国家计委1944年编纂的小册子，所谓“解放区和被战争(包括疏散和破坏)波及的地区”战前的生产总值占苏联全国的53％。启动重建工作的第一步，在国土获得解放后马上进行，其核心内容是“以尽可能迅速和简单的方式输入最为必需的产品以首先满足战争的需要”。重建的第二步则安排在战后进行，其内容包括“从整体结构上根本重建全部工业并更新至更高水平”。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该小册子指出了可以利用的各类资源和手段，如“东部已经存在的金属加工和机器制造业的大规模基地”，“经验丰富的建筑业和工程设计骨干人员”，“在与西方盟国达成的协议框架基础上进口设备和物资的有利条件”，“德国及其仆从国向苏联赔偿损失的义务”。

二、军工生产基地的创建

尽管战前就已经存在军械、弹药、航空工业和造船工业人民委员部，可为了集中一切力量用于军品生产，苏联政府先后又成立了两个新的专门人民委员部，即1941年9月成立的坦克工业人民委员部和同年11月成立的迫击炮武器人民委员部。这充分证明了组织这两种战场“撒手锏”武器生产的非同一般的意义。

在回顾1941-1945年间军事工业基本管理方法时，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

第一，高度集中的管理模式，既包括斯大林本人和国防委员会其他成员(贝利亚、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米高扬等)的直接控制，也包括国防委员会为实现基本军品生产纲要而向各地派驻全权代表；另外还包括为保证生产任务的完成而不遗余力地强化内务人民委员部等国家安全机关的作用。

第二，强化党政和财经领导干部、军工生产部门的各人民委员对军品订货完成状况的个人责任。

国防委员会1942年1月3日的决议就硬性规定了这一内容：到1942年第二季度结束前，“保障坦克、坦克发动机和坦克配件生产任务的完成是以下地区的联共(布)州委会及其第一书记这一阶段工作的重中之重：车里雅宾斯克、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斯大林格勒、高尔基、鄂木斯克、基洛夫。这些地区的州委会第一书记分别是以下同志：巴塔里乔夫、安德里扬诺夫、丘依诺夫、拉基奥诺夫、库里科夫和卢基扬诺夫”。为了贯彻落实国防委员会的这一决议，坦克工业人民委员瓦·安·马利雪夫于1942年4月12日签署了该部第334号训令，即“关于完成1942年第二季度的坦克生产和坦克工业物质技术保障任务的工作计划”。该训令规定采取以下措施：“特此警告：各厂厂长、总工程师和总冶金师如延误本人民委员部内协作生产计划，将根据国防委员会1月3日的决议按战时法令追究刑事责任。

责成各厂厂长就协作生产合同要求的每一次产品装运情况以电文方式通知其用户工厂，并将副本报本人民委员部。

第三，缩短军工订货的汇报周期。对于各人民委员部根据其不同的军品生产计划和当时的战场需求状况确定以下几类完工汇报截止期限：一个月、20天、15天、10天、5天和一天一报(如战事最为吃紧的1942年12月11、12、13、14、15日为一天一报)，共计六个类别。

第四，集中人力物力于少数大型工厂。

以坦克工业人民委员部系统为例，该部先后建立了工人多达五六千的一系列企业，旨在提高这些康采恩联合企业生产保障的自给率，从而整合众多生产流程于一体，并使之最大限度地独立于供货方和运输工作。其实坦克工业人民委员部本身就是在整合一系列机器制造行业的基础上不断形成的(包括运输业、农业机械制造业、造船业、重型机器制造业等部门)。

苏联当时大型专业化军事工业的加快建设进展之所以如此顺利，生产的合理组织规划和科技成果的应用推广是最重要的推动因素。在国家计委编纂的小册子《伟大卫国战争胜利后对装甲坦克技术发展状况的讲评》中强调指出：“我国坦克制造业得以发展最具决定性意义的因素是早在战前就已经存在设计好的坦克模范样式——中型坦克T－34和重型坦克KB……这两种苏联坦克以及后来推出的改进型重型坦克HC的战斗性能在整个战争期间都没有哪国坦克能与之匹敌，无论盟国还是敌国。”

战前准备好完全成熟的坦克研制成果(包括构造技术和相关参数)具有重要意义，其优越性早在开战第一阶段就显示出来。当时，尽管苏联欧洲部分的坦克工厂暂时蒙受了严重损失，但在很短的时间内，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的非坦克专业化生产工厂就完成了坦克生产的众多物质技术准备工作并迅速开工投产。

T－34坦克相对简单的造型使其易于大批量生产，也易于操纵，当时的情形要求在短时期内培养出成千上万的坦克手。

此外，苏联的坦克制造业在战争期间还取得了值得自豪的一大独家优势，那就是在构造坦克和自行火炮等新型作战设备时生产规格方面的广泛标准化，这种标准化涉及的范围之广，无论盟国还是敌国都望尘莫及。

当然必须指出，这一阶段的标准化毕竟是相对的，不是一成不变的，要经常根据实际需要做出必要调整。尤其当时苏联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处于首要地位的只能是变化不定的前线需求。军工行业在这方面表现得颇为灵活，留下了足够的变通空间。在新型武器的生产过程中，这一点随处可见。正如有关文件一再着重指出的那样：“在疏散后重新组建的企业中坦克和自行火炮的设计存在着与原先产品规格和标准上的变通，这些变通是明显的，也是必要的，是有重要意义的，是为了满足战场需求和应付敌方新式武器出现的情况做出的。正是这些变通，使我们得以把性能的改进主要集中在坦克和自行火炮火力的加强，以及在保持高度机动性、灵活性和越野能力的同时，增强其装甲防护性能等方面。”

设在乌拉尔的设计生产综合体“坦克格勒”(“格勒”即俄文“城市”，该综合体前身即上文提到的基洛夫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在坦克生产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因此，以马利雪夫为首的坦克工业部领导机关就坐落在车州(1942-1943年间的部长是伊·米·扎利茨曼)，那里还形成了一支功勋卓著的设计专家队伍，其成员包括茹·雅·科金、尼·拉·杜霍夫等众多军工界精英。正是这一群体确保了坦克和自动控制系统的不断推陈出新，使其性能越来越趋于完善，也保证了军工产品系列的由点到面、持续壮大，在四年战争期间共计生产了超过17000单位的装甲技术产品。

迫击炮的生产发展也获得了巨大成就。早在战前，

列宁格勒制炮厂下属的设计局就在勃·伊·沙维林的领导下研制开发出了各项性能指标都超过德国施奈德同类的迫击炮系列。沙维林的设计理念充分体现在120毫米迫击炮的结构上，该迫击炮因其性能极其优越，于1942年4月11日按照国防委员会1576号决议得以补充列入1939年武器装备序列计划。沙维林专门设计局后来搬迁到莫斯科近郊的科洛姆纳，并改名为“机器制造业设计局”(沙维林本人则在列宁格勒被围困期间一直在城内坚持工作)。在战争的结束阶段，苏军拥有的迫击炮火力是德军的3倍，而迫击炮产生的火力通常占苏军当时炮火总量的一半以上。

射击类武器的生产也组织得非常合理有效。在组织这类武器生产时，遵循的一条原则就是设计武器样式时必须采用适宜大批量生产的工艺技术。此外，流水作业的广泛应用，为技能相对薄弱的非熟练劳动力的使用创造了条件。这些因素在战争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为了满足前线需要，不得不以超限速度扩大射击武器的生产。从1942年起，苏联本国工业就一直能充分满足前线对射击武器的需求。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类武器也是苏联没有根据租借法案在援助框架内从盟国获取的少数几种武器装备之一。

子弹工业也是战时基本的国防生产领域之一。射击武器所用子弹的大批量生产与载有设定自控系统的专门装置的研发有着密切关系。1937年，拉·尼·科什金参加子弹工业的研发，他为这一领域在新型转轮技术基础上的发展提供了指导思路。根据他的提议而创建的首批转轮自动装置，在战时非常条件下展现了极高的效率。因此，科什金于1943年荣获国家奖金。1944年6月3日，根据武器装备人民委员德·弗·乌斯季诺夫(即苏联70年代的国防部长)签署的命令，第三中央设计局在莫斯科州的克里奠夫斯克成立。从此，子弹工业有了自己的首要设计技术机构，正是仰仗这一机构，子弹工业才得以占据生产自动化应用的领先位置。

从1943年起，国家领导人开始对航空技术的发展给予越来越多的关注。国防委员会1943年4月21日的决议充分体现了对这一领域压倒一切的关注与偏爱：“各州执行委员会、各人民委员和国家计委驻各地的全权代表必须配合航空工业人民委员部下属的各厂厂长们从加盟共和国的工业部门中收集多余的各种物资，以保证目前航空工业的实际需要。”

国家还严禁从航空企业中抽调劳动力和运输工具。航空工业人民委员阿·伊·沙胡林被赋予额外的权力，即可以直接和供货厂签订合同，不必经过部门间打交道必须遵循的垂直组织程序；还可以“根据设计上的变动所导致的需求和兼容变动，随时更改订货晶种和规格”。另外，他还有权根据自身需要利用铝合金加工剩下的一切边角废料。国防委员会1943年9月7日发布的《关于1943年第四季度向航空工业人民委员部提供物质技术保障的决议》，确立了向该部门提交物资的优先地位。该决议规定，所有的人民委员部必须为航空工业部门生产和发送“保质保量的金属”和设备，“并不得晚于每月20日”，也就是“优先于向其他任何人民委员部发货，其中包括国防部门的其他人民委员部”。为了保证扩大飞机生产任务的完成，航空工厂还经常被免除生产炮弹壳架的任务。

各种“精神激励”的手段也在这一时期的军工生产中频频运用。上述1943年9月7日的决议严格规定：“没有完成向航空工业人民委员部供货任务的企业不得在全苏社会主义竞赛评比中获得国防委员会颁发的红旗勋章，也没有资格参评第二、三等奖项。”

军用物资运输的安全保卫工作也时常受到特别关注。比如，向航空企业发送的货物按照规定只能“由国防专列承运……在某些特殊情形下，比如涉及原材料和产品的运输时，则可以采用1943年1月10日国防委员会第2732号决议规定的特别货运秩序而单独编组车队，同时必须保证航空人民委员部的货物在路上移动过程中始终处于专门监护之中。”

国防部门并非没有其他部门常见的组织工作方面的缺点。比如，无线电工业部门经常违反同航空工业部门达成的供货协议，因此被列入国防部门中少数几个拖后腿部门之一。正如国家计委航空工业部门主管领导谢·谢明在《关于1943年上半年航空工业部门的工作讲评》的报告中强调指出的那样：“无线电工业部门的工作是断断续续的、应付式的，因此成品交付经常不及时，而且往往拖到月底才交货。”因此，他做出结论：“电子工业部门没有能够保证装配车间持续不断的正常工作状态，就像飞机厂、航空发动机厂和坦克厂等都能做到的那样，这些工厂的成品交付始终都安排得平稳有序。”

在战争刚开始阶段，由于全部力量都集中于生产能直接支援前线的常规武器上，众多新式武器的研制实际被搁置了，尤其是核铀工业。直到1942年9月28日国防委员会才发布《关于涉铀研究的组织工作》的决定，授权科学院恢复“原子能利用的可行性”研究工作，并随后在喀山为科学院建造了一个实验室。1942年11月27日，国防委员会又作出《关于采铀工作》的决议，要求进一步加快铀矿的开采和提炼。根据1943年2月11日国防委员会颁布的“关于加强涉铀研究工作组织的补充措施”，原子能特别实验室从喀山迁到了莫斯科。1943年3月10日起，该实验室改称苏联科学院第二实验室。从此，该实验室核铀研究的日常工作就由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米·格·别尔乌辛和国防委员会科学部门全权代表谢·瓦·卡夫塔诺夫主持。研究业务工作则由伊·瓦·库尔恰托夫院士主持。总的来说，战争期间的原子课题研究没有超越科学技术研究的阶段，因为当时拨给这一课题的经费极为有限。核工业的创建和作为一个享有特别优先地位的军工综合体进行重点建设是战争结束后的事了。1945年8月20日，国防委员会发布了《关于组建以贝利亚为首的核问题特别委员会的决定》，这标志着核工业正式进入实际开发和应用阶段。

在战争期间，还成立了未来军事工业综合体的雏形，即由党政、工业、军方和科技界的头面人物组成的一个个领导小组汇成的集合体。1943年7月4日，国防委员会出台了《关于组建国防委员会下属电子侦察工作碰头会》的决议，碰头会蕴涵了以后军工综合体的一系列基本特征。如出任碰头会主席的是国防委员会成员、苏共中央书记格·马林科夫，副主席则是科学家阿·伊·贝尔格。碰头会成员还包括国防工业各部门的人民委员如德·弗·乌斯季诺夫、米·瓦·赫鲁尼乔夫、安·阿·格列格拉德、伊·克·卡巴诺夫等，还有苏联计委、国防和海军人民委员部的领导干部。参加碰头会工作的还有第一副总参谋长、陆军上将阿·伊·安东诺夫，以及学者和军事工程方面的专家。碰头会下设科学组，最初由尤·勃·格勃扎列夫主持，后由阿·尼·休金院士接替他。此外，碰头会还有工业组，为首者即后来担任电子工业部部长长达27年之久的阿·伊·肖金。

随着电子侦察碰头会的成立，无线电电子技术领域的总体战略方针也随之确立，相应制定了为防空军、空

军、海军和陆军组建电子侦察机构的一系列纲要。从此拉开了众多专业化科学研究机构、设计局和工厂纷纷建立或更改研究方向，以及技术、工程和科学人才培养浪潮的序幕，以满足最新武器研制的需要。

三、民用部门的动员

早在战争刚刚爆发时，为了最大限度地动员一切可用资源，非军事部门的企业就已经开始了向军工生产的转型。轻工业企业开始根据国防委员会下达的订货任务，为红军生产后勤辎重类产品，如皮靴、帐篷等。开足马力生产的还有降落伞工厂，甚至连生产马具辔鞍的企业也收到骑兵鞍具和挽缰的生产计划。各地地方工业企业和手工业合作社企业也接受了为红军生产弹药和武器的指令性计划。

总体动员的一个范例就是弹药及其配件的生产组织工作。参与这一工作的不仅有所有的军用民用工业部门，还包括与军事毫不沾边的社会民间机构，如艺术事务委员会、俄罗斯联邦社会保障人民委员会、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莫斯科苏维埃等众多类似机构。

苏联工业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致力于这些特种产品的生产，并于1944年第三季度迎来了最高峰。仅在俄联邦范围内就有279家企业从事弹药生产，产品达200多个品种，包括反坦克和反步兵地雷、手雷，炮弹，航空炸弹等。当时，投身这一生产的有地方性工业企业、手工业合作社、公用市政单位以及国防部门之外的人民委员部等。

在回顾1941-1945年间俄联邦的弹药生产历程时，以下几个因素不能不提及，正是这些因素使得特种产品的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

第一，国防委员会为俄联邦工业部门提供的种种优惠政策，特别是对弹药生产企业在劳动力、金属、原材料、生产设备等方面的优先保障。

第二，为了弹药生产不惜启动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企业，其中不仅包括地方性工业企业和合作社，还包括非工业部委(教育、市政建设和社会保障等)下属的一系列企业。

第三，为指定企业补充设备，将相关生产设备集中到这些企业，从未承担弹药生产任务的企业抽调劳动力，以保障足够的人力物力需求。

第四，对弹药、特种装弹箱和成套军械生产计划的执行情况实施系统监督，并在生产任务的完成过程中对企业提供必要的帮助。

第五，俄联邦工业部门为充分动员和利用一切可能的国内资源做了大量工作，甚至还在全苏范围内的金属加工业和机器制造业工厂，组建金属精加工基地和收集矿渣废料以便循环利用。

第六，采用比较成熟的技术，并采取既能增加弹药生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又能降低产品成本的技术管理措施。

将民用企业纳入动员范围，使之实现军工生产转向的做法在战时形成了一种模式。这一模式在以下例证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莫斯科的国立剧院灯具工厂在战前长期为剧院生产照明装置，战争爆发后该厂不得不先后两次根据前线军品需求变动调整生产方向。从1941年7月1日起，该厂开始转而为海军研制海航照明设备，这就要求改变生产技术(尽管大体上这一改行暂时还和该厂原有生产专长相差不大)。然而临近1943年第三季度结束的时候，正当海航照明设备的生产已经步人正轨之际，突然被叫停。从1941年10月18日起，鉴于莫斯科当时面临严重的进攻威胁，该厂被迫第二次转向，为直接满足前线需要的军事订货而进行生产，即研制弹药配件。反坦克地雷TN－41、地雷引信MB－5、定时炸弹Y3－1等都是首先诞生在国立剧院灯具工厂里，然后才被送往军械和弹药这两个人民委员部下属的专门工厂进行大规模生产。该厂有时还接受红军工程委员会下达的军事工程技术研究任务，进行一系列试验性研发活动。

总之，动员企业进行大规模武器生产的组织工作，通常包含一系列卓有成效的行政和经济技术手段，如更新机床设备、采取流水作业法、密集安排劳动进度表、加强企业间协调合作、打破行业界限和开展劳动竞赛等。机床的更新使企业得以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提高操作能力。当时企业经常面临完成与其生产专长并不完全吻合的生产订货任务，有时还偏偏赶在自己生产专长改行的节骨眼上。

正是凭借这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应急措施，苏联终于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不但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而且为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在战后新兴国家的推广奠定了坚实的实力基础。

这一辉煌表现同样对苏联后来的发展走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苏联高度集中的管理模式在战时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得以最大限度地证明了自我。正因为这样，可以把这一模式命名为“动员型模式”，也就是在极端严峻的条件下最可行的模式。战争的胜利推动了这一体制的进一步巩固和强化。战争取得的另一个成果，是军事工业的基础设施在全国范围内的扩展。这为众多新式武器生产部门的创建奠定了基础(包括核武器、火箭技术、雷达定位手段、AK－47步枪、T－34坦克等)，也造就了以后冷战条件下总体上持续发挥强大作用的军事工业综合体。

责任编辑王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