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建海

有人曾向我问起：“在这个世界上，哪种职业最具有耐性、韧性和定力?”我毫不犹豫地回答：“世界上有很多种职业都需要耐性、韧性和定力，而科研是最具代表性的。惟有非同一般的定力，才可能攀登科学研究的高峰。但是这种科学定力却不是自然得来的，而是后天修炼而来的。”

据早前《科学网》消息，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在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指出，院士要用一种平常的心、科学的心来对待所谓的事情。要愿意坐冷板凳，不要热衷于各种各样的社交活动。

笔者不曾调查过此类问题，但近些年来由于院士的社会效应和市场效应的急剧放大，在各种功利的诱惑下，院士想要一门心思坐冷板凳未必有先前那么容易。相反爱凑热闹、喜欢追逐名利在科技界渐成风气。因为社会上不时有企业拿出重金礼请院士做代言人；也有地方政府或者高校竞相出台优惠政策，把院士当花瓶一样供奉；还有各种大型项目、工程，各种评奖、庆典都有院士在嘉宾名列。这种看似院士热的背后，却使院士在公众心中的形象大打折扣。

显然，要把这种现象简单怪罪于院士是不合理的，因为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外界社会各种因素所造成的。但是，这并非说在外界环境的干扰面前，院士个人主观的努力就一概无效。相反依据辩证法内因决定外因的观点，笔者确信通过院士本人的道德觉醒仍然能够在最大程度上扼制这一态势的发展。

科学与政治不同，科学家与歌星大腕也不同。科学不是用来作秀的，科学家也不是用来当花瓶使的。科学讲究的是实事求是、脚踏实地、持之以恒，科学的作风是坐冷板凳而非凑热闹、贪图名利。可以说甘愿坐冷板凳，耐得住寂寞就是一种科学定力。搞科研贵在专一，贵在有定力。韦伯说，19世纪以来，一切知识上的进步都是由专业人士推动的。笔者的补充是，那些对知识积累有所贡献的专家，多具有执著的追求和献身科学的精神。他们不是把科研当作单纯的谋生手段，而是赋予科研以一种内在的神圣性。

甘愿坐冷板凳，耐得住寂寞，在整个人类科学史上许多科学家都秉持这一价值观并身体力行。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要想在科学技术领域有所建树几乎是不可能的。科学家一定是要远离名利场的。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令人欣慰的是，当下，依旧有这样的科研工作者，他们定力十足，不媚权，不媚钱，不媚俗，在滚滚红尘中特立独行，“虽千万人吾往矣”，毅然决然地摆脱鲁迅先生所说的“三重奴隶”困境。正像徐匡迪院长所举例的钱学森、袁隆平等，他们都堪称楷模。中国科学院院士杨雄里回忆起自己的老师张香桐院士时说：“先生的成功，起决定作用的无疑是其矢志不渝、永不言败的精神，以及一步一个脚印的踏实的行事风格。”这样的人格与那种浮躁的、急功近利的行为形成了鲜明对比。正如杨雄里院士所总结的那样：“在许多意义上，这些前辈们是一群科学上的殉道者，他们贡献于社会许多，但从未企求，也并未得到应有的回报。”

科学家之所以受人敬重，不仅因为他们有超出常人的智慧，更因为他们有超强的科研定力。如此看来，科研靠的是定力。而科研定力的取得，必须借助于顽强的意志力，自觉抵御各种诱惑，加上兴趣、好奇、想象等积极情感力量的支撑，科研事业不仅是寂寞难耐的，同时也是情趣盎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