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　凯

曾经有一个广泛流传的故事。一个知名企业引进了一条香皂包装生产线，结果发现这条生产线有个缺陷：常常会有盒子里没装入香皂。无奈之下，企业只好请自动化专家组成一个包括机械、微电子和X射线探测等技术人员在内的科研攻关小组，最终成功解决了问题。每当生产线上有空香皂盒通过，两旁的探测器会检测到并使用一只机械手把空皂盒推走。与此同时，中国南方一个乡镇企业也引进了同样的生产线，一个车间主任对于同样的问题给出了他的解决方案：他在生产线旁边放了台风扇猛吹，空皂盒自然会被吹走。故事的真实性有待考证，但是这个故事的内涵却是不容忽视的，那就是操作性的知识或者实质理论在我们社会生活领域的空缺。这些中间形态的理论知识的缺席造成了在教育界里构建宏大理论的企图和实践前沿里以教师经验呈现出来的原生态的教育教学智慧之间的断裂，也加剧了彼此的傲慢与偏见。2005年2月，在华盛顿由美国教育部教育研究与改进办公室（OERI）召开的学校改进项目研讨会上，与会的大学教育研究者普遍表述了对他们在与学校进行合作时缺乏共同话语的关切。由于缺乏共同话语，在包括教育在内的以知识应用为主的公共服务领域，知识转化为行动计划的可能也被相应地大大降低了。令人欣慰的是，当前在国内初中校建设工程和小学规范化建设等项目中呈现出来的政府、大学与学校的合作、共生关系，正在逐渐撤除这些固有的藩篱。

在学校改进项目这一大学和中小学的伙伴关系中，教育研究者和教育实践者承担着不同的角色，履行着不同的使命，也使用着不同的工作语言系统。研究者的工作性质往往是未来取向和批判维度的，这使得他们在进入学校以后往往能够通过诊断发现学校在日复一日的常规工作中已经习以为常的操作背后的问题。他们也往往因注重于对现实中的教育问题提出理论上的解决策略，而忽视了理论指导在现实中具体应用的问题。实践者直接面对着丰富复杂的教育对象，他们更关心某些具体的举措在实际运用中的效果，他们可能会在某个方面作了深入的探索，这种探索可能是自发的，但大多数时候也暗合了先进的教育理念。对于组织和个人来说，依靠自身的力量很难将这些实践智慧上升为显性的操作性知识。在信息不发达的传统社会，实践智慧往往随着其持有人的离开而中断。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学校因为某一位知名教师或者校长的离开或者辞世而无法继承和发展其教育教学经验的事例，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学校改进项目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学校改进项目往往集合了众多教育理论者和实践者，这使得探讨学校发展和改革、成员来源多样化的学习共同体得以可能存在，而这一学习共同体提供了广泛的相互交流的渠道。不仅通过理论者与实践者的对话了解学校发展的真正需求，通过规范、引领和导向取得理想的项目效果，也包括不同学校的相互学习，改变各自为战的格局，相互吸收经验和教训。

学校组织有其自身的特点，它既与国家公共权力机构不同（可以强制实行某种组织形式和规章制度），也与医院等技术标准严密的公共服务机构不同（专业规范直接影响着组织的制度结构）。在学校这样一个工作标准并不严格、技术环境并不确定的公共组织中，以教育教学经验形式存在的实践智慧的影响并不能达到塑造人们行为的程度，知识的传播更多的是通过学校之间模仿同领域成功者的形式和做法实现的。例如，学校的主要产出是“高素质的人才”，但是，何为“高素质的人才”，何为“素质教育”，如何才能有效地推行素质教育，学校往往是非常模糊的。在这种情况下，学校往往简单地以成功的学校为榜样，围绕一些可见的经验性知识形成一系列模糊的共享观念，在模仿的基础上做进一步探索，这类似于新制度主义的组织趋同。

同时，对于学校组织来说，在某个阶段内，这些零散的经验性知识和模糊的共享观念因为成本的关系很难成为较为系统和明晰的操作性知识和实质理论。我们知道，全聚德的烤鸭技术许多年来都是由师徒口耳相传的，传统的学徒实践至少要一年以上，这种基于实践经验的知识在现代社会面临大规模复制生产的问题。2007年，全聚德开始使用微电脑控制的电子炉进行烤鸭的制作，以解决工艺流程的标准化和自动化。这代表着凝聚在手工工艺中的原生态的经验智慧向操作性知识转化。事实上，按照现代标准看来仍是原生态的这些经验智慧在过去也曾经作为行业秘密的操作性知识存在过，只是由于人类社会知识的积累和发展，曾经的操作性知识已经成为行业里耳熟能详的基本技能了。近几年来，在美国学校改进项目中广泛流行的最佳实践就是这样一种将教育教学中某种技术、方法、过程或者活动通过优化形成比较标准的行动方案进行推广的机制。

对于从事学校教育的实践者来说，真正达成学校改进目标的实现往往需要满足三个条件：第一，校长和教师先前的实践经验被重新激活；第二，实践者在学校改进中能够得到大量操作性知识和实质理论；第三，校长和教师在这一过程中对新的理论的消化与解读和项目完成后实际运用理论的背景十分相似。这三个条件基本都与知识的本质和管理有关。教育研究者和实践者如果希望达成比较理想的学校改进效果，首要的任务应该是寻求共同话语基础。

第一，共同话语的定位应该是教育教学理论的前沿。在项目进行前应该了解目标领域里发生过的事情，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尤其是最新的进展。如果不了解这些前沿领域，项目很可能会经历不必要的失败甚至重蹈覆辙，或者独自摸索出来的经验在别的国家、地区以至学校已经是陈年往事了。学校改进究其实质是对教师教育教学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变革。这些变革需要教师改变习以为常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等，需要校长和教师主动寻求研究者的指导和帮助，这要求教育实践者具有求知的热忱。

第二，共同话语应该来自学校发展和改革的实际需求。目前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学校改进项目基本都是以学校作为主体、以目标作为导向的，因为学校直接面对学生和家长，能够最直接地感受利益相关者和教育环境的变化和需求。在学校生活中，大到教育愿景的确立，小到课程内容的选择和教学的具体实施，这些都需要倾听一线校长和教师的声音，需要他们身体力行。教育研究者应该对利益相关者的需求表现出自身的敏感，倾听和了解利益相关者的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校验和改进理论，以专业精神和素质很好地回应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并发现、肯定、传播、推广在项目实施中积累的经验，这要求教育研究者具有务实的作风。

第三，共同话语应该建立在双赢的伙伴关系上。从诊断问题到评估发展状态，从寻找解决方案到启动行动计划，研究者和实践者必将持续面临角色、知识和价值观的冲突，这要求教育研究者和实践者具有有效的合作机制。目前，在北京市丰台区小学规范化建设中呈现出来的政府（区教育行政部门）、大学和小学三方合作，在传统大学和中小学校的伙伴关系中增加了政府一极，为这一方面的机制创新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通过文化、技术、机制等手段，操作性的知识可以在学校改进项目中从校长和教师的实践智慧中涌现出来，这构成了教育研究者和实践者对话的基础。在这个寻找共同话语的过程中最终有可能诞生一种跨越研究和实践界限、融合不同知识形态的新的结构化知识，即知识管理本身。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责任编辑：张瑞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