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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是值得一去的

2009-07-28鄢烈山

晚报文萃·开心版 2009年11期
关键词:慈济计程车台北

鄢烈山

一、相见恨晚·计程车司机

自1949年两岸分治,到如今我这样的大陆公民能踏上台湾岛,“兄弟阋于墙”已长达一个甲子。这实在是一件很怪异也很令人痛心的事。大陆同胞到台湾,在2008年11月“陈江会”所签“三通”协议得到双方立法机关批准生效之前,比大陆同胞到新马泰,到有过战争状态的韩国、越南还难,更不能与台湾-日本居民互免签证相提并论。

且说两位计程车司机。一个是我们刚进台北,住店后去“鼎泰丰”晚餐的路上遇到的。这位仁兄衣着随意,与上海出租车司机的统一制服配白手套仿佛做的是两个行当。他为人热情,颇为健谈。他的驾驶室里挂的挂摆的摆,像开杂货店的。正中供奉着观音菩萨,一边是关公,一边是道家的什么神,倒也不难辨认。他对我们解释说,那把破羽毛扇,不是他为省电不开空调准备的,那代表济公和尚,是花钱开了光的;另外,那一绺丝线,意味着要广结善缘。不要暗笑人家迷信,心中有神灵的人,比除了“实力”和权术什么都不信的人要好相处。

另一位是送我们到台北火车站的。这位仁兄也很健谈(不知大都会的出租车司机是不是都很能侃。他好像对马英九很不满,说马英九的祖上是蒋家亲信,是戴笠的部下,杀人不眨眼云云。说归说,服务一样周到,帮乘客拉车门、护头顶,搬行李,颇有古风。

据说,做台北的计程车司机很容易,只要你取得了驾驶证,受这一行的相关培训合格,就可以上路,根本不需要交钱给什么公司来管你。法律管你,市场供求关系调节,如此而已。

二、价廉·食美

台湾行给我印象最深的几点之一是,物价低廉,远超出我的估计。坐计程车,台北的起跳价(大陆叫起步价)是70元新台币,按我在机场“两替”的比率4.93:1,是人民币14元多一点,与北京、上海的起价10元,相差幅度不大。与我们同行做录像的台北摄影家翁先生说,公共汽车一段(10多站吧)是15元新台币,地铁(台湾称“捷运”)一段是20元新台币。前者比广州大巴一般上车2元(冬天不开空调也一样)贵一半;后者跟广州地铁的价格差不多,也许还便宜一点。

我在宜兰县从车中看到路边理发的标价是100元(新台币),相当于人民币20元多一点,这与广州街头大多数发廊的价格相当。我们在台北市太原街逛“集贸”市场,看到纯棉的T恤才99元新台币(人民币约20元),质量相当不错。

说了这么多,请注意两岸物价比较的基础,台湾人均年收入是1.8万多美元,大陆是2360美元多一点,两者相差近8倍。物价却相差不多。我说的当然是一个粗略的直观的比较,不包括加权平均之类。细究起来,北京、上海人均年收入也许上万美元了,上述价格之比与台湾-京沪人均年收入之比大体相当。但是京沪的人均年收入是否被暴发户们拉扯得太高我不知道,低收入的农民工在京沪谋生,市场价格不会为他们而降却是肯定的。为什么作为按世界银行标准属于高收入地区的台湾,物价那么低廉呢?我不知道。

对台湾的吃,大体有三个印象。一是美食的地方多,品种多,至少不亚于广州和成都人的“(爱)好吃”。二是做得精致。其实原料品种一般。所谓“麻薯”,就是地瓜吧,可是人家做得味道好极了,成了花莲特产。有一种美食,是蘑菇做的,却像牛肉一样耐嚼,口感极好。第三是吃起来放心。我胃不好,不敢多吃鱼肉,喜欢吃蔬菜,比如初到广州时爱吃西洋菜,而现在看见西洋菜长在污水中,根本不敢买了。在台湾却没了心病,但见蓝天碧水及诚意写在脸上的店家,生吃只洗不下锅的蔬菜,不会疑心生暗鬼。

三、志工·基金会

早就听龙教授说过:台湾最珍贵的部分,其实是它的民间力量而非政府。虽然短短几天,观察所得只能是浮光掠影,对于这一点已有强烈的印象。

最令人难忘的是台湾岛几乎无所不在的“志工”(义工,志愿者)。在花莲的第二天,我们参观了“慈济精舍”。它的主人就是陈云林访台期间拜会过的“证严上人”——佛教“慈济宗”的宗师兼住持人,创办有多处多所慈济学校、慈济医院的慈善家。“精舍”是她的“老家”。在这里可以看到出家人(我看到的都是比丘尼)在劳作。同行的台湾朋友说,这些志工,可能就是身家亿万的实业家,在自己的财团里一呼百应,但在这里他们就是普通劳动者、工作人员,服从分配,做最平凡的事务。

同行的翁先生,是台南人。他说,在台湾说“我是农民!”那是很自豪的,如果不意味他是富人,至少不是穷人。翁先生的老家还有一亩多地,他说那是不会卖的。我想那是他的文化之根,也是他的祖产,度假村、兼创作中心。“香格里拉休闲农场”的董事长张清来,与我同岁。他年轻时也曾想跳出农门,休学后在农村觉得没出路,也不想跟人进城打工,农作之余自学七年已取得参加全台公务员考试的资格。不过,他有眼光有志气,放弃考试回乡创业,成了台湾“休闲农业之父”。从他的身上你可以感到,说“我是农民”绝不意味着低城里人一等。

四、警察·人民公仆

警察的形象最能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治理的文明程度;警民关系可以说是社会治理的一根标尺。我们接触的警察都很友善。在“九份”的黄金博物馆园区,派出所的警察不知是不是猜出了我们来自海峡那一边,对我们非常友好。

可以借帽子给我们拍照吗?可以。送你们也行。我们接过警官的帽子看,内衬有产地,是上海。我想,青天白日的“国旗”说不定也是江浙的工厂生产的?

在台一周,我们接触了、跑了台北市政府、宜兰县政府、“中华民国立法院”三家机关。

台北市政府就在大马路边,除了正门有一对传统的标志衙门的石狮(这石狮在大陆机关被视为封建权力象征弃而不用,移到了国有银行等单位的门前),没有门卫。

我们在“立法委员”邱毅的办公室待了不短的时间,因为他这天出席什么会议去了。台湾的“立委”的政治地位,相当于大陆人大常委会的常委,但因为是直选的,只对选民负责,腰杆挺硬,上到“总统”“行政院长”,下到公务员,没有不敢批不能批的大官。

他的办公室大约有40平方米。这40平方米又分成两大部分。一半是他的五个秘书包括主秘的办公室和档案室。这个位高权重的“立委”,他整套班子所占的空间,远比不上我们一个县的科局长。寒酸呐!

台北市长郝龙斌是从一个重要会场上,抽了点空来会见我们几分钟。他可能是作为台北市行政首长在接受议员们的质询,西装革履,比较正式。他说北京像张艺谋,讲究大场面、大气派;台北市则像李安,只能在精致,优雅上下功夫。

朋友对我说,过些年,你在台湾随便都可以见到一个做过高官的人。政府几年一换,“一朝天子一朝臣”,不当官了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根本不会说官做到哪一级,就要终身给他配秘书、配司机护士,养他到死。如果说这样,官迷会少得多,官威也不会有多么大了。

五、入出境·槟榔妹

一拿到赴台的通行证,就感觉不一样:大陆一向叫“出入境”,“中华民国”发的却是“入出境”证件。分析字面,“出入境”是管治本国公民的,批准或不批谁你“出”,然后才有“入”;而台湾却是以海关的立场和思路管理外来者的,先同意你“入”,然后看你“出”是否有延期,有挟带。前者见“出”之难,后者显“入”之慎。两种思维各有因缘,谁更合情理呢?我不知道。

台湾有很光鲜的一面,自然也有阴暗面,是我这个观光客没看到或体察不到的。比如“立委”邱毅刚出的《邱毅狱中书》,就是“揭露黑狱内幕,挑战狱政条例”的。

据说台湾有一风景(风俗,风情),就是“槟榔妹”,台南多,台北的桃园一带也多。我们行色匆匆,一共只在汽车上见过三家(个),有一家我在打盹还没注意到。自称专业槟榔店,也就是说只卖槟榔无“小妹”坐堂促销。通常这种店只卖槟榔和烟酒饮料。“小妹”以性感招徕顾客,价格可能就贵一些。顾客则意在人不在物,为的是“吃豆腐”。我坚持认为这不是社会健康的反应。倒不是说有伤风化,而是觉得这是社会贫富分化的一种表现。——就像大陆暧昧的“发廊妹”“洗脚妹”一样,家境好一点的女孩子是不会去干这种营生的。

无论如何台湾是值得一去的。在我心中,它是华人实行社会治理的第三大试验场。中国大陆是一种。中国香港是一种,华人占大多数并掌权的城市国家新加坡可算香港的同类。那么,台湾显然既不同于大陆,也不同于香港、新加坡。

(摘自《舟山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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