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倡文

在人民解放军的光辉史册上，有一位卓越领导人，他就是前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武怀让。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他却鲜为人知，直到2008年底，他的名字才被写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危难时刻担重任

武怀让1899年出生于河南孟县(即现孟州市)，字迈五。他在学生时代，就积极接受进步思想，多次参加反帝反封建的学生运动。为了适应白区工作需要，武怀让的曾用名与化名多达10余个：武胡景、武湖景、武和劲、武和景、吴福敬、罗玉堂、李士安、吴克敬、吴客敬、吴夫敬、吴福晋、林大生、林达生，在苏联用名安德列耶夫。

1923年12月，武怀让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4年7月，被中共组织派赴苏联，人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先后担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党旅莫支部书记，与刘伯坚等人负责中共旅莫党团支部工作。在任期间，武怀让夜以继日为党工作。为了宣传革命，他和曾涌泉等人创办《前进报》，任社长兼主笔。1926年，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银色别墅”召开。会后奉命回国(瞿秋白接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为此，他毅然将亲生骨肉南昌(生于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日，取名南昌)放在孤儿院，携妻侯玉兰，直奔白区工作。

1929年夏，中共中央军委秘书白鑫叛变，彭湃、杨殷等5人牺牲，任弼时被捕；1931年1月，唐禹投敌，林育南、何孟雄等60人被抓，恽代英就义；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特科负责人颐顺章被捕叛变，蔡和森惨死；6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9月，王明匆匆携夫人去了莫斯科。

1931年1月，武怀让参加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会后。他被派到东北传达四中会全精神。同年2月上旬，来到哈尔滨，任中共北满特委书记兼哈尔滨市委书记。“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积极领导了哈尔滨的反日斗争，组织游行示威，建立抗日赤卫队、学生军和策动伪军哗变等工作。

1931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何人有能力担任中央军事部部长这一要职。会议选出两人：张国焘和武怀让，当时在苏区的张国焘推诿不赴任，中央决定武怀让为临时中央军事部部长。

1931年底，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持伍豪(周恩来)、陈云写给武怀让的信，来到哈尔滨传达了中央的任命通知。当时形势非常严峻，为了党的事业，武怀让于1932年1月中旬，踏着没膝大雪，顶着寒风，带着不满1岁的女儿，在杨靖宇、赵尚志的护送下，告别哈尔滨赴上海任临时中央军事部部长之职。当时气温达零下30多摄氏度，上到轮船后，武怀让以为女儿已冻死，准备扔到海里，打开毛毯后看到还会蠕动，才把女儿带回上海，这个女儿就是解放后在北京航空学院工作的武华。

武怀让任临时中央军事部部长期间，有力地抵制了王明、博古的教条主义，忍辱负重工作，大力支持苏区领导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避强攻弱”的运动战术，由林彪、聂荣臻的中路军改为东路军，攻打福建薄弱敌人。部队取得了龙岩和漳州两大战役的胜利，使红军又走上了运动战的正确道路。之后，又做出了水口之战的正确决策，歼灭人赣粤敌20个团，迫使陈济棠退出赣南。特别是蒋介石进行第四次围剿时，他命令红一方面军由南雄、信丰北上，策应鄂、豫、皖威胁南昌，减轻敌人对鄂、豫、皖、湘西根据地的压力，有力配合了红四方面军的反“围剿”斗争。同时制定了敌人未合围前“突破一面、先发制人、主动出击”的战略方针，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从而使闽、赣、浙根据地扩大连成一片。这一时期成为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发展的全盛时期，武怀让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1932年8月，中共中央来电，改任武怀让为中央保卫部(亦称中央特委和特科)部长。1933年初，博古、李德先后到了苏区，仍走左倾军事路线，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运动战，致使红军第五次反“围剿”遭到惨败。1934年10月，元气大伤的红军被迫长征。

在苏联神秘失踪

1935年春，遵义会议后，陈云到上海传达中共中央指示，命武怀让赴莫斯科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并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实际上是监视王明、康生在共产国际的活动，提防王明再次掌握中央大权。武怀让和陈云分别后，又向宋庆龄、路易·艾黎等朋友辞别，乘火车赴莫斯科。下车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携夫人孟庆树前来迎接，并安排高级宾馆，为其接风。同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康生，对武怀让夫妇更加热情。康生说：“王明同志坚定不移执行斯大林同志指导中国革命路线，共产国际对王明同志都很称赞。他英明果断、料事如神……对王明同志应看到他的优点，不要斤斤计较缺点。”武怀让说：“王明同志自以为是、独断专行，教条主义不符合中国国情，削足适履、左倾冒险主义，使中国革命遭到毁灭性损失。(如果)王明在共产国际七次会议上总结他领导几年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错误，我武怀让拥戴他。”康生见武怀让正义凛然不被他所惑，便怏怏而去。

在共产国际七次大会上，武怀让带病写了发言稿，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给中国革命造成的损失进行了深刻的揭露，使王明继续掌握中央大权的美梦彻底破灭。在此次会议上，武怀让被选为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

1936年8月，苏联掀起“揭发和铲除敌人”运动，不少官员和将帅受到株连。王明、康生认为在异地他乡，神不知鬼不觉，残害革命同志的时机到了。于是，在莫斯科的中共党员有的失踪、有的被流放、有的被劳改、有的被捕或被处死。

面对险恶的环境，武怀让的妻子侯玉兰终日坐卧不安，哭着劝武怀让说：“王、康二人在共产国际还有地位。怀让，我担心两个奸恶会把我们陷害死在苏联，我们必须马上回国才行。”武怀让说：“党中央派我来苏联就是监督王明在共产国际的活动，以防他再次掌握中央大权。他在这儿一天，我就不能回国，这是党中央给我的重任。我们为了革命的胜利殉难于国外又有何妨。”8月的一天，武怀让从外面回家敲了门，可侯玉兰开门后，却不见武怀让，他从此失踪。

胞弟七十年寻兄

武怀让神秘失踪后，他的妻子侯玉兰焦急万分，四处寻找，并让在国内的胞弟侯孝昌到武怀让的老家打探消息。1936年，当武怀让年仅20岁的胞弟武怀谔得知哥哥失踪的消息后悲痛欲绝，他立下重誓：一定要找到哥哥。

从1936年到1949年，武怀谔辗转5个省市寻找兄长。他当过油坊雇工、盐场伙计，但始终没有打听到二哥的任何消息。他

的堂弟劝他：“哥，你心尽到了，找不着就死心吧!”他倔强地说：“只要我活着，就要找到哥哥!”

全国解放后，他终于敢光明正大地寻找兄长。几十年来，为了寻兄，他购买了数千册书刊；为了寻兄，他花光了所有积蓄，并且还贱卖了自己珍藏多年的300多块银元；为了寻兄，他外出走访的行程超过1万公里；为了寻兄，他撰写的文稿摞起来有两米多高；为了寻兄，他的左邻右舍大多住上了楼房，可他仍蜗居在平房里……

2006年6月5日，武怀谔终于得到了一条残忍但却真实的消息：二哥早在1936年就被诬陷死在了当时的苏联。

那日，他在书摊上买了本残缺的《今古传奇》杂志，该杂志刊载了叶健君撰写的《李立三受审莫斯科》一文，文中披露：1936年，国际工人出版社中文部主任李立二三主编《救国时报》，翻译出版有关公审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的资料，李立三负责编审，林达生(即武怀让)任责任编辑。译稿中有“党徒”一词引起异议，王明、康生提出是“政治错误”。苏联内务部借此事指控李立三等把托洛斯基、季诺维也夫匪帮说成是“党”，把匪徒说成是“党徒”，“阴谋将反革命黑货塞进政治出版物”，将责任编辑林达生逮捕处决。

70年了，这是武怀谔得到的关于兄长最确切的消息。看到这则消息，70年的辛酸一下子涌上心头，他真不知道自己是该笑还是该哭。他笑苍天有眼，终于让他看到了真相。他哭苍天不公，让二哥走得如此匆忙，没给父母兄弟留下一句话。

随后不久，在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中央主要新闻单位共同推出的专题栏目《永远的丰碑》中，以“天地能知忠烈心”为题向全国郑重介绍了武怀让的革命业绩。与此同时，武怀谔70年寻兄的壮举也引起了新闻媒体的关注，其事迹广为报道。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有关领导得知武怀谔寻兄的事迹后，高度重视，责成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对武怀让担任临时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这一史实进行进一步查证。该馆编辑研究处在认真查证后给武怀让之弟武怀谔发来公函：“根据上述依据，我们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土地革命战争馆》的‘中央军事领导机构沿革表中增加了武胡景任临时中央军事部长的内容，任职时间为1931年冬。”这意味着，1927年至1936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中央军委领导人由6人增加为7人，依照当时的排名顺序依次为：周恩来、杨殷、关向应、项英、朱德、武胡景、毛泽东。

前不久，笔者在河南沁阳武怀谔的孙子家见到了已经93岁的武怀谔老人，他向笔者详细讲述了自己70年寻兄的艰辛，最后他说：“兄长的名字能进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我心满意足了，兄长也能含笑九泉了。”

(作者单位河南省沁阳市人武部政工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