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任碧莲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新生代华裔作家群中较有影响的一位。其短篇小说《谁是爱尔兰人》体现了她一贯的文化观：对美国主流话语中的“大熔炉”理论模式的挑战，并主张建立一种美国“色拉碗”式的多元文化。也就是说，在美国社会的多元文化语境中，每种文化都有发展和变革的必要，各种文化之间的交流和文化身份的流变也应是必然趋势。

关键词：多元文化 文化观 “大熔炉” “色拉碗”

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美国华裔文学的发展出现了一个转折点，开始逐步走出边缘，走向繁荣和成熟。这个时期除了汤亭亭、赵健秀等四十年代出生的那一批作家之外，美国文坛上又出现了一批具有影响力的新生代华裔作家。在这个新生代华裔作家群中，任碧莲是较有代表性的一位。受多元文化主义思潮的影响，她的创作总是以轻快、幽默、反讽的笔调质疑和颠覆美国主流社会对于族裔的本质论式的偏见，探讨民族或文化身份的严肃主题。[1](P10)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典型的美国人》讲述了华裔移民在美国多元文化语境中遭遇的文化冲突和文化身份建构的问题，批判了美国主流话语对于族裔问题的“大熔炉”理论，提倡 美国“色拉碗”式的多元文化观。这里美国多元文化（multi-culture）包括除了白人文化之外的少数族裔文化，它针对的是美国主流文化中的所谓“大熔炉”理论。第二部长篇小说《莫娜在希望之乡》进一步展现了美国社会中各种文化因素（尤其是中国文化和犹太文化）的冲突和融合。在这部作品中，任碧莲凌然挑战美国“大熔炉”神话中僵化的族裔概念，明确指出族裔属性的流变性。她的这种文化批评意识在其第三部作品短篇小说集《谁是爱尔兰人》的标题小说中也有深刻体现。本文拟从这个短篇小说所体现的文化观详细分析任碧莲借小说中人物之口所表达的对美国主流社会所提倡的“大熔炉”理论的批判，以及对各族裔文化身份自由流动的肯定，即美国“色拉碗”式的多元文化观。

短篇小说《谁是爱尔兰人》通过一个华裔移民老太太之口，讲述她对完全美国化了的女儿和爱尔兰女婿以及混血外孙女儿的生活方式，还有爱尔兰亲家的行为方式，由开始的看不顺眼到后来的习以为常。并且在爱尔兰人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她逐渐对自己的族裔属性也有些模糊了，变成了亲家老太太口中的“荣誉爱尔兰人”。当然，任碧莲在这里强调的是东西方文化的交融。

一、初期的坚持

在故事的开始，这位华裔移民老太太认同的是自己的族裔本源文化，即传统的中国文化，这集中表现在她对传统中国文化的坚持和对美国主流文化及其他族裔文化的强烈排斥的态度上。

“我一生都在努力地工作。”“当我来到这个国家的时候，既没有钱，也不会说英语。但我和丈夫，在他去世之前，却开了一家餐馆。完全是我们自己的，没有抵押贷款。”[2](P26)这些都体现了华人特有的勤劳、坚持不懈的品质，老太太的语气之间也透露出对自己的这些品质和成就的无限骄傲。她还在丈夫去世的时候向他保证“我要让这个家不分开，尽管只有我们两个人（我和女儿），很难称为一个家”。这也符合传统中国人对家的概念的理解。文中像这样表现老太太对传统中国文化的执著坚持的例子还有好几处。

其实，这种坚持也深刻体现在她对美国主流文化及其他族裔文化强烈排斥的态度上。她开始总是以局外人的视角，站在外国人的立场来看美国人。她认为外孙女儿索菲娅的前保姆，一个叫艾米的美国女孩，像个疯子似的。“在美国，人们整天都在说创造性。”“在美国，父母是不能打孩子屁股的。”……她还很厉害，常告诉那些来收保护费的黑帮的人“孔夫子说，一个孝顺的孩子，应该知道他母亲的头发是什么颜色。”另外，老太太对爱尔兰女婿和亲家的一些作派更是看不顺眼：“一家四兄弟，没有一个工作的。……个个都在吃福利，或者叫什么解雇费或是什么残疾费。……为什么希家人会有这么多的麻烦？他们是白人，他们说英语。”老太太认为爱尔兰亲家四兄弟不够努力，不像她女儿，现在是银行的副总裁了。她的女婿既没有工作，也不照顾外孙女儿索菲娅，“因为他是个男人”。提到爱尔兰女婿，老太太的评价是：“平平常常煮沸的食物，平平常常煮沸的想法。就连他的名字都是平平常常煮沸了的：约翰。也许因为我是在黑酱油、海鲜酱和大蒜酱中长大的，我的女婿一说话，我就觉得少点什么。”老太太的这种对非中国传统文化的排斥心理更集中地表现在她对混血外孙女儿索菲娅的管教上。她认为3岁的索菲娅虽然看上去很像中国人，可“她身上所有优秀的中国成分都已经被野性的希家人的个性所吞没了”。老太太起初很自信地以为她能改变索菲娅，“让她用很中国的一面去跟她很野性的一面搏斗”。于是，她用尽了种种中国传统的教育方式试图把外孙女儿变成一个中国淑女，尽管她的各种努力的结局都是徒劳。这期间老太太最常发出的一句感慨是：“你见过一个中国姑娘这么做吗？”

这种对族裔本源文化的认同在小说中也不光体现在华裔老太太这一个人物身上，在她的爱尔兰裔亲家约翰一家的言谈举止中也都有体现。例如，作为欧裔白人，约翰一家对索菲娅的肤色耿耿于怀：“皮肤这么黑”，“这多可笑，一个叫索菲娅·希的小姑娘是褐色的。”亲家母老太太贝斯的言行也总透露出白人的优越感：“我总想，纳蒂真是跟白人一样出色。”

二、文化身份的流变

文中华裔老太太对传统中国文化的那种坚持在美国的多元文化语境中注定会引起许多困惑、挣扎，甚至是斗争。正如郭英剑老师所言：“族裔文化在一个强势文化的范围中，总是在本体文化的坚持、认同与放弃的彷徨、斗争中在不断的选择和调整，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语境之中，族裔文化的选择会呈现出复杂性。”[3](P93）老太太的女儿纳蒂其实是一个东西文化融合比较成功的典范，她的身上既体现了中国传统的优点（工作努力，事业成功，重视家庭），也表现出对其他族裔文化应有的尊重：她常告诉母亲不该说爱尔兰人这、爱尔兰人那的，“人家说中国人这、中国人那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你知道，英国人把爱尔兰人叫做野蛮人，就像他们叫中国人一样。”纳蒂的话也在一定程度上传达了作者任碧莲的心声。

事实上，老太太的态度在周围多元文化语境的影响下也在不断发生变化。首先，她对爱尔兰裔亲家母贝斯的人品和工作能力还是尊敬和称赞的：“在有病之前有个工作，是一家大公司的执行秘书。她要努力去处理一切事务，你会惊讶她的工作有多么复杂，可不仅仅是打打字而已。现在她是个有间干净房屋的好女人了。”其次，老太太也认识到“应该开阔一下眼界”。当她对索菲娅的中国式惩罚遇到麻烦时，她意识到“一个中国母亲可能会帮帮忙，但美国母亲不会……当然，一个中国小孩会屈服的，但索菲娅可不会”。她在女儿家的保姆生涯（也就是说对索菲娅的改造）最终以失败告终；女儿带着她去找公寓。至此，老太太处心积虑维持的华人心目中的“家”终于不复存在了。但是，小说的结局是出乎意料的，老太太“没有守着一部电话机单独生活”，而是跟爱尔兰亲家母贝斯住在了一起。随着彼此的熟悉，贝斯称这位华裔老太太为“荣誉爱尔兰人”、“永久居民”；华裔老太太也最终承认：“我不应该说爱尔兰人这、爱尔兰人那的……他们说话算话。”这个戏剧性的结局意味着两种文化交流的成功，也体现了作者任碧莲所追求的各种文化之间自由的交流以及文化身份的自由流动。

小说的结尾各个人物都不再执著于对族裔本源文化的津津乐道，而是努力去理解、借鉴其他文化中闪光的东西，这是作者对美国“大熔炉”神话中僵化的族裔概念的挑战。正如任碧莲自己所言：“在我身上有的东西，在其他文化中被我发现了。”对此，有评论家这样理解：“无论是我身上闪光的东西抑或是令人汗颜的东西，我都从生活在另一种文化的人们的身上看到：优点我要学习之，缺点我要改正之。”[4]（P33）不难看出，任碧莲的多元文化观要求以各族裔“边缘”文化解构美国社会以男性白人为“中心”的霸权文化，追求的是各种文化之间无阻碍的交流以及文化身份之间无种族背景困扰的自由流动。[5](P151)总之，任碧莲借《谁是爱尔兰人》这个短篇小说所表达的是自己一贯的独有的文化观，即在美国社会的多元文化语境中，每种文化都有发展和变革的必要，各种文化之间的交流和文化身份的流变也应是必然趋势。她说：“我们必须看是什么东西把我们作为一个国家民族而聚合起来，而不是去看什么东西使我们各自相异。”[4](P30)所以，我们说，任碧莲不愧是一位“多元文化语境中的探索者”[6]。

注释：

[1]程爱民：《美国华裔文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任碧莲著，郭英剑译：《谁是爱尔兰人》，外国文学，2002年，第4期。

[3]郭英剑：《冒现的文学》，暨南学报，2004年，第1期。

[4]范守义：《〈典型的美国人〉——一个美国故事》，载任碧莲，《典型的美国人》，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5]李国正：《自由精神的文学思考》，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6]王理行：《美国多元文化语境中的跨文化探索者》，外国文学，2002年，第2期。

（苏翠英 山东菏泽学院外国语系 274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