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世纪90年代城市小说中有一类以表现市民生活为主要题材的小说，其中以池莉、方方、范小青等作家为代表。这类作家以城市小市民的日常生活状态为其表现对象，人物以生存为动力和旨归，作家对于这种市民价值观采取认同并欣赏的态度。

关键词：20世纪90年代 城市小说 市民化

真正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城市建设肇始于20世纪50年代。从这一时期开始陆续出现一些描写现代城市生活的小说，例如《我们夫妇之间》、《在悬崖上》等。这种写作题材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一直持续到当下，其间一直没有中断，并且随着城市化建设的不断加快，城市文学在20世纪90年代成为文学写作的重要题材和内容。

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开始不断加速，开始有计划有目的的建设现代城市。城市小说这类反映现代都市生活的小说类型迅速壮大。城市小说类型很多，其中有一类以描写城市中下层民众的生存状态为主要对象，用看似冷静实则充满悲悯的眼光来打量他们的日常生活，作者希望在这种“生活之流”的写作中找寻生命的本来面目。其中以池莉的《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范小青的《城市民谣》以及刘恒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张欣的《掘金年代》等小说为代表。这些小说采取认同城市以及小市民的生活状态的姿态。

池莉以“新写实三部曲”（《烦恼人生》、《不谈爱情》、《太阳出世》）和短篇《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叩响文坛。她的小说塑造了一系列小市民人物群像，如《烦恼人生》中的印加厚，《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中的“猫子”等。

武汉地处南北交通必经之处，南北文化杂处，很难产生如北京的皇城文化和上海的商贾文化。地域上的枢纽作用，经济上相对滞后于其他大城市以及人员构成的混杂决定了武汉产生了数量众多的小市民。池莉提出“我们大家都是小市民”的“泛小市民化”的观点。她提出两条理由：一是“新中国成立后，经过社会主义改造，资产阶级和贵族都不存在了，全国只有平等的生活方式一模一样的市民”；二是大家都生活在物质匮乏的时代，而物质匮乏是不可能产生‘精神贵族的。因此，大家不过是“市民”。[1]池莉认同小市民的价值观，了解他们的生存困境，她拒绝用高蹈的姿态来描写所谓的“英雄”，认为市民小百姓就是英雄，“雷锋就是一个小兵，如果他复员的话，就是一个普通小市民。”[2]她从内心为老百姓写作，“只有我们中国很奇怪，自己非常的老百姓，还老是把自己看得高于老百姓，我不想这么虚伪。我本来就是老百姓也乐意为他们写作。要知道，中国老百姓从来都是没有个体生命的，从来都是被强权话语和由这种话语所书写的历史所淹没。我希望我的写作，关注和张扬了中国人个体地位和历史。”[3]池莉喜欢和她笔下的城市小市民，在她的《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中，燕华们锦簇一团的走在汉口街头的美丽风景，就成为这种文化精神的象征，而高蹈的启蒙者姿态往往会受到嘲弄和谑笑。例如有着作家梦想的“四”给“猫子”讲所谓的小说灵感时，“猫子”却已经进入酣梦了。

与20世纪80年代末创作的一系列表现生存困境的作品相比，20世纪90年代池莉小说有一些新的变化，但中心性的“市民精神”仍然没变，甚至进一步加强。这一时期创作的《你是一条河》、《青奴》、《你以为你是谁》、《绿水常流》、《闻鸡起舞》、《来来往往》、《小姐你早》等小说出现一些新的命题和新思想：“一、是对‘不屈不挠的活的精神的称许，对活命能力，尤其是对行为能力的肯定与道德主义的否定。二、由对行为能力的肯定，进而对知识分子的温情主义，所谓的教养进行反思和质疑，呈现出对力的崇拜和反智倾向。三、女性作为主动性与主导型的家庭角色担当家庭及社会义务，在这种角色的易位过程中，女性获得自雄的意识，对男性世界，尤其是知识男性表达了一种明显的挑剔，失望与委婉的不敬。”[4]

《你是一条河》描写生活在沔水镇上的寡妇辣辣为了养活七个孩子左突右支的故事。小说对辣辣不顾一切地求生存表示出赞许和认同。当1961年沔水镇大饥荒，辣辣为了换取粮食，与粮店职工老李做了肉体交易，女儿冬儿了解一切后，告诉母亲“我们不要臭米！”，辣辣痛打了冬儿，认为“一个寡妇人家喂饱七张小嘴容易吗？送上门的六十斤雪花花大米能不要吗？”在这里，辣辣的身上再也看不到传统伦理道德所认同“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观念，而将生存放在首位。《来来往往》写的是一个靠妻子的关系而爬上来的男子康伟业厌倦了老婆段丽娜，而与现代都市女郎林珠展开的浪漫爱情故事。康伟业与《烦恼人生》中的印加厚的明显不同之处在于，康伟业对于生活有更多的不满。这种不满来自于现代都市所激发的种种欲望。

方方与池莉相同之处在于方方笔下描写的也是武汉市景——“河南棚子”里生活的小市民的状况，但不同之处在于方方更多地用知识分子的姿态来思考他们的生活，因而她笔下的武汉市景已不再简单是对市井生活的摹拟与仿真。方方的《行云流水》写的是大学副教授高人云的琐碎生活。高人云进理发店掏不出八元钱而被理发店老板奚落，治胃病而无钱买药，夫妻共用一张书桌。妻子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却经费不足，写论文又挤不出时间。生活充满了无休无止的苦痛，而这种苦痛又是小市民必须每日面对的，方方同情小说中高人云夫妇的状况，这种视角就是一种知识分子视角。小说《落日》描写丁老太好不容易拉扯丁如虎、丁如龙两兄弟，但两兄弟因为一个要结婚、一个嫌弃老母不干净不愿赡养她，丁老太一气之下喝敌敌畏自杀，两兄弟将未死的母亲送到火葬场。这种写作结局是带有方方的批判意识的，她认为，“所谓的‘平民意识最危险的地方，就是宣扬一种知足常乐的妥协精神，对现实缺憾采取一种无奈和认可的暧昧姿态，试图调和和道德与历史的冲突。在主体愿望与客观现实产生冲突时，主张以收缩、压抑自己的欲望诉求来求得内心平衡。”[5]

与池莉、方方擅长描绘武汉市景不同，同样表现城市下层民众生存状态的作家刘恒将目光投向下层北京市民。《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张大民是没有多少文化但为人正直的年轻人，为了自己的生存他想尽办法在自己家里安下了床位，总算结了婚。为了扩大自己的院落搭个小屋，他与邻居亮子斗起了狠，被亮子用板砖拍了脑袋。总算连骗带耍无赖，多盖了自己的居室，不用再听三民和他妻子半夜的“咆哮”。为了借钱，他讨好二民，为了变更的拆迁合同他同拆迁公司又动起了手，终于张大民弄到了一套房，可是却下了岗。张大民的生活用“痛，并快乐着”来形容是最恰当不过的。张大民靠耍贫嘴调和着自己与别人的矛盾，安抚自己与外在世界的不协调。我们看不到张大民面对生活种种的不如意有一丝的懈怠和松劲。就算下了岗，张大民依然靠卖热水瓶来寻找自己的位置。这可以看出刘恒对张大民式的小市民的价值观的认同和赞赏。倒是小说中五民——一个靠自己读书、当官而闯出来的年轻人，作家给予了否定和嘲讽。张大民的妹妹二民得病快要死了时，五民没有值班看守，只敷衍地待上半个小时，就不见了。这种对市民精神韧劲的张扬的生存态度在他的《狗日的粮食》、《伏羲伏羲》等小说中也反复出现。

刘震云也擅长描写北京市民生活。《一地鸡毛》以“小林家一斤豆腐馊了”作开头，描写北京某小公务员小林一家的日常生活。小说写了睡觉、起床、洗脸刷牙、卖豆腐、和保姆纠缠、请客吃饭、上班下班、调动工作、孩子入托、买白菜、卖鸭子等一系列鸡头碎脑的生活。小林的烦恼就像池莉笔下的印加厚一样，永远有数不清的麻烦，并永远有与之战斗的勇气。

池莉、方方描写的是武汉市民的生活景象，刘恒、刘震云描写的是北京市民的繁杂琐事，范小青则试图描写江南小城市民的生活状况。范小青的《城市民谣》一开始便写主人公钱梅子“下岗”待业了，然而钱梅子并没有痛苦，只是有些惘然若失。后来在初恋情人的帮助下，办起了餐馆，成功之后的钱梅子亦不见多少喜悦，仿佛一切本该如此。面对像河流一般奔腾不息的生活，钱梅子们用平和的态度去体验生活中出现的种种波澜，既没有王朔式的“人生就像是一条河，流着流着就成了浑汤了”的调侃，也没有《你是一条河》中辣辣的泼辣与愤激。“如果说范小青的小说具有诗性的话，池莉的小说则是世俗性的；如果说范小青的小说是历史的表述的话，池莉小说的时代性则是非常强的。”[6]

描写江浙一带生活状况的作家除了范小青外，还有一个重要作家就是王安忆。王安忆在90年代推出了小说《长恨歌》。小说是怀旧的，描写30年代上海小姐王琦瑶传奇的一生。她成为上海小姐之后，委身于官员李主任，可是李主任在解放前流亡。后来，她又先后与阿二、康明逊、程先生、老克腊等人产生感情纠葛，直至在一个窃案中被小流氓杀害。考察王琦瑶的一生，我们发现“王琦瑶正如同上海，在爱丽丝公寓金屋藏娇的一生，她似乎也是生计多于情感，并且很快就各自东西，避免了以后的难题。这是典型的上海女人，守住平淡和日常细节，有一些的心计用来对付度日，却不是不满现状动辄发怒激烈不已，也不是燥野不羁闯荡江山的女人。”[7]王安忆在一篇谈及苏青及上海传奇时这样写道：“说起来也是，这城市流失了多少人的经历和变故，虽说都是上不了历史书的，只能是街谈巷议，可缺了它，有些事就不好解释，就有了传奇的色彩，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上海的历史的传奇性的意象。其实，每一日都是柴米油盐、勤勤恳恳地过着，没有一点非分之想，猛然间一回头，却成了传奇。上海的传奇均是这样的。”[8]

20世纪90年代的城市小说试图用市民精神来抵抗五六十年代城市小说中关于城市的宏大叙说，用卑微具体的生存困境来代替城市是什么，以及城市生活应该如何一类的思考。面对日益熟悉的外部世界，我们感觉到了这些小人物的生存欲望，用“埋头生活，不问世事”来形容他们的状态是比较贴切的。“它们对‘城市的民间化叙事在一定程度上被定位于传统的象征秩序谱系内，有关城镇民间社会的‘世情生态的构想或多或少具有某种古典主义情调和平民乌托邦色彩。”[9]

以上列举的小说大多将眼光投注于小市民，以描绘市井状况作为重点，将人物的命运放置于具体而卑微的生存困境中并由此作出种种反应。作家对于笔下的人物状况充满了同情之心。这些都是20世纪90年代城市小说写作中的重要的一个类型，它与同时期产生的对于现代城市的抵制、贬抑型的写作态度，对于现代城市认同乃至颂扬的写作态度，重在表现现代城市的欲望的写作态度一起构成20世纪90年代城市小说的写作图景。

注释：

[1]李骞，曾军：《浩瀚时空和卑微生命的对照性书写——池莉访谈录》，长江文艺，1998年，第2期，第61页。

[2]池莉：《我坦率说．池莉文集（4）》，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223页。

[3]赵艳，池莉：《敬畏个体生命的存在状态》，小说评论，2003年，第1期，第38页。

[4]孙先科：《故事的传奇性和精神的反传奇——对池莉20世纪90年代小说创作的透视及反思》，文艺理论研究，2000年，第1期，第70页。

[5]黄发有：《准个体时代的写作——20世纪90年代中国小说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60页。

[6]陈国恩，吴矛：《市民世态、历史文化、欲望叙事——20世纪90年代城市小说的三种表述》，福建论坛，2006年，第5期，第92页。

[7]艾云：《用身体思想》，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24页。

[8]王安忆：《寻找苏青》，上海文学，1995年，第9期，第33页。

[9]杨经建：《90年代“城市小说”：中国小说创作的新视角》，文艺研究，2000年，第4期，第86页。

（叶澜涛 广东湛江 广东海洋大学文学院 5240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