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反讽”是文学创作的重要艺术手段，它给文本带来了超越文字的丰富内涵，扩大了文本的张力。鲁迅的作品比较自觉地运用了反讽艺术，《阿Q正传》就是较为成功地体现“反讽”运用的作品之一。无论小说的标题、主题揭示的过程还是小说语言的表达，都具有反讽特点，这种“含泪的微笑”的风格使作品更具深刻的思想内涵。

关键词：鲁迅 《阿Q正传》 反讽

“反讽”一词来源于希腊，原指希腊喜剧中一种被称为“一个佯装无知者”的角色，后来“反讽”被解释为“讽刺”、“嘲弄”，使用在修辞学中，19世纪上半叶被德国浪漫主义文学理论家扩展为文学创作原则。布鲁克斯把“反讽”定义为“语境对一个陈述语的明显的歪曲”，即文本的词语和陈述会因为语境而发生扭曲、变形，让表层意义和深层意义的不一致，出现“新义”，而且这“新义”应该具有讽刺效果。

鲁迅是中国作家中比较自觉地运用反讽艺术的人之一，他笔下亦庄亦谐的语言，喜剧式的悲剧人物，戏谑般揭示的严肃主题，很好地反映了反讽的艺术效果。《阿Q正传》是其比较优秀的作品，小说的标题、立意和语言都体现了反讽的成功运用。

一、小说标题构成的反讽。作者用了一章来解释标题，首先指出“阿Q”这一人物名字的来历。在这个解释过程中，我们发现“阿Q”的原名，无论是“阿贵”还是“阿桂”都具有殷实的气象，而且虽然阿Q姓不姓“赵”似是而非，但毕竟阿Q的姓也是与当地一个旺族、大姓联系在一起的，所以“阿Q”这个名字还是比较富贵的。但生活中的阿Q既不富也不贵，像虫豸一样生活在贫贱之中。就在对阿Q姓氏的考证中，作者还插入了一段生活情景，那就是赵太爷的一句“你哪里配姓赵”如何剥夺了阿Q姓赵的权利。正如另一部作品《祝福》中的“祥林嫂”，她的悲惨遭遇是对“祝福”和“祥林嫂”的“祥”字的彻底否定。标题中“正传”一词更是有着反讽意味。“正传”是指章回小说、评书的正文，或指要叙述的正题，作者在文中也说道：“……便从不入三教九流的小说家所谓‘闲话休题，言归正传这句套话里，取出‘正传两个字来，作为名目……”“正传”一词既像是杜撰又与阿Q一生卑微处境形成矛盾。不只《阿Q正传》和《祝福》，还有《药》和《明天》，小说的标题都有反讽意味，“药”是救治民众的愚昧麻木的革命党人夏瑜的血，却被愚昧麻木的民众吃了下去；“明天”是充满希望给人新生的意象，而《明天》中单四嫂的“希望”儿子宝儿还是死了。

二、小说中对阿Q生活喜剧的表达和其人生的悲剧本质形成反讽。小说中的阿Q总会给人带来“欢笑”，因为他的行为举止常常超出人们的正常思维，出其不意地用他的方式解决各种问题。因为癞头疮，他和未庄人发生冲突，被别人抓住暴打一顿、还被要求承认是人打畜生时，他会和人商量：“打虫豸，好不好？我是虫豸——还不放么？”他输了钱，切实地感到了苦痛，却“擎起右手，用力在自己脸上连打了两个嘴巴”，打完后心平气和起来。突然萌发的“爱情”让他毫无征兆地跪在吴妈面前，赤裸裸地表达“我和你困觉，我和你困觉”。因这件事被打后，“似乎一件事已经收束，倒反觉得一无挂碍似的”。阿Q被抓进了栅栏门，在画押时，他伏下身去“使尽平生的力画圆”，“生怕被人笑话，立志要画得圆”，但阿Q惟一一次立志的事情却并未完成得完美，使他佷“羞愧”。直至阿Q要被砍头示众了，他很想唱“手持钢鞭将你打”，但两手都被捆着，于是无师自通地喊了半句从来不说的话“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带着一些遗憾。在整个故事中，作者没让阿Q表现出一丝一毫的悲伤和痛苦，他自娱自乐地活着，并用他喜剧性的表现愉悦着未庄人和读者。我们惯用的以伤痛来表达悲剧的手法在这里被打破了，在《阿Q正传》里，一切的“笑 ”比“哭”更透彻地揭示着悲剧的主题。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在他的需要层次理论中将人的需要分成了五个层次：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其中生理需要指能满足个体生存所必须的一切需要，如食物、衣服、性欲等等。尊重需要是指能满足他人对自己的认可及自己对自己认可的一切需要，如名誉、地位、尊严、自信、自尊、自豪等等。《阿Q正传》中在作者戏谑般的描摹之下，阿Q的人生被剥夺得一无所有。

阿Q是没有人格的，他的人格先是被别人否定，后来是被他自己否定。“阿”是他名姓中唯一可确定的东西，沦落到大街上一只猫狗一样的地位；他的身体可以被恣意殴打，常是被“抓住辫子”“拉到墙上照例去碰头的”。而阿Q呢，先骂自己是虫豸，接着是“擎起右手打自己两个嘴巴”，用践踏自己的人格换来心理的满足，化解所受的屈辱，精神胜利法是阿Q的人格遭受否定、被剥夺后扭曲变态的发泄。阿Q有过生理的需要，但他向吴妈表白后，吴妈哭着要上吊，赵大爷用一支大竹杠将阿Q打出赵府，并借此与阿Q签定了五个条件，地保也讹去了四百文，未庄的女人们见着他“便个个躲进门里去”，也没有人再雇他干活。阿Q因为要追求情爱失去了一切。不仅如此，阿Q对自己想女人的这种思想也是感到羞愧的，在他心里“‘男女之大防历来是非常严的”。情爱不在压抑中爆发就在压抑中死亡，当然这种死亡的形式还可以是情欲的变态。前者如《红字》中的男主人公丁梅斯代尔，在清教徒的生活中他遇到了梅丝特，被她吸引屈从了人对情爱的需求。而在最后，他在人性的爆发中撕开衣服，露出刻在胸前的红A字，和梅丝特一起承受苦难；后者如《巴黎圣母院》中的克洛德，“他一方面憎恨宗教的非人性，一方面又在心里激起了对自己人性要求的憎恨。他极力把这双重的憎恨搅合在一起，使自己成为一个无法解脱的疯狂的人。于是在爱而不得中，他设置了一系列阴谋，劫持爱斯美拉达，诬陷她，直到把她送上绞刑架……”阿Q处境和克洛德一样，色情的眼光、猥亵的行为，便是阿Q情爱被压抑后扭曲、变态的发泄。作品中阿Q与女人的接近有两次：一是调戏小尼姑；二是五六年前，曾在戏台下的人群中拧过一个女人的大腿。如果说马斯洛的五个层次体现人的需要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那么由人格到生理需要的被剥夺便将一个人的人生悲剧深化了。

三、小说语言上反语的大量使用。鲁迅笔下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由于大量使用反语调侃，有人认为他的语言过于油滑。对于这一点，鲁迅也明确地说：“油滑是创作的大敌，我对于自己很不满。”被认为油滑的作家不止鲁迅，老舍也有嫌疑，然而他们还是不同的，老舍是慈善的温和的劝慰，鲁迅却是犀利的严酷的揭露。鲁迅似乎也无意改正自己这种风格，他在《故事新编》的序言中说：“过了十三年，依然并无长进。”反语是鲁迅让丑相无处遁逃的武器。《阿Q正传》中反语的使用加强了喜剧效果，也让我们在微笑中更见作者的泪和怒。革命发生后，“假洋鬼子回来时，向秀才讨回了四块洋钱，秀才便有了一块银桃子挂在大襟上了，未庄人都惊服，说这是柿油党的顶子，抵得上一个翰林”，这里的“银桃子”是革命党徽章，“柿油党”就是自由党，虽然作者在《<阿Q正传>的成因》中说：“‘柿油党……原是‘自由党，乡下人不能懂，便讹成他们能懂的‘柿油党。”用未庄人的未见过世面来阻止读者的疑惑，我们仍然强烈地感受到作者隐去的意图，这里显然用了一个克制陈述，革命应该是轰轰烈烈、众人皆知而且严肃的，却以“银桃子”“柿油党”这样滑稽的语言戏谑地写出，其目的在于“故意把话轻说，但使听者知其重”。鲁迅对革命一直有着冷静的思考，他内心热与冷矛盾冲突着，他满腔热情，希望革命改变现状、改变民众的精神，而又冷眼看穿其中的种种弊端，这句话既反映了未庄人愚昧保守，更批评了革命的不彻底和脱离群众。

文学的魅力来自文本巨大的张力，在有限的文字里给读者尽可能多的意义；文学的魅力还来自文学语言的陌生化，突破正常表意的方式，给读者带来新奇感从而关注它更深层的含义，而“反讽”使得《阿Q正传》具备了这些魅力。

（徐曼宇 江苏徐州高等师范学校文理系 221116）